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事件正在强烈地暗示：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就任最高领导人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迅速完成了个人绝对威权的塑造，并在巩固中共唯一领导体制的基础上，强化了其自身凌驾于体制之上的独尊地位，直追中共建政后第一代、第二代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
新近发生的这些事态主要包括：一、在采取反腐败手段对政府、军队、政法系统老一代残余势力进行全面肃清；国内政局显然稳定不足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敢于远涉重洋，对拉丁美洲作长达10余天的访问，可见其已经牢固地掌握了最高权力，不惧被打压的权势集团趁机作乱。
二、据报从7月中旬开始，在长达3个多月里，大陆海陆空三军、六大军区举行空前规模、跨区域军事演习，并大面积进行空中管制，导致平日繁忙的华东、华中地区商业航线受到影响。在军委主席不在国内的情况下，举行如此范围和规模的军事演习，亦可见习近平已不担心军事政变的威胁。
三、中共高层向来注重在大型自然灾害中展示其迅速的反应能力，然在大陆今年第九号台风“威马逊”引发了多省区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后，除了官方媒体未作突出报道外，中共高层领导人也没有任何公开反应。这反映了在出国访问的总书记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即使是对救灾事务拥有不言而喻的话语权的李克强，也不敢效法其前任总理。
这些事件都凸显了习近平作为国家重大事务最后拍板者角色的确立，其对党内其他高层和元老，形成了有力的威慑和牵制，因此才在国内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远赴美洲访问，并远程遥控国内军方行动；而在其对灾区作出表态之前，中共高层的任何人物都莫敢与其争锋。
习近平高度集中统一地掌握权力，是对中共前一任领导层权力分散、各自为政、对全国政治社会控制能力削弱，并引发深刻危机后的“矫枉过正”之举。事实上，在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共面临了自“文革”、“六四”以来最严峻的生死难关，摆在其面前的是新“三座大山”：
一、长期垄断权力的中共，没能避免政治腐败的蔓延，而最高权力交接体制转型也仍未完成，导致每逢换届，内部争权就变得激烈，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党的权力结构的稳定性都受到削弱。随着经济市场化，党员对共产主义目标产生怀疑，思想共识基础逐渐坍塌，多元化公民社会生态逐渐发展，中共的唯一领导体制，已不再稳若泰山。
二、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增长，不仅关系到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是抵御社会不满的“防洪堤坝”。但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持续的规律性的下滑，结构性、深层次矛盾问题愈益显现，中共主导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能否长期维系并推动中国持续发展，已成为一个大大的疑问。
三、权力与资本的相互结合和利用，造就了一个贪腐集团和权贵阶层，并使得阶层固化，社会底层往上层流动的渠道被堵塞，机制被弱化，由此导致社会两极、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公平正义的法律秩序受到破坏，少数人拥有绝对权力，大量财富的现实状况和多数人无法并渴望平等参与政治，获得经济利益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是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何化解社会冲突或者潜在的冲突因素，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的迫切战略课题。
纵观一年多来中共新领导层的政治实践，围绕搬移“三座大山”，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共新一代的主要思路是：一、将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核心目标，以整党肃贪、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社会民生和保障体系；遏制社会面多元化、自由化思潮为策略和途径，改造上层，挽回党的败坏形象，整合权力系统，重掌中枢控制权。二、笼络下层，打破经济发展减速格局，激活经济发展活力，扩大民众就业，加强社会保障，全力维持其长期执政的民意基础。三、遏制中层，收缩意识形态空间，调适互联网生态，管制知识分子，打压宪政、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在党内外的传播，特别是加强社会面管控和维稳，消除一切组织化活动形态。
上中下措施的联动互补，使权力更加集中高效，权归中共，权归中央，权归总书记，捍卫党的唯一领导体制永续不绝；使经济更好服务执政，以反腐败突破既得利益格局，以深化改革消除不适应和阻碍市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因素，以扩大内需和开放保证经济质和量的提升；使社会和公民更服从于权力，依靠国家政府的资源优势和强力手段，将舆论攻势、言论管控和“定点打击”相结合，阻遏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整体西方化的趋势，从而避免犯下“颠覆性错误”。
无论是强调改革，还是突出意识形态安全，无论是大力度推进反腐败，还是对社会异议的严控和压制，无论是对民生的关注，还是外交工作的战略调整，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的目标已愈益明确，特色已愈益鲜明，而走向亦愈益清晰。
这就是，在中国转型进入十字路口的关键时期，现任领导层要做“好男儿”，力图扶大厦之将倾，将中共执政坚持到底，绝不走苏联解体苏共倒台的老路。在党内外都颇不平静的危机局势下，通过中共中央及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集权，竭力防止党的领导崩溃或来自外部的威胁足以撼动其领导地位。
绝对权力可能导致绝对腐败，中共一方面以强化各级纪委功能为途径，加强内部监督和制约，制止有损党的团结统一和纯洁形象的内部政治分裂和贪污腐败横行，另一方面却又破坏内部监督和制约机制，集权于中央，集权于个人，使之受制度和机制监督形式化；个人专权，客观上将使中国的命运依赖于个人的素质、能力、修养和喜怒哀乐，也将使中国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可能性。
作者是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 丁咚，《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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