官员为3个情妇安排工作 2个在电视台

　　向商人“借款”敛财、明目张胆收取“好处费”、以经营农场名义“漂白”非法收入、为三个情妇安排事业单位工作、四天报销15.5万元的住宿和餐费……海南儋州原市委常委、秘书长权晓辉利用公权敛财、肆意挥霍公款到了毫不遮掩的地步。

　　日前权晓辉因贪污受贿1577.5万元，被海南省二中院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有个人全部财产。多年来，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为个人捞取利益，而相关监管制度却环环失控。

　　利用公权力织就个人敛财关系网

　　市委秘书长的职责，是负责协助市委领导处理会议、文电、公务接待等细节性事务工作。任儋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权晓辉，正是利用工作中与市委主要领导比较接近的优势，利用公权为自己编制了一张“敛财关系网”。

　　“精明能干”“长袖善舞”是很多干部对权晓辉的评价。事实上，这位很多人口中的“能人”，通过工作把公权化为私利，经过巧妙“勾连”，编织成了一张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网。

　　为达到索取贿赂敛财的目的，权晓辉借“秘书长”“市委班子成员”的身份到处借钱，既不打欠条，也不约定还款日期，甚至和一些房地产商见一两次面就开口借钱，绝大部分款项到案发时也没有偿还。2012年年底，权晓辉向一位姓范的商人“借款”100万元。范某说：“他是秘书长，跟政府主要领导天天在一起，关系硬，谁敢惹啊？”

　　据办案人员介绍，权晓辉早年毕业于河南省司法学校，曾在河南省高院任职6年，他非常狡猾，犯罪行为往往借助司机、胞弟或者他人之手完成，自己不留痕迹。

　　权晓辉先后利用亲属名义注册三家公司分别在2000年、2002年、2012年承包东方市、三亚市、儋州市农村土地共计1979亩土地，承包期都在30年以上，租金最低的每亩仅35元，其中在三亚市红沙镇承包的230亩土地，在2008年被征用获得460万元补偿。

　　此外，权晓辉利用职务影响，采取先占后租、请乡镇干部从中斡旋等方式，以最长期限、最低价格大肆圈地兴办农场，通过经营农场的方式“洗白”受贿黑金。

　　更令人瞠目的是，权晓辉利用职务便利，竟将公款报销也作为敛财的一种方式。权晓辉在儋州市任职四年多，接待、差旅、交通、考察等公款消费报销共计404.94万元，其中，接待费用359.58万元，年均80万元。仅2012年10月26日至29日的4天时间，就报销了6.7万元的住宿费和8.6万元的餐费。

　　经营农场和拥有情妇是公开的“秘密”

　　权晓辉交待犯罪问题时说，我担任儋州市委常委后，小事不检点，大事不用心，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价值取向和利益得失判断事物，生活日益腐化，放弃了对事业的追求，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经营农场、炒股、追逐金钱美色等。

　　在办案人员看来，权晓辉为所欲为的主要原因在于监督缺失。权晓辉借助亲戚的名义四处经营农场、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这些在儋州早就是众人皆知的“秘密”。

　　权晓辉分别将三名情妇安排在三亚市电视台、儋州市电视台和儋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事业单位的新进人员原则上应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三家事业单位中，两家仅通过单位党组会议后，就为权晓辉的情妇办理入职手续，三亚电视台则甚至直接为权晓辉的情妇办理了入职手续。

　　在权晓辉任秘书长期间，市政府的财务监管制度形同虚设。一位儋州市政府的知情人说，接待工作“定点接待、统一结算、事前审批”“禁止领导干部和上级到下属单位报销个人支出”等规定，只要有一项执行到位，涉案的近360万元接待费就不会被随意支出。

　　另外，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主办的节庆赛事活动缺乏专业的评审机构，自由操作空间很大。海口苏伦高娃公司先后承办了儋州市8次赛事，总收入729.3万元，其中利润200万元，向权晓辉行贿达225万元。

　　十几年前开始受贿却一直仕途坦荡

　　目前，各地都建立了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但一方面，部分地方的政绩考核内容突出GDP等“显绩”；另一方面，政绩考核与干部使用还没有很好结合起来，存在上级主要领导或“一把手”说了算，考核表格说了算等问题，导致一些干部的贪腐被长期遮盖。

　　考核表上的“辉煌业绩”，成为权晓辉有效的“伪装马甲”。在2011年儋州市领导班子换届考察的干部集中投票中，权晓辉的优秀率竟高达75%。

　　权晓辉历任三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三亚河西区工委书记、市委常委兼河西区工委书记、儋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早在2002年，他就多次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收受他人贿赂。然而，权晓辉的升迁之路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直至2013年案发之后，纪检监察机关才查实了此前的不少犯罪事实。

　　儋州市政府一位干部说，权晓辉的一些贪污犯罪的违法行为，早在任三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时候就曾发生，有关部门也并不是一点都不清楚。权晓辉之所以能被继续提拔任用，说明组织部门的考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海南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干部认为，在以往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中，由于群众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不够，往往出现“暗箱操作”和各种不正之风，导致一些群众反感甚至民怨颇多的干部能够升迁，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有办案人员提出，反腐败应构建干部提拔的事后追责机制，对那些提拔了“贪腐干部”，有失察责任的领导人也要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