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25周年，因之而起的热烈讨论产生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积极派认为，中国今时今日的经济奇迹足以证明邓小平当时强力维稳的无比正当性，何况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在改革上的坚定决心、作为上的大开大合、对疑难问题的创新思路，都给民众以足够的信心；消极派则认为，“六四”作为中国历史簿上的真实存在，是其他任何成就无法掩盖掉的。面对“六四”这道坎儿，唯有直面，没有退路。
谈及“六四”，总免不了群情激奋、声嘶力竭和口诛笔伐。积极派和消极派也始终在“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群情激奋，源于事件本身的巨大争议性，从反革命暴乱到天安门风波，从西方和港台媒体密集关注到大陆一片噤声，许多当年的亲历者及海内外关心这一事件的群体情绪在25周年这一敏感时间点集中爆发；声嘶力竭，与爱国学生运动起兴形式相呼应，惟其如此方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诚如“纪念六四25周年烛光悼念晚会”上昔日学生领袖的慷慨陈词，以及对当局的喋血控诉；口诛笔伐，则只能在西媒和港台媒体阵营中觅得踪影，大陆各个舆论场在严密的网络防火墙内安然如旧。
表面平静可能只是表象，内里早已是暗流汹涌。25周年前夕，颇有争议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罕见现身谈“六四”，诸多敏感问题，如爱国民主运动的基本性质、护照风波，来自西方的财物支援，对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功过是非的评价等，访谈直击要害未见回避。有分析认为，孔庆东这一举动可能是官方授意，用以试探民意的“第一弹”。后续地，由半官方性质的《环球时报》英文版接力，当天社评《25年后，中国社会对前进路线更坚定》，在对外释放官方讯号的同时，却也未能摆脱胡锡进特色逻辑下的和稀泥沉疴。如社评既澄清“遗忘说”，提供的论据却只是不愿被敌对势力和西方意识形态误导，之所以不谈论此事正是为了表明中国社会的态度，之所以屏蔽掉了“六四”信息正是为了给改革开放施加积极影响。何况，25年间，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乌克兰局势以及泰国乱局，已然给中国敲响了一记警钟。
虽然逻辑混乱，避重就轻，欲盖弥彰，但《环球时报》还是充当了妄议“六四”的第一家。“六四”纪念日当天，25年前曾因一篇社论引爆血案的《人民日报》，由评论部中规中矩沿着一贯的调门驳斥特权；新华社则还不遗余力地在新疆问题上积累正能量；解放军官方报纸《解放军报》刊登社论《军队越强大国家越安全》，意有所指地提出“强大的军队是一个国家抵御威胁的必要手段”。因为牵扯到国家安全，且在敏感时间点强调军队的保障作用，故而《纽约时报》从中读出了“醉翁之意”，因为当天，安全部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四周以及附近的街头，一些街角，身着绿色制服的男子三个一组站在一起，每群人中至少有一人携带突击步枪。普通警察是这支安全部队的主体，一些人坐在白色的面包车里，等候行动命令。
提到《纽约时报》，其对“六四”25周年的热情不可谓不高。自6月始，连篇累牍的相关文章便开始见诸报端、网端。待到4日，更是首次实现了全覆盖，由点到面，从亲历者讲述到揭秘“六四”后起家的亿万富豪肖建华，从备忘“六四”到被遗忘的天安门，从关注数万人聚集香港维园烛光纪念“六四”到追溯21名被通缉学生领袖今何在，这家一度面临丢失中国这一巨大读者市场的美国媒体，对25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喋血事件关注之密集度，在西媒阵营中显得格外惹眼。
然除数量之巨外，基于西方价值判断所挑选出的“六四”系列文章，并未摆脱厚此薄彼的追逃形式。所谓“厚”，即倾力着墨于中共当局在1989年如何镇压学生运动，镇压之后又是如何想方设法抹去这段不堪的历史，如何以欲加之罪对待昔日的学生领袖以及“六四”关注者；所谓“薄”，即自动忽略掉中共在25年间的自我修正，以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表现出的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执政思维和作风。毕竟，追讨和控诉可以是热烈的、激进的，却也不是为追讨而追讨，为控诉而控诉。
抛开西媒之关注，天安门事件对中国而言究竟意义几何？曾参与报道“六四”抗议潮而获得普利策奖的纪思道一言概之，“它是一个未能实现的转折点。”因为昔日的改革派领导人曾设想，推动中国进行政治及经济改革，以此回应民主抗议活动。而事实证明，中国在经济上繁荣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邓小平设定的轨道上。比之更严厉的反诘在各个舆论场域亦俯拾即是，且不妨当做对《环球时报》社评的变相回击——“六四”事件25年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但整个国家的处境和所面对的问题并不容乐观。
限于政策红线，所以在中国大陆民间讨论“六四”的声音寥寥，即便零星存在，也很难广而布之。利用美国华盛顿各界搭建起的纪念晚会、图片及电影展平台，“六四”学生领袖王丹、中国“公民力量”组织创建人杨建利、“天安门母亲”团体代表尤维洁等人的声音得以传播开来。具体而言，王丹隔空向中国政府喊话：“六四还没有平反，心情不可能轻松。但对我来说，有没有坚持做，比做得到做不到更重要……我想对中国政府讲：不管是25年，甚至哪怕是50年，我们仍然不会放弃。”杨建利和尤维洁也基本循着这一语调，一边拷问当局逆民意而行，一边表达己方意欲抗争到底的决心。
一方以对事件本身的回避和紧张应对之，以至于，每每到了“六四”周年纪念日，总有当局出于维稳计的信息封锁和对敏感人物的提前公关；另一方，如昔日的学生领袖，迫于形势只好通过悼念活动或局部躁动重拾记忆，让“六四”不至于悄然沉默下去。两方诸如此类的纠缠之状，已经持续了25年之久。
事实上，“六四”最大的启示，不是各方口头上的你来我往，而是双方某个层面上的体谅与和解。中共一方需要明白，今时今日的成绩不能当做掩盖昔日错误的借口；无法释怀的另一方也应体谅历史的无奈，不拿当局过去的错误一概而论今日的成绩。在这一方面，“六四”需要向“五四”学习。后者虽然也伴随着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甚至暴力对抗政府等形式，但是迄今为止，人们看到的是它更为积极的一面，如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正是源于历史意义先行于甚至完全覆盖掉了单纯的时间点，不仅“五四”没有成为当局避之唯恐不及的敏感词，甚至还延伸出了五四精神、五四青年节，每年的大型纪念活动更是成了一种重要仪式被固定下来。
“六四”这个扣究竟该如何解？媒体给出了“三步走”策略：首先，将当年涌入天安门广场的多股力量进行明确切割；其次，当局也需从“六四”事件中反躬自省，避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最后，寄望于不断冲击外界感观的习近平，给“六四”最终的重新评价或是一个“说法”足够时间。所谓围观改变中国，希望对“六四”25周年的围观，也能带来些许积极的改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