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老虎联手反扑 人民论坛连抛13文

　　反腐败从「治标」转向「治本」的节点问题，时不时成为舆论聚焦的主题。

　　8月1日出版的《人民论坛》杂志(8月上)，在周永康落马之后，通过十三篇文章对「节点」问题进行了多方位解读。

　　在《反腐节点到来》一文中，将「周案」定义为当下反腐的「里程碑」。该文认为，「节点」可分为三部分，即时间的节点、重心转换的节点和阶段的节点，得出「高压反腐形成的官场地震必须依靠制度来修复和重建，这意味著反腐从以治标为主转向以治本为主正当其时」的结论。可见文章认为现阶段的反腐败已经有了一定量的积累，造成了官场地震，此时就需要「制度化、法治化」地建设「有效的反腐体制和常态化机制」。

　　有学者寄希望于通过制度建设实现「节点」的到来。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在《当前反腐重心走向探究》中认为，造成腐败的根源有三：干部对资源支配的权力过大，制度缺漏监管不力，腐败成本十分低下。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借用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接受采访时说的「现在的反腐举措找遍二十四史都难寻」为由头，认为：「作为受影响最直接的群体，官员队伍的反应则最为复杂，害怕、顾虑、郁闷、旁观、退出、支持等心态皆有……官员队伍的多样化反应，尤其是消极回应，也反映出干部管理中长期存在的松懈、放任，各项制度规定形同虚设等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拓认为：一方面要严格限制权力，另一方面还要让权力充分发挥为公众服务的功能，为其留出发挥正能量的空间。这就需要从制定合适的制度、激活已有的制度、树立制度绝对权威和加强监督权力执行等方面作深入研究和有益探索。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吴丕则将「蛇之七寸」落在「加强外部监督」上，他分析：「从政治监督学的角度来说，监察机关的独立性越强，监督效果越好;并且仅有内部监督绝对不够，必须有强大的外部监督才能有良好效果。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监督之所以效果不佳，导致历代王朝均以腐败告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实行内部监督而且抵制外部监督。」

　　也有学者从干部选用规则和官员财产监督等具体的治理手段上思考。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认为：在某些特殊领域或腐败重灾区，沉痾日久，不「换血」无以新生。面对人才短缺该如何应对?突破观念和体制瓶颈，做到超常规用人是关键。所谓超常规，是指以有力措施将逆淘汰出局者、因保持名节被「冷藏」者、体制外优秀分子、条件限制未及涉腐的高素质人才四种人选用好。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通过现实样本的研究，发现「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并没有呈现逐步扩大、升级趋势，而是呈现衰减趋势。」他认为：「这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试点是一个敏感性较高，牵涉面较广，阻力较大的反腐战略，推进速度缓慢。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建立的关键在于中央的决心，而腐败存量、官员阻力、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态，是影响中央对其持谨慎态度的重要因素。」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法理室副主任张立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者陈宇博，主张法治是消除腐败的真正治本之策。

　　从历史和外部经验的角度看待「反腐节点」，也是一些学者的研究角度。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振萍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反腐败问题，认为：「传统中国是道德与政治合一的，这是理解传统中国官员的基本出发点。传统中国重视对官员的监督，建立起了独立的言官系统，对朝政和吏治起到了较好的监督作用。」

　　日本驻华大使馆政治参贊有马孝典向中国民众介绍了日本在反腐败领域过往的经验：「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日本国家公务员一度广受国内外赞誉。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牵涉政府高官在内的国家公务员的丑闻层出不穷。对此，日本实施了多项改革措施。国会依托在选举中所获得的国民明确且强烈的支持，制定出了《国家公务员伦理法》，据此大幅限制国家公务员的行为。」

　　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郭文亮则对反腐败的影响持谨慎态度：「当下，全党上下对中央加大反腐斗争力度已有高度共识，但对此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必要的准备。如果对风险估计不足、预防不周，不仅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的发生与蔓延，甚至有可能犯下习近平总书记所警示的『颠覆性错误』」。郭认为，「大老虎」的联手反扑和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都是最高决策层需要关注的。他认为，反腐斗争要有顶层设计、公布腐败案件要循序渐进、反腐败斗争的重点要放在制度建设上」。他主张应「解脱一大批幡然悔悟的『小苍蝇』，集中力量打击『大老虎』」。

　　此前不少媒体都对该问题有过讨论，最近的一次讨论来自于《学习时报》。

　　7月21日，《学习时报》刊发题为《反腐转型之路如何走》的文章。作者认为「强劲的反腐风暴开始突破一些人的观望、猜疑、侥倖心理，『反腐无禁区』的制度效应得以初现。」文章继而提出，「在反腐渐入佳境的时候，或许有必要省思：反腐是否迎来了治标到治本的『时机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