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滑的青石板下，隐藏的可能是宝藏也可能是虫豸。如果说，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最具标本意义的，莫过于当下在中共反腐风暴中后来者居上的山西。它绝对是一个值得解剖的“五脏六腑”俱全的“麻雀”，犹如一个深邃的“黑洞”，不断将官员卷噬进去，不给人以“逃逸”的机会。三任太原公安局局长相继出事，三任高平市主官前赴后继落马……绞肉机一旦运行，便以难以遏制的态势席卷而来，将任何有可能的人们的裹挟在它的刀斧之下。
山西官场地震2014年至今落马超过20人，其中大多为山西本省籍人。实际上，从历史上来看，山西籍官员便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而有趣的是，这股政治势力总能相对来说保持“独立”。从当年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到此后以太原为根据地的北魏，还有以此起家的大唐，皆能“进退裕如”。唐末继起的后唐李克用政权、后晋石敬瑭政权、后汉刘知远政权曾以太原作为割据政权的首都，而北宋初年也是位于山西的北汉刘崇政权最后一个被收入囊中，结束其长达近三十年的割据地位。所以说，无论最后功成还是身败，山西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其特别的意义，称雄一时乃至宰割天下者并不鲜见。
明清之时，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和银两，为山西人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自此起，晋商甚至参与与后金的走私交易获益丰厚。一般而言，凭借与朝廷的特殊关系而非自由经济体系的竞争，晋商在中国近代金融界辉煌一时，形成所谓“官商经济”（或称官商勾结的垄断经营）。晋商与粤商、徽商、浙商、苏商并称“五大商帮”（另一种为潮商与徽商、晋商并称“三大商帮”），山西票号曾畅通天下，富可敌国。但也正是因此，由于过于依赖政治的变数，晋商衰落的种子早已埋下。
民国期间，出生于山西五台的地方势力阎锡山是个颇为重要的人物。从1917年，在中原混战不休的时候，“阎老西”却能守住一方净土，成为当时割据力量最为重要的一支。劝课农桑，备战备荒，山西因此而大治二三十年之久。直到抗战局势急转直下，山西全境沦陷才终结。
中共建政以后，鉴于中共之前在山西的经营，山西籍的军政高干开始受到重用。文有薄一波等人，武则有徐向前等。但相对来说，山西政坛势力仍然十分薄弱。即便是此后华国锋、姬鹏飞、陈永贵、薄一波等人跻身最高层，但大多数其所肩负的山西籍政坛力量的色彩并不浓厚，既不可能形成帮派，也不会结成利益集团。不过，这种政治势力绵绵不绝。薄一波曾在邓小平时代达到势力的巅峰，号称中共八老之一，而其子薄熙来的仕途一度被高看。然而，突如其来的凶杀案却彻底葬送了薄一波家族的“一脉单传”。其余子嗣更是尽可能远离政治。姬鹏飞之子姬胜德则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但因涉厦门远华走私案和出卖军事情报牟取暴被判无期徒刑。徐向前之子则跻身中将，曾任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但与山西地方政坛的交集未见公开报道。
在当今中共政坛中，的确不乏山西籍贯的省部级高官，甚至连刘云山、王岐山两名政治局常委都出自山西。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是有盘根错节关系的群体在近期负面新闻不断。山西平陆普通军人家庭出身的令计划家族则一度炙手可热。作为胡锦涛时代大内总管的令计划虽然在十八大后远离权力中枢，而今面对的却是山西平陆老家频频掣肘。先是6月份兄长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落马，接着姐夫、山西运城副书记王健康也一度深陷被查传闻消失近两个月。
实际上，此前大陆媒体人罗昌平曾披露一个神秘的组织山西“西山会”的存在。他曾指，不晚于2007年，一个名叫“西山会”的高官圈子悄然成型，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委的晋籍官员组成。除了官员，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一名大内管家成为他们名副其实的“党鞭”。当然个中虚实难辨，确乎难以断言其中是否与薄一波家族乃至令计划家族等有若干关联。但是而今山西官场震动不断，牵出萝卜带出泥，一串串官员被连根拔起，其共生的以煤老板为主体的商人群体亦浮出水面，却隐然显现一个错综复杂的政商格局。
由上述观之，我们目前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的两条结论，其一，山西官场在形成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至今颇有类似的迹象或者说佐证。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当局在3任太原公安局局长苏浩、李亚力、柳遂记被免职后对山西官场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罕见地由公安部空降市级公安局长；加之，今年6月19日，山西副省长杜善学、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落马后，习近平履职浙江时的亲信，原湖北省委常委、委员楼阳生异地调派补充山西，其中中央破除山西官场独立王国的用意昭然若揭。
其二，政商联姻，或者说二者的共生关系，在煤炭等矿产资源利益的刺激下，得以重新复苏。资本追逐令它增值的权力，而权力则需要资本体现其价值。于是，它们结成最为致密的和牢固的同盟，失去其一另一方便不能独活。这便是垄断性质的权贵资本。在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中声名鹊起的从卖茶叶蛋起家的山西女商人丁书苗便是体现了她们卓异的政治投资眼光。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这里说的是山西，但是山西绝不是个案。也正如一些观察人士所说，湖南衡阳贿选案也不是一次个案一样，青石板下所掩盖的可能是更大的、更为肮脏的官场生态。也许在其他省市区，暗藏着远比山西更为紧密的官商政经文化，暗藏着更为肮脏的金钱与权力的联姻关系，只是尚未被发掘。
在资本主义社会，比如美国，政治是操控在私人资本手里的，私人资本积极寻求它们的政治代言人，通过政治献金等（尽管它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制度约束希望给予人们一种民主公平的印象），从而实现一种根深蒂固的政商共生和依托关系。而山西官场文化告诉我们一个最浅显却最容易被忽略的常识——这不是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资本即便不是控制也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左右政治“行情”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也正是2013年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出席两会时警告官商勾结的原因。当时，他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伸手必被捉。但是，个人自律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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