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过去了25年，相隔已然四分之一世纪。25年来，为“六四”学生运动讨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依然是许多当年的亲历者及海内外关心这一事件人士的心结和诉求。日月轮转，春秋更替，困惑、失望、焦虑，都没有彻底销蚀心中的这根刺。这一年多来，中共新领导层在改革上的坚定决心，作为上的大开大合，对疑难问题的创新思路，让人们再次燃起对“六四”学生运动重新评价的希望。而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内外的形势又发生多方面的积极变化，我们在今年的社论里表达的希望也就更加热切和坚定。
有希望才是最宝贵的。历史证明，文革后的中共成功地进行了自我修正和更新，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共更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我们相信中共领导层一定明白，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就必须具有强大的自我修正和更新的能力，它是让人民接受“一党执政”的关键依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这更是我们保持希望的重要基点。要实现“中国梦”，要更好地凝聚全民族及海外华人的心志，中共就需要迈过面前的许多沟沟坎坎，“六四”以及重新评价当年学生运动的性质就是其中一个。中共新领导层应该也完全有能力卸下“六四”的包袱，轻装前进。
2013年的今天，媒体呼吁新上台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坦诚和磊落的姿态展现直面历史的诚意，因为惟其如此才能真正维护执政党的尊严、信誉和增强道路、理论、制度上的自信。一年以来，中共新领导层不拘泥于守成，一再宣示改革的大志和胸襟，敢于面对多年来的沉疴旧患，敢于向以往不敢触动的“老大难”问题开刀。从国内的重典反腐、整风清党、经济变招，到国际上重视周边敢于“去美”，变韬光养晦为挺胸抬头、积极有为。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共新领导层在过去一年求变求新、务实强势的做派有目共睹，特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更是中国政治发展一个重要里程碑。尤其是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被外界看作是中国走出以往人治的阴影，使治理国家变得规范、文明，进而使中共从以往的革命党彻底向现代化执政党转变的重要符号。让中共摆脱历史及现实，国内及国外的各种包袱，能够发挥更大潜力去迎接两个一百年，去夯实中国梦的平台，其心之大，其志之宏，已现端倪。
在国际方面，乌克兰、埃及、泰国的社会运动及乱局不断，台湾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学潮亦再次引发人们对“六四”的联想。习近平也曾经指出，维稳首要的就是要消除民怨，重视民意。世界范围内持续不断、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和街头抗争也提醒着中共当局，无论对历史事件还是眼前的乱局，如若一味地采取回避和简单粗暴遮掩的态度，都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可能会让局面愈发朝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沟通、谈清楚、达成社会共识，才是最佳方式。譬如乌克兰危机，利益攸关五大方，目前的僵局显然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妄论解决东西部可能出现的国家分裂。只有透过各方的体谅，尊重另一方的诉求，承认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困局，更要摆脱构建军事势力范围的过时逻辑，真正接受多元力量存在的现实，才能够将问题解决。相反，任何错误的判断都可能酿成人民的极大损失。
今年是“六四”事件过去25周年。当年在事件中故去的青年学子如活到今天，也已年届“知天命”。他们的家人、生者为故者讨一个说法，何罪之有？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死得不明不白如何能安？盖棺论定，是中国人重要价值观。金银可以视如粪土，但名誉绝对重千钧。国际国内形势在变，“六四”也在渐行渐远，只是人们对“说法”的诉求和热情却从未淡去。甚至可以说，“说法”情结根植于中国人的骨髓中，溶于血液中，这种“固执”是绝不可忽视的。其实，不仅逝者，又有多少在世者因为“六四”这个不明不白的说法前途被毁，人生改道，千千万万的家庭受牵连。香港一些民主人士就是因为对“六四”的说法不符合官方心意，而同在一国却无法还乡。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上台，与江、胡相比，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且有足够人民群众衷心支持的习近平，此时此刻选择直面“六四”，则既是勇气与智慧，更是合人伦安民意。
“说法”之所以在“六四”问题上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对那些亲历者而言，当局将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实施戒严并且派遣军队前往广场进行镇压等，是单靠一个“天安门风波”定性远远不够的，毕竟“死一个人也是不应该的”。他们想要的“说法”就是对事件的重新评价，包括：应该重新将学生在“六四”事件期间的活动定性为爱国学生运动；对在当年清场期间受害的学生和无辜人士给予平反，做出适当赔偿；对那些因为参与当年的活动而没有触犯刑事罪的人士，包括学者、学生和政府人员，在事后受到工作上的歧视，都应该平反和做出一定的补偿。
