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盛宴海外媒体靠边站 谣言八卦满天飞

       时下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大业已然成为世界舆论聚焦点。仅在近三年中，从刘志军、薄熙来、谷俊山、周永康，再到逐渐现形的徐才厚和李鹏家族，渐次逼近中央的高级官员沦落为被反腐的对象。对此，中共决策层固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作为社会舆论引领者的海内外媒体同样功不可没。只是，虽然在此轮打虎中官方已经给予媒体较大的尺度，但是为避免干扰案件调查运作以及媒体管理惯性，中国媒体们大多只是在外围清剿。

　　而大陆以外媒体则因为缺乏足够的触角和资源，使得各类不靠谱的政治传闻和八卦满天飞，很少有能够以“真凭实据”的新闻报道真正触及并撼动如薄熙来、徐才厚、李鹏者。对于海内外媒体来说，像《纽约时报》曾直指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权威报道不失一个较为适当的范本。这种直接展示相关人员涉嫌违法证据的报道对于当下的反腐努力来说十分稀缺却也实属必要。

　　打虎成媒体盛宴 官媒试图主导舆论

　　以习近平领衔的中共决策层的反腐面逐渐扩大，已经隐然从被称为“政法沙皇”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延烧至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与前中国总理李鹏及其家族。周永康案已经瓜熟待落，作为其关键节点之一的刘汉案也正在被审中。与此同时，坊间频频传出涉及徐才厚和李鹏家族李小鹏和李小琳的各种言论。其实，在周永康案因一句“你懂的”而明朗之前，各种传闻也是甚嚣尘上。

　　近日陷入焦灼状态的是李鹏家族。首先是因为中央巡视组对三峡集团的入驻和调查，点出存在的大量问题，官媒新华网直指“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当时已有颇多传闻猜测这位“老领导”就是与三峡工程有较多关联的前总理李鹏。此后有港媒开始发力，以较为具体的调查性报道揭开李小琳与一家离岸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牵扯已落马的周永康秘书冀文林，并涉嫌拥有多个身份、从事某种假公济私交易。

　　其实在李鹏家族惹火上身之前，坊间也有传言称对另一位军中的“大老虎”徐才厚的调查也正在进行。近日也有海外传闻称，今年春节前夕徐才厚跟随习近平露面时，主动上前和习近平搭话，习近平置之不理。另外，近期被控诉的一位名为赵丹娜的女子涉嫌洗钱100亿港元（约合12.9亿美元）。而这位女子或许就是徐才厚家的“白手套”。然而，这种小道消息和猜测都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同对李鹏家族的报道和传闻类似，中国大陆媒体在进行了报道和转发的时候，也未受到相关管理部门的直接约束。

　　政情观察人士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衔的反腐团队采取了与其前任胡锦涛不同的反腐策略。胡锦涛在其执政后期对谷俊山、薄熙来等人的处理基本都是发现问题立即动手。而习近平在执政初年采取的反腐策略则是“剪裙边”式的由外而内、顺藤摸瓜般围剿。显然，第一种反腐方式立竿见影，即时效果明显，第二种则稳扎稳打，重在扩大战果和长久影响。后一种反腐为媒体的参与和挖掘提供了条件。

　　习式反腐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十八大后即启动的周永康案。周永康在中石油、四川、政法系统培植的一批势力相继被“清洗”，中共对周案的调查迹象虽然日益明显，但官方一直隐而不发。此前有文章《习式媒体管理悄然生变 周永康案成拐点》指出，“倒周”已进行近10个月后，率先披露和推定周案的存在，西方媒体一度持着静观其变的态度欲说还休，大陆媒体更是将此当做烫手的山芋，根本无一家敢于去碰触此等敏感话题。但是待到周永康所在的四川、石油系统以及政法委遭遇官商大地震后，剪裙边后的核心人物昭然若揭，大陆媒体的追踪速度、密度乃至于尺度，让世界为之一振。

　　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共高层的反腐策略是围而不打，只在外围拔暗钉，完全掌了主动权。

