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六四事件25周年越来越近，进来也不断有当年六四的参与者对于此发生。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周舵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应该摒弃敌我二分的思维，超越义愤，集中精力思考事件深层原因，以及如何避免事件重演，走好民主自由的道路。他希望勿让民间的“六四”情结跌入“党文化”的陷阱，“和共产党在同一个水平，就无法战胜他”。
与刘晓波、高新、侯德健情况均不同，周舵是当年“广场四君子”中，唯一目前仍留在内地又能较自由地发表政见的。近年，周舵屡屡撰文呼吁，透过渐进式民主改革，先建立法治基础，再逐步推广民主选举，是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最可行道路。在他看来，这条道路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就是“党文化”的思考方式。
周舵引用旅美学者余英时的话说，大家多关注共产党对中国造成的表面破坏，即杀了多少人、迫害多少人，但未看到更深层的，与传统道德、价值观相违背的、反文明的文化，“这就是党文化”。在周舵看来，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一旦把对方界定为敌人，关系就成了“敌我矛盾”，可以不把人当人，任意处置。
他说，这种党文化已经深入每个中国人骨髓，除不思变革的官方鹰派，也包括民运人士，但不少人对此全然不觉。他说，现在人看“六四”，常带天使恶魔二分、敌我对立的情绪，而这种“六四”情结，就是马克思主义、党文化的思考方式，与阶级斗争学说同出一辙。
“干六四这样的事就不是人，就是恶魔。这种想法其实就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周舵说，“六四”成因复杂，“应该理解成一次民族悲剧，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路上重重跌了一跤，摔得鼻青脸肿，没粉身碎骨就万幸了。未来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仍有不少万丈深渊和地雷阵。”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在于思考“六四”成因，并在雷区插上警告牌，以免重蹈覆辙。“每个人都应该先反思自己，（对民主化）是否已经尽了责任，尽得好不好。”
他说，25年后回看“六四”，若仍仅停留在义愤阶段，正如满腔理想主义的的早期共产党精英分子，“道德高尚，但知识浅薄”。“要受理性的驾驭，尤其不能被黑白二分的思维绑架……这样才能高于共产党，不然完全在同一个水平，怎么能斗得过共产党？”
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四君子”，65岁的周舵是现在唯一仍可在内地较自由发表政见的人。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身陷囹圄；逃亡至美国的高新成为政治传记作家；音乐人侯德健2006年起定居北京，2011年获准登台演出，曾接受传媒访问称，不愿再触及政治，有意在内地开拓音乐事业。
2013年周舵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转型后，“中共安全部特务”之类骂声铺天盖地，他甚至用“忍辱负重”来形容自己目前处境。他用对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最终结局的惋惜来解释自己的抉择：“政治家最高境界并不是做道德完人和圣贤，而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此不惜忍辱负重。”对于周舵的这番妥协，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理解得来有点悲哀”。
随着政见渐变温和，来采访周舵的记者愈来愈少。但凭借自己的人脉，周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未来宪政民主发展路线的建议，据说已循不同管道送达习李班子的核心圈。周舵常把文章印好交给一名相熟的“红二代”女士，由她转交给儿时好友习近平。最近，又有一名“很有实力”的商界朋友告知，他就周舵的政改建议与“最高决策层”谈了两个小时，据说高层人士对建议未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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