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师兄遭淘汰　团派有致命缺陷

　　或许世人都没有想到，地处中原的山西，在几日之间掀起了一场堪比周永康案的官场风暴。北京时间9月1日，山西省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吉林省前省委书记王儒林接替袁纯清担任山西“一把手”，袁纯清被赋闲职，担任中央农村领导工作小组副组长。王儒林留下的吉林省委书记一职由吉林省省长巴音朝鲁接替。

　　消息报道前，海外已是传闻不断，消息出来后，各方解读更是爆棚。从王儒林为何“救火”，到袁纯清能否平安落地，从刘云山常委护航幕后含义，到“政治生态”文字解读，“盛况”颇似当时薄、周两案。若将此次吉林、山西两地书记易主喻为一幕大戏，袁纯清、王儒林无疑为两位主角。二人戏份不同，感慨不同，有得志，有失意，有长松一口气，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种种情绪，不足为外人道。细细梳理，这两位位地方大员身上实际上有着一个潜藏的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简而言之，就是坊间传闻的“团派”。同为“团派”，为何王儒林能够被中央信任“临危救火”，受中南海器重，而袁纯清则只能“败走麦城”，共青团出身官员的政治性格在这一次官员换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曾被忽视的王儒林：稳健之余魄力不足

　　普遍认为，“团派”干部从人生经历到性格有一些共性，如多出身于平民阶层，无甚背景，因而比较贴近普通民众，政治可靠度相对较高；学历多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学生时代就是学生会骨干，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逻辑思维能力较佳，谨慎且不张扬；其政治主张多为减少贫富差距，关心贫苦地区，抑制高收入阶层，社会发展均衡等等。但正因为他们出身、背景和升迁经历，也造成了“团派”官员在实际施政过程中被批评为过于谨慎，不善变通。而这些性格和特点，在王儒林、袁纯清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成也此处，败也因此。

　　在现下中共几十位封疆大吏中，王儒林并非名声在外。就像大多数今日“少壮派”干部一样，王儒林也有过知青经历，自1969年十六岁之时，以知青身份到吉林省抚松县露水河镇后，40余年来便一直工作在吉林。1975年，王儒林前往吉林省直机关第一期青年干部班学习。学习班结束后，22岁的王儒林成为了省农林办公室干事。1984年3月，王儒林从省委下到基层锻炼，一年多后升任前郭县副县长。1986年11月，33岁的王儒林回到长春，担任共青团吉林省委副书记，后任共青团吉林省委书记、党组书记，最终官职吉林省委书记。可以说，没有“跨省”工作经验的王儒林，很难被冠上“政治新星”之类的帽子。

　　但是王儒林也并非没有政治资本。外界将其归功于其“团派经历”。胡锦涛掌权时“团派”大将多有在东三省任职者，如李克强当过辽宁省委书记，吉炳轩任职黑龙江省委书记。很长时间，东三省是“团派”的“人才基地”。当然亦有评论对此表示不同，认为团派的成员应该只包括担任过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团中央高官的部分人员，而不应该包括那些共青团省委书记和副书记，因为省级共青团实际上是中共省委的附庸而不受共青团中央管控，其书记和副书记更多由中共省委来决定。因此王儒林很难说沾得上“团派”的光。

　　且不管物议纷纷，王儒林在个人性格和执政风格上可谓带有明显的“团派”特征。无大错，有小功，步步为营。正如在9月2日大陆甚火的一篇陆媒文章，解读王儒林调任山西原因那样——温和稳健，治下无省部级高官落马。

　　“温和稳健”一词于中共官员而言，虽为褒义，但也并非完全的溢美之词。以王儒林而言，就存在过于“稳健”之忧，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时候迈不开步子。就以王在吉林政绩而言，虽然有观点认为其掌吉期间，亲历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这种经验可以帮助同样为煤炭大省的山西，向现代产业大省转型。但事实却是，吉林在过去几年间的转型难言成功，国有企业沉重的历史包袱、改制企业遗留的债务问题、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传统产业比重大核心竞争力欠缺等问题也没有在王儒林治理下得到有效解决。无论从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GDP的增速，远不如兄弟省份辽宁。究其原因，当政者性格中的谨慎与“稳健”难辞其咎。

　　在世人看来，还有一事更能彰显王儒林作为“团派”官员政治性格中的确定，就是“两会念稿事件”。2014年两会期间，王岐山在参加全国两会吉林代表团审议并发言后，王儒林按流程作总结发言时，被王岐山要求“讲短点”。王儒林由于要照本宣科已经打印好的演讲稿，便回答“可能短不了”。王岐山便批王儒林“形式主义”，引发网络热议。这不能不说也与其谨小慎微不逾矩的性格有关，其刻板的“官性”在雷厉风行，不按部就班的王岐山面前被一针戳破。“稳健之余魄力不足”或是王儒林几十年宦海生涯最形象的象征，不过对于动荡之中的山西官场来说，或许也更加需要这样一个“守成”之将来稳定军心。

