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气象上超越村上春树 那是大气象

　　[按]北京文艺网刊发了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在北京大学演讲后“互动”回答提问时说的一些话。不时口出狂言甚至“胡说八道”，读来不禁脸红。但白纸黑字是抵赖不了的，索性让我转发于此来个“奇文共赏析”好了。

         来源：北京文艺网

　　在中国，提到村上春树，必然会被另外一个名字所吸引，那就是林少华。迄今为止，林少华翻译了村上30多部作品，在翻译界有“林家铺子”之称。虽然近年来林少华已经很少翻译，但是他作品中优美的行文，雅致的意境，始终让村上迷们难以忘记，

　　近日，身兼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的林少华，走进百年学府北京大学，与90后的学子们进行了一段超越年龄和时代的对话，谈翻译，谈写作，谈文学，谈做人。

　　“说我的翻译背离原著，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水平很低，无法沟通。”

　　在推崇林少华的读者心中，读村上作品“非林译不读”；然而，近年来，也有人不断质疑林少华的译作对原著做了太多粉饰，实际上背离了作品原有的意境。

　　“完全是胡说八道”，演讲台上，林少华几乎是脱口而出。在北大，林少华也没有逃脱回答这个敏感问题。

　　从译者的角度，林少华认为他没有离开原著文本，刻意去表达自己的东西，主观上也没有那种意识。

　　“别看我总是和主流有格格不入的成分，可是我毕竟是生在学院体制内的人，我也有学者的要求，学者意味着严谨，我也写论文，也写专著，但是我又教翻译课。所以忠实于原著始终是我的第一标准，区别只在于如何忠实法，忠实什么。”林少华坦言。

　　他认为，有的人翻译忠实的是语汇、语法以及语体，单纯的两相对应，或许丝丝入扣，无懈可击，但是读起来就是缺乏文学作品所能给人带来的无可替代的审美愉悦。他质疑道，“那算是忠实么？那是伪忠实。”

　　林少华认为，自己的翻译是翻译文字背后的东西，传达的是主人公的表情、心跳、律动、喘息，种种微妙的心理活动，他的翻译追求的是意境和审美效果上的忠实。在他眼里，“文学翻译这玩意儿，始终是一种整体意象的对接，整体审美效果的传达，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战略上的绩效。”

　　“百分之百的、纯净水式的村上春树同样在世界上哪里都不存在，连村上自己都说不清楚他是怎么回事儿，你怎么能说清楚。”有人认为，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不纯粹，他认为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还有人批评林少华的翻译作品中有些错误的语言，对此他认为，任何人的翻译都有错误，没有错误的翻译这个世界上哪里都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

　　“批评我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就是水平很低，无法沟通。”在他看来，翻译永远是原作者文体和语言风格，与译者、翻译家的文体和语言风格相互妥协、相互融合的产物，好的则相得益彰，糟的则两层皮，把原著糟蹋了。

　　“我翻译村上是村上的味道，翻译夏目漱石是夏目的味道，但都有我的‘体臭’。”

　　“翻译永远是向原著文本无限逼近的过程，永远在路上。说到底我翻译的村上，无非是我眼中的村上春树，所以我才这样告诉大家，别的翻译家也是如此。”林少华认为，别说是外语小说，就是看汉语的小说，也是一个人一个理解。两种不同的语言，性质就不同，也就没有所谓的原汁原味。

　　他认为，翻译用词很大程度上与词典释义无关。翻译时，一个词的对应词有无数个选项。比如日语有一个词“にっこり（と）”，词典释义为微笑，但是实际上千变万化，微微一笑，淡淡一笑，轻轻一笑，嫣然一笑，粲然一笑，莞尔一笑，笑嘻嘻，笑咪咪，笑吟吟，笑微微，偶尔嬉皮笑脸都不妨一用。

　　“岳飞说兵无定法，翻译也是一样。翻译是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气质的镶嵌，灵魂剖面的对应，出神入化，知者自知。有些人说我的翻译有味道，因为我比一般翻译多了百分之零点五的灵性，有了这些，作品就活起来了，语言就跳起来了。”这是他认为他翻译村上春树作品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然而，他也认为每个人都有局限性，翻译也是一样，不会因为译者的外语功底或者母语功底高，任何外国作家的作品都可以翻译，必然有的会翻译的得心应手，有的则比较难。

　　他解释，“比如村上和夏目漱石我就翻译得得心应手，因为我们都是被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写的也都是小知识分子的困惑，痛苦、无奈、孤独，与我有默契的部位。我们对世界，对人生，对个体感情，对人际关系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价值观，审美倾向大体一致。所以翻译起来相对容易。”

　　除了审美与价值上的一致性，林少华认为，他能够翻译好村上作品的原因是文体相近的关系。“我所擅长和喜欢的语言风格，恰好合了村上春树，合了夏目漱石，村上春树的语言简洁明快，而又带有文人式的幽默，同时又含蓄隽永，耐人寻味，这也是我所追求和喜欢的，这两点正好合拍了，翻译村上春树我就会觉得是一种享受。”

　　他认为，既然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活动，就必然需要主观能动性，需要创造性参与其中，原初的面貌必然发生改变，翻译作品永远是翻译者文体和译者文体相互融合的产物，必然带有他“林家铺子”的味道，但是有个限度问题。

　　“我翻译村上有村上的味道，翻译夏目漱石有夏目的味道，绝不会村上也带有夏目的味道，这是有严格区分的，但是不管怎样，这些作品都必然有我个人的‘体臭’。傅雷也是这样，任何翻译家都是这样，但是都不能超过允许的误差。”他表示。

