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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队长”王岐山再挽危局
不久前有地方一把手无意间透露出习近平的讲话称,“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据悉,这是习近平在指导中纪委巡视工作时的讲话,当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就坐在习近平身边。习近平这番讲话中所透露出的危机意识和近乎孤注一掷的决心,延续了胡温执政后期和习登上最高领导人席位以来的表态。胡锦涛在2011年中共建党90周年提出的中共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在其退位之前更是将腐败的危害性提升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习近平在上任之初也延用了这一判断。
胡温任期内提出的很多认识和设想都没有实现,实干家习近平接棒蓄力。习近平在就任之初即向各方作出表态,“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现在看来,习近平当时这些平实、亲民的1,500余字的讲话,几乎每一句都是他后来施政的先声,后来就转化为轰轰烈烈的反腐和整风的整党运动。
不论过去一年半以来的反腐还是整风,都需要来自中共领导集体的威势和权力来助阵强推,拿下“政法沙皇”周永康需要如此,要求省县级领导层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如此。但是起到主要作用的应当是在过去这些时间里积聚起极高声望的王岐山所领衔的中纪委。对大小“老虎”的定点斩获自不必说,即使是送礼、公车、消费等违反“八项规定”的细节性问题也都离不开中纪委。可以说,中纪委已经成为中共整党主要依靠力量和关键手段。而王岐山更是再次扮演了“救火队长”的角色。
先是中共因腐败和“四风”所面临的执政危机,再是中纪委在决策层支持下的强力整顿,其权位亦日益吃重,崛起势头甚劲,可见中纪委在中共新领导集体的执政规划中所占的份量。或许可以说,习近平所称的“党要管党”,正是指通过中纪委这一党内组织架构实现自我管理。而在将来的党建运作中,中纪委的作用无疑将进一步凸显。如果反腐整风呈现较为理想的状态,则就是中纪委为中共实现了“纯洁性”目标,保证了其执政“合法性”,也将真正成为其持续执政的保障之一。
中纪委势起 已成中共股肱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继湖北发文提升纪委书记在同级党委的排名之后,广东、甘肃等地也出现了效仿现象。如广东省佛山市委更是将纪委书记排名提升的改革“武装”到了镇街一级。这被解读为纪检系统改革已呈“星火燎原”之势。
事实上,自十八大之后,公开、独立和扩权成为中纪委的三大趋向。公开主要体现在其官方网站的开通,组织架构、调查情况都被公之于众,并且可通过网站接收群众举报。而且,相当于中纪委杀手锏的中央巡视组也受命接受各界的举报信息。巡视组制度是中纪委旧制度,但是在本届表现得十分抢眼。巡视本来是一种运动式行为,但是随着一年两巡渐成常态,已经有程序化的节奏。可以想见,这种巡视的方式很有可能成为中共自上而下反腐的一种长效机制。
中纪委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独立化倾向同样值得关注。这表现在中纪委将强化上级对下级的领导,以及摆脱同级常委的干扰。不止如此,纪检机构还被授命监督同级常委,而中纪委更是将监督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中央机构派驻监督单位,这种监督权的独立化运作和边界扩充,其实是体现了在中共党内的一种相对独立化监督。
值得关注的一个信号是,在2014年3月,中纪委在纪委内部成立了组织部和宣传部,这种与中共整体架构相似的形式引起各方强烈关注。副书记吴玉良表示,按党章规定,中央纪委是党的委员会机构,而不是党的一个工作部门。再考虑到王岐山对中纪委源头、权责极大的中监委的推崇,中纪委权力地位在强化提高的同时,很有可能成为中共体系内部一个相对更加独立的监督系统。如此显然将更有利于发挥其监督者的作用。
四中全会立足法治 中纪委如何定位?
虽然中纪委整顿官场取得了突出成果,但是仍然有一些观察者对其呈现出的发展势头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依法治国才是中国“第五个现代化”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趋势。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也已经确认将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届时无疑将会提出中国未来法治建设的基础性方案。而中纪委毕竟只是一个党内组织机构,这种发展态势乃至其存在本身都与传统法理不符。如何使中纪委这种党内构架如何与国家体系相契合,是决策者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党政两套体系的政治架构是该问题存在的根源。中共党的自我监督有中纪委,政府系统自我监督有审计署,有检察院,检察院下面还有反贪局,共同负责的制度设计往往导致职责紊乱和共同失职。被认为中纪委最有力手段的“双规”还存在非法嫌疑。但是在另一方面,政治局常委挂帅的中纪委却又是最有力的监督执法单位,过去的反腐整风更是证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意味着,中纪委在未来法治建构中定然不会被取消被减弱。那么,如何调整这些监督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给予中纪委恰当的定位就应当是四中全会的其中一项重要议题。
依法治国对于奉行一党执政的执政者来说,更是一个“依法治党”的问题。所谓“依法治党”,就是通过法律、党章和程序化的过硬的组织制度来实现中共自身治理。过往,中共是将治理对象放在党外,以政法系统不断膨胀为标志的治国方式已不可考,而只有先行对执政党本身进行合理有效地管理才有望实现国家大治。或许这也就是中共高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中纪委的变化已经包括了在这些方面的着手。例如,“双规”的取消。中纪委在2014年7月末成立国际合作局,该机构是由原来的外事局和预防腐败室合并而来。中纪委常委黄晓薇参与中央司法体制改革。在政法委随着周永康地位和作用同时下降之后,中纪委对司法工作的涉及值得关注,而且很有可能起到相当的影响力。
习近平曾经在党内会议中表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会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背负净化中共党组织和中国官场、保证中共持续执政的中纪委未来将展现出的形态,其实已经颇具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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