　　嫡系袁纯清：谨小慎微终至今日

　　中国政坛向来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当王儒林收获他稳健经营而收获的权位时，袁纯清便如同演义中的关羽一样，仕途生涯最后被扣上了“败走”的帽子。与王儒林不同，袁纯清是“根正苗红”的团派，不仅是李克强的大师兄，更是在北大毕业后直接进入团中央工作，可谓“团派嫡系”。

　　与大多数共青团出身的干部一样，袁纯清也有一个“贫苦”的童年。1964年，袁纯清进入湖南省汉寿县第一中学学习，受“文革”影响，学校停课，他被迫回乡务农。袁纯清曾经回忆，自己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小学的时候都是光着脚去上学，放学后还要帮家里打猪草、砍柴。后来，他进入汉寿县百禄桥公社中学读书，这所高小离他家有十里地，袁纯清只能每周回一次家，生活相当清苦，其时的饭菜通常只是些萝卜、白菜。1977年2月，即将25岁的袁纯清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赴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成为李克强的师兄。大学期间曾担任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等职务，这也为他随后进入共青团中央，步入政坛做出铺垫。

　　学生时期培养出的口才和思想开放，也体现在他随后的执政过程中。例如在中纪委担任新闻发言人，在进入地方担任西安市委书记时，不遗余力地向外界推介西安，并多次邀请各类媒体去体验、宣传西安，以至于在2004年，袁纯清被人民网评为年度“全国最受关注的市委书记之一”。

　　天不随人意，这个被海外冠以“团派四大金刚”之首的中共高官，没有完整的走完仕途最后一里路。人民网解读刘云山在山西省委书记换届的讲话认为，其“山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是党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交流精神，以及山西省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中央高度重视山西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山西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决定对山西省委班子作重大调整。”表明中南海已经对山西省委出现的问题极为不满，认为其自身已经不能解决，中央需要出手。

　　而且整篇讲话未提袁纯清，按照惯例，通常在此类大员交接时，会对前后两任官员进行一个基本肯定，说明在中央层面，袁纯清已经失去信任，而且其问题也被归咎到“用人不察”之上。“用人不察”问题的出现，恰恰反映出袁纯清作为传统“团派”官员，尤其在山西官场这样一个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因为背景不深，缺少魄力，过于谨小慎微，唯恐一步走错，对仕途造成影响。

　　综合王儒林和袁纯清两人的政治命运和性格，可以发现虽然二人一个得志，一个失意，但是两个人作为共青团系统出身的官员，都是因为他们的稳重、谨慎而造成今天的不同的政治命运。王因稳重临危受命，而袁纯清同样因为“过于稳重”而导致用人失察，反腐不力。

　　团派官员要警惕“为官不为”

　　有王儒林和袁纯清作为样板，观察整个团派在当下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存在价值。既然共青团系统出身的官员有着这样“可成可败”的政治性格，那他们在习近平所要求的“第五个现代化”中，他们又是否符合要求呢？

　　以存在地位而论，共青团作为中共官员培养基地的地位不会改变。十八大后，作为过去二十年间政坛重要力量，从石油系统出身、地方派系官员纷纷因为反腐、年龄原因落马或离开，地方帮派结党现象也随着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逐步告别政坛，若论毛泽东是“团结派系”，习近平则是“打破派系”，中国开始进入“无党无派”时代。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圈子”彻底消失，仅以“团派”而言，共青团作为中共“根正苗红”的青年干部培养组织，自其诞生之日其就背负着为中共输送“新鲜血液”的职责，是中共党内最为正式的官员接班梯队，代表着党内干部年轻化的要求和趋势，名正言顺，光明正大。

　　以群体数量而论，“团派”官员仍将是构成中国中高级别干部最主要的群体。据统计，仅以2013年3月两会作为时间截点，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担任省级行政区党委书记、省级行政区政府首长的同属共青团出身之人物已有二十五位，在经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李克强内阁的二十五位部长中，有七人曾经有担任共青团工作经历。因为时代的原因，这一批当年胡锦涛提拔甚至邓小平、胡耀邦亲自提拔过的“团派”官员已经纷纷迈过了省部级的门槛，这才造成了今天“团派”官员集体上位，盛况远超胡温时代。而王儒林、巴音朝鲁、袁纯清实际都被认为是第二梯队，真正在政坛一线的官员包括李克强、刘延东、刘延东、刘奇葆、李源潮、胡春华等政治局委员。

　　虽然具备存在地位和数量，但是以政治性格而论，必须要承认，在“全面深化改革”亟需破除藩篱、反腐需要大刀阔斧打破利益集团的大背景下，传统“团派”官员如袁纯清，过于谨慎、缺乏魄力的政治性格显然不符合决策层的要求。虽然习近平用人更喜务实、稳健的官员，但大胆有为，不束手束脚也是重要的选官要求。即使作为所谓“团派老大”的李克强，也一再警示官场“为官不为”的情况，要求政策要走完“最后一公里”。如果其余共青团出身官员继续这样不敢大步迈进，进行改革与反腐，就必定注定“团派”官员在未来会伴随中国官场大变局而被淘汰，这并非危言耸听，袁纯清即是案例。　　(王雅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