　　林少华：我的语言风格在村上春树之上

　　林少华因译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而为广大读者熟悉

　　“我的语言风格本身有可能超过村上，但我缺少小说家的才华，怎么挣扎都没有用。”

　　80多部翻译作品，林少华似乎已经没有必要通过继续翻译来证明自己，在他看来，这也是他近年来让自己远离翻译的原因。同时，让大家好奇的是作为作家的林少华，他的文字和作品是什么样的。

　　面对北大学子的提问，林少华风趣地说，“我这些年很少做翻译，一个是因为我自己的名字在书的封面上字体总是小一两号，跟在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后面甚至下面，我觉得很不爽，哪怕他是村上春树。”

　　他笑言，在国际版权公约上，译者的名字必须比作者小一两号，那是没有办法的，抗议也没有用。

　　对于翻译，他认为，“翻译得再好，像傅雷说的，也终究是个‘舌人’，鹦鹉学舌，不过是学的好一点罢了，当一辈子传声筒和舌人，作为一个男人心有不甘，再说我自己又不是不能写，村上春树那样的小说我可能写不来，但是我的文体，我的语言风格应该是不在村上春树之下。”

　　他认为，自己的文体既可以风花雪月，还可以大江东去，既可以小桥流水，又可以铁马冰河，村上多少有些单调。但是，但他认为这不是完全是他的本事，是因为中国传统文人的积淀，土层厚，他不过偶尔挖了一小把。

　　最近四五年，林少华试图改变单纯翻译家的形象，每个星期给报刊写专栏，写两年一百篇，就出一本书，现在已经出到第四本。每当书稿整理出来，就有出版社就抢着要，对此他不无自豪。

　　“但是我小说写不来，我尝试了几次，最后都叹息作罢。后来我明白了，小说家的脑袋是天生的，散文杂文谁都可以写，写好写坏另当别论，小说那玩意儿，能写就能写，不能写死活不能写。”林少华这样认识自己。

　　他表示，村上春树曾经说过，小说家的资质有三项，第一项是才华，他的理解就是文学想象力；第二项是精神集中力；第三项是后续力，或者耐力。他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才华，并且说才华是天生的，与个人的计算无关，该有的时候就自行喷涌，比如说贝多芬、莫扎特，以及一些诗人、歌者，把丰沛的才华尽情挥霍，之后年纪轻轻戏剧性地死去化为美丽的传说，而这对于我们一般人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林少华坦言，“也就是说，我缺少的是写小说的才华，怎么挣扎都没有用。除非某一天上帝突然给我植入当小说家的芯片。”

　　“莫言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在气象上超越村上春树，那是大气象，男人格局。”

　　“大丈夫终究是一种情怀，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精神性别。有此境界和精神，女性也可以是大丈夫，无此境界和精神，男人也可以是娘们儿。”谈到文学创作中的情怀和意境，林少华认为，读书人和文人应该有大丈夫的情怀，也就是关心社会的情怀。

　　他直言，“现在不就有很多伪娘么？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郭敬明同志，脖子上系着的那玩意儿不知是领带还是女人的围巾，韩寒终究还是个男人。我和郭敬明倒是没打过什么交道，但是我的确担心他把孩子们带坏了。”

　　对于郭敬明代表的情怀，林少华持批判态度。“什么小时代啊，现在明明是大时代，他偏偏强调小时代，以及历史空洞化的《幻城》。别人批评他，他还不以为然，他说我就是一个作家，我还要什么社会责任。但是只要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就必须对公众负起责任。犯错没关系，可怕的是不以为然。”

　　之前有记者问林少华，希望村上得奖，还是莫言得奖，他说村上得奖他作为译者脸上有光，莫言得奖他作为同胞脸上有光。然而，“最近我静下心来，比较了莫言全集和村上全集，觉得莫言还是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在气象上超越村上，那是大气象，男人格局，男人没有大气象，没有大格局，枉为男人。”

　　他认为，村上作品所诠释的把玩寂寞、孤独和无奈，相比之下是消极的精神状态，有时还显得滑稽可笑，甚至守护孤独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毕竟守护仍是把玩，不是超越，而孤独的真正价值，在于对孤独本身的否定与超越。在他看来，只有超越孤独，小资的孤独才能升华成大丈夫的孤独，星巴克的孤独才能变成悠悠天地间的孤独，鸵鸟的孤独才能化成鲲鹏的孤独，独善其身的小孤独才能化为兼济天下的大孤独。

　　从文学实践中，林少华形成了自己的文人价值观。北大教授钱理群的话让他印象深刻，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擅长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当官的话不知比现在的贪官污吏糟糕多少倍。

　　林少华认为，“这才是一种孤独，近乎噩梦和耻辱的孤独感。他认为无论作为社会群体还是公民个体，都该有一份清醒，在物欲横流、泥沙俱下的大潮中，孤独自守诚然难人可贵，但不能洋洋自得在此止步，而应该鼓足勇气超越孤独，进入社会关怀和社会批判的大丈夫精神境界。”

　　在他看来，我国古来读书人其实并不缺少兼济天下的宏伟抱负，不缺少致君舜尧的雄心壮志，不缺少欲回天地的济世热肠，甚至不缺少马革裹尸的大无畏献身精神。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大一部分读书人缺少自觉的社会批判意识，就连孔夫子也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他遗憾表示，“这未尝不是对社会的冷漠，和对糟糕体制的姑息，这点在‘文革’期间表现得可谓于今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