　　而中国媒体们一则需要配合官方的打虎步骤，二则对中共高层人物的报道一向是敏感议题，使得大多数媒体只能在外围捡拾残羹冷炙，或是沦为官方的传声筒，与普通党媒和官媒的角色定位几无二异。

　　也有少数与高层存在某种合作或默契的媒体，在对高层腐败的报道中冲在前边。被认为与高层关系匪浅的《财新网》曾连发5篇详述谷俊山案的长文，率先披露了许多内幕消息。具有较多官方色彩的《新京报》也曾有文章《周滨家乡成“康居乡村”先进典型》，揭开周永康案中家属被调查的信息。一向喜欢赚取噱头的《环球时报》甚至点明“周滨就是周永康的儿子”。可见，极少数存在官方背景的媒体因为自己的独特资源或“特权”在此次反腐报道中占了先机。

　　其实，不论是对周永康案，还是现今对李鹏家族的报道，中国媒体已经获得了比之以往更为宽松的的尺度。但是，不论是跟风转发，打擦边球，还是事后发力，都远未发挥出媒体具有的巨大潜力。媒体能力和价值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调查性报道的质量水平，也只有深度挖掘和率先披露，才能够奠定其在同行、舆论、时政中的实打实的地位。其实，并非中国媒体不具有这种能力，更主要是因为特殊的环境使然。

　　中国以外媒体谣言频传 打虎靠边站

　　在已持续逾年的周永康案、当下日益现形的徐才厚和李鹏家族，再加上之前的薄熙来案与谷俊山案中，大量来自海内外未经证实的谣言往往盛传于舆论之中。这种景象几乎成为中国政治特色之一。这也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之下所出现的一种怪象。

　　官员腐败问题，尤其是高层政治人物的腐败问题，一直都是坊间热门话题，也是媒体热衷于追逐报道的重要新闻题材。中国大陆以外的媒体大体上出现一种分化：一是对中国一手消息的二次整理和分析，二是对各种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的转发和联想。由于中国媒体舆论和严格管理，许多从内地流出的不能见诸当地报道的消息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从而出现了对当地的新闻报道从国外流向国内的“怪异”现象。马航事件中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并引起中国民众对本地媒体的强烈不满。

　　另一方面，因为国外媒体对内地放出的消息缺乏证实能力，也不能够进行直接有力的调查报道，为政治谣言的滋生和疯长创造了绝佳环境。另外也有一种不得不提的政治手段，即中国政治人物故意向外媒“放料”，“透露”或真或假的消息，以期通过舆论影响达到某种不便告人的个人目的。例如，十八大前后对常委的各种猜测版本、海外媒体曾多次“盛传”习近平的内部讲话、退休老人警告习近平放缓打虎步骤，后来都被证明是假消息，但在当时都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的。

　　虽然大陆以外媒体的敏感类新闻报道一般不会被中国民众所知，但是中国政治人物仍然无法忽视其所造成的国际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并不会被完全被隔绝在中国以外。在中共十八大领导团队换届之前的2012年10月26日，《纽约时报》刊发一则新闻《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报道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家人暴富的详细过程和关键环节，对中国政治造成直接冲击，温家宝不得不在退休后多次作出回应。该报道记者则因之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国际报道奖。

　　虽然报道并未涉及温家宝本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但是其家人难为外道的发迹手法却因之成为定论。之后的问题只是中共高层是否会启动对其家人的调查。而在绵延逾年的对周永康案的调查中，再无此类直接有力的新闻报道。即使是此次港媒对李小琳的深度报道，也多被认为尚未达到“一击命中”的效果。李小琳甚至能够在报道数天后杀个“回马枪”。

　　当然，这一局面的产生也不是没有原因。《纽约时报》报道出现后，该报立即被中国封杀于国门之外。另外也有其他媒体试图报道中共高层领导人家属涉贪新闻时，受到中国方面的施压而未能行。其实，如果此种深度而有力的报道能够用来指证早已是千夫所指的周永康等人物的腐败行为，不仅不会被封杀，对于中国的反腐工作也当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