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来，徐珏常常在痛苦中睡去，又在痛苦中醒来。她的痛苦不仅仅来自于肝癌导致的肠癌晚期。更深处的痛苦来自于她在1989年6月4日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
当时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后，数千名学生走上北京街头，向共产党干部的腐败和特权表示抗议，并要求政治改革能够得以继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中就有徐珏的儿子吴向东。学生的和平请愿持续了大约50天。但是，就在共产党领导层内的铁腕人物占了上风后，对那场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在 6月3号到6月4号的夜里开始了。不久后，徐珏在北京一家医院的停尸房发现了儿子的尸体。像被闪电雷噼击中一样，她当时就昏厥过去。
命运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给了张先玲致命一击。她当时19岁的儿子王楠本来是想用相机"见证历史"。母亲在一份证词中回忆说，人民解放军战士把儿子视为"暴徒"，将骑着自行车的这个高中生击毙。随后，军方还不允许儿子得到医疗救助。就这样，王楠当晚死在了他头部中弹的地方。
"打破沉寂"
丧子之痛给了这些天安门母亲们继续抗争，永不放弃的力量。四分之个一世纪以来，她们要求调查真相、追究责任、给予赔偿。通过一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天安门母亲们不断的向执政党以及各个党政机构发出公开信和请愿书。她们每年都会于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政协致信，呼吁代表打破沉默、查清事实、赔偿家属、处理责任人。每一封公开信都有同样的呼吁，但到现在为止，她们还没有收到人民代表的任何回复。
25年前震惊中国和世界的事情，如今 在中国很少被提及。党中央当时将1989年的这次学生运动成为"反革命暴乱"，至今没有收回这种说法。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官方很少提及六四，如果提及，也只是将其称为"天安门事件"。直到今天，政府还不承认曾下令向学生开枪。
没有人确切的知道6月4日那天夜里死了多少人。各种独立统计源掌握的数字在几百人到几千人之间。中国政府官方的说法是有36人丧生。仅经天安门母亲查证的死者数目就有大约200人。这些母亲们当中的一大部分人当时年龄在50至60岁之间。如今她们早已经年过70。对于许多人来说，她们所剩时间不多了。
而随着时间增加的，还有中国人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从部分民间对六四的表态来看，政府的宣传工作做得相当过硬。如今，相当一部份中国民众认为25年前的流血不可避免的事情，为的是"维护稳定，保障后来的经济高速发展。"遇害者母亲徐珏也得经常面对这样的现实,她说："我身边的年轻人，包括一些老年人，他们才不在乎别人的苦难。只要自己的钱包越来越鼓，其它的什么事情都可以不顾。"
"人人都会珍惜自己的生命"
对于天安门母亲张先玲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让如今年轻的一代不会再因为伸张公平正义而走上街头。"因为人人都会珍惜自己的生命。六四 开枪镇压之后很多人就吓着了。没有想到共产党会这么狠，真开枪打死人了。"张先玲认为，如今没有人再敢跟政府作对。除非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冲击。她说："不过到那时，他们就不再是顺民了，而是暴民。"
中国当局多年来都严密监视天安门母亲的一举一动。张先玲和徐珏都感受到，今年的监控力度尤其严格。徐珏发现，习近平领导下的 新政府没有一点妥协的意思。而她在电话里做出这番表态时，也清楚地知道她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在政府的监控之下。然而，中国新一届领导层中，已经没有人直接参与过25年前发生的事情。从理论上来说，从新评价六四的道路是畅通的。尽管如此，每天仍有十几名警察对徐珏严加看守，赔她买菜、散步，"形影不离"。张先玲目前也享受着同样的"待遇"。但让她略感欣慰的是，15年前，看守他的警察还高高在上的将她视为犯罪分子。而现在这些在她看来"和谐违法"的警察们私下里也不得不承认：道理在张先玲的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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