而当局要想给出一个中肯的“说法”，必须首先将当年涌入天安门广场的多股力量进行明确切割。众所周知，“六四”包含着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学生反腐反官倒社会运动，以及社会上小部分人借学生运动而制造的打砸抢事件。虽然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但因为性质不同，主次矛盾不同，故而将党内的路线斗争和打砸抢事件与爱国民主运动严格区别开来就显得尤为重要。爱国群体在表达诉求的过程中，或许参半着一些行动上的“错误”，也可能被外部势力、敌对势力利用，但始终无法、也不应该改变其基本性质。一再地将三者捆绑在一起，只会让“六四”的“结”越来越难解。
其次，当局也需从“六四”事件中反躬自省。比如在情况和信息掌握得不够准确的情况下，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理手法，当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使用文革式的语言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造成对整个形势的严重误判。现在将视角拉回到25年后的当下，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更是要不得。一些原本无伤大雅的举动，如若监管部门一味高度紧张、过度执法，延续以往的专制思维，动不动就抓人、扣人、禁言、销号，不仅容易形成惯性，专制上瘾，更是容易彻底撕裂官民信任和沟通的纽带。当年，学生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对立，甚至互相猜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信任和沟通的纽带被撕裂的结果吗？一些人，如若只是因为参加了“六四”研讨会就被逮捕，就被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欲加之罪处置后快，这种做法只会适得其反，应该尽快释放。一些意见领袖，如若只是因为在个人微博里说了一句为“六四”辩护的话，或旁敲侧击反诘当局就被销号，那么此类严打动作的持续累加，不仅加剧了公众对执政者“专制”的刻板印象，而且还一次次主动将自己意欲遗忘的“六四”记忆拉回到广场中央。
“六四”发生在中共内部激烈争论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如何建设的特定历史时期，争论的焦点是中共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还是引入更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站在十字路口，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六四”发生后不足一年，东欧发生剧变，柏林墙被推倒，两德统一。不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剧变，苏联共产党解散，联盟解体。对中国而言，1990年是最为沉闷和难熬的一年。尤其是苏东事件的发生，直接将姓资姓社的讨论拉回到原有轨道。有一些意见极左的人士认为，改革开放必然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威胁来自于经济领域，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在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思潮曾经成为逐步否定改革开放的邪说，中国再次在十字路口上徘徊。邓小平的功绩在于，在年迈之时坚持原则，努力对这种邪说发动攻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并身体力行地展开南巡之旅。诸如此类的大动作，虽然在“六四”政治风波的阴影中进行，但却能够拨乱反正，防止中国重新滑入极左的政治怪圈。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一大幸事！邓小平不畏惧当时的极左思潮，坚持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稳定的大原则，应该给习近平以及其他后续的执政者提供宝贵的经验和精神指引。要成就大事业的政治领导者必须从历史文明的高度对包括“六四”在内的政治事件给予恰当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共和人民的关系提供长治久安的基础。
习近平作为中共建国后出生的第一代领导人，从一上台就表现出了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领导魄力。媒体一直认为，习近平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的所作所为已经透露出他的执政思维和作风绝对不同以往的领导者，毛泽东在历史关键时期的勇于担当和邓小平面对困境勇敢前进的改革气质与气势都已在他身上闪现，求真务实更是他重要的执政理念。在他的任上，中共会有相当可观与积极的变化，打破常规的“奇迹”会不断冲击外界的感观。重新评价“六四”学生运动对中共未来管治的利弊得失并非雾里看花，相信领导者一定很清楚。即使允许民运人士回国，给予受害者必要的经济赔偿，又能掀起多大风浪？这不就是一个自信的问题吗。中共要扎根民心靠的是实实在在的信誉和作为，靠的是领路人的自信。惟其如此，才是对历史应有的敬畏和尊重，中共自身的执政合法性根基才能得以进一步夯实。“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当年的气魄，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也应该有。值得一提的是，25周年前夕，孔庆东在一片噤声中罕见地谈了有关“六四”的诸多敏感问题。有分析认为，孔庆东的这一动作有官方授意、试探民意的意味。如若这一揣测属实，那么“六四”解扣也许为时不远，我们由衷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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