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风暴震山西，高官惶惶不安走马灯

 

　　中南海掀起的反腐大潮在山西官场引起大“滑坡”。山西书记袁纯清终于“下”了——明升暗降到京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职。一段时期以来，山西高官不断落马，引起海内外各界的关注。山西省委五名常委被拿下直到书记袁纯清走人，中外媒体特别是中文媒体“捕鱼”“打虎”，给予拉网起底式的大幅度全方位报道。

　　全景式观察和简单数字： 中共2012年十八大后，袁纯清的常委班子有四人落马：统战部长白云、省委秘书长聂春玉、副省长杜善学和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省领导三人落马：副省长任润厚、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从各方面来说，这些人没倒之前，都是袁纯清的好同志、好同事，是“可以信赖的”一个领导班子。

　　山西太原三位公安局长（苏浩、李亚力和柳遂纪）三年内走马灯般下台，厅局级以上高官，倒了一大片，可谓“一地鸡毛”。中纪委说，山西有24名厅局级以上干部遭查办。人民网9月1日报道，山西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局长任云峰被双开后又遭立案侦查，进入检控程序。有山西网民说，任云峰的房子有二十多套。

　　山西高官倒台之多米诺效应背后

　　山西这次为何沦为中国反腐重中之重的“灾区”，以至省委书记换人要由政治局常委来坐镇监办？

　　袁纯清走人，背后是什么原因？造成山西官场干部一倒一片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原因又是什么？一个字：煤。

　　山西煤储藏量为全国1/3，几乎县县有煤，为中国第一产煤大省和重要能源化工基地。这些年，山西出现许多因煤致富腰缠万贯的煤老板。

　　山西煤多。“钱多，人傻，快来”，对某些贪官来说，到也是实话。网友天鸟在新华网博客中发表文章题目是：以商查贪，王岐山这一招真高！文章说，不法商人和贪官从来不分伯仲。他们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商人利用贪官权力，贪官坐收奸商金钱，各取所需，共同发财。”

　　文章还说，山西的一正七副八个省级干部，都是在“奸商口中被供出来。”这些奸商包括身价十亿的福建人卓杏生、吕梁邢利斌、太原张新明等身价亿万的“贪官掘墓人”。

　　文章还说，邢利斌导致杜善学、聂春玉倒台后，又牵扯出国资企业华润多位老总级高官高管---黄道国、王帅廷、吴丁、张春、王宏琨，被中纪委带走调查。

　　网友老夏在央视博客（9月2日）发文说：要怎样一个世道，才能让头上包着毛巾、腰间吊着醋葫芦的老西儿们大面积的发横财？那横财发得就跟山西地皮一个样，只不过地皮往下塌陷，横财却往上猛窜。

　　文章说，这山西官场眼下几近全军覆没的危厄，要怪也只能怪那架疯狂的马车，在情急之下，以不知害羞的粗放式经济，在一路狂奔的愚蠢发泄之中，竟然不知疲倦地跑掉了衣冠、起码的体面和底裤上的裤带。

　　“晋官难当？”

　　到山西当过省领导的于幼军、孟学农、王君、田成平、胡富国、王森浩、王茂林、刚离任的袁纯清、现任李小鹏、王儒林们都心知肚明：晋官难当。为何？答案也很明显：权钱关难过。

　　湖南经济学专家唐志军（9月3日）在财经网发表文章说，“晋官难当”本质是权力为祸。文章说，人们反思“晋官难当”时，自然而然想到了“资源诅咒”这个一理论。由于山西多煤，而且，大多数贪腐官员确实也栽倒在煤炭资源的开采、运输、转让等环节，也就有了“成也黑金、败也黑金”的说法。

　　唐志军说，这一切，都因为资源的产权属性不明晰。他说，在产权明晰的世界里，资源有其确凿的主人。在产权不明晰世界里，资源或者被过度开采（此曰公地悲剧），或者转化为官员的贪腐工具。

　　唐志军文章说，资源国有，官员和国企高管最终就会成为资源事实上的控制者。在这种情况下，控制权就成了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权利属性，某种程度上，掌握控制权的人就成了国有资源真正所有者和受益者，掌握国有资源控制权的人手上就有了巨大的权力。

　　文章还说，一旦权力不受约束，就有巨大的租金。每个主体都想分羹，就会展开激烈博弈，利益格局就会千丝万缕起来，派系就会多起来，官场的政治生态就会复杂起来，这就加剧了官场治理的难度，导致想有所作为的官员感到“晋官难当”。

　　这次王儒林到山西接替袁纯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山西籍的刘云山到太原给山西干部讲话说：山西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这位主管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还说，山西省委要总结腐败案件高发多发的教训。刘云山这个讲话，比2012年温家宝在两会上讲重庆问题时的语气，要重得多。

　　省委书记，是一省之第一负责人、有实权的“封疆大吏”，袁纯清这次调京，是一种什么样的安排，升了还是降了？还是一句话：明升暗降。明升，是回到中央机构。暗降是这个“小组”是个宏观调控的务虚机构，其中一位副主任，就是曾在山西当省长的田成平。

　　省长李小鹏，是否可以接替袁纯清当省委书记，尽管中央已经从吉林调来了王儒林担任山西主要负责人？《南华早报》（9月2日）援引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分析称，高层并没有让山西省长李小鹏接任书记一职，一方面表明高层希望从外地派员整顿山西吏治，一方面也显示李小鹏失去一次扶正的“良机”，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已不如从前。但是，美国《明镜网》（明镜时报）（9月1日）报道，李小鹏的书记梦并无完全落空。“很有可能调任某个省份的省委书记，这是其父（李鹏）幕后运作的结果。”

　　山西官场的打虎打苍蝇，是否因为主要领导换马而告一段落？香港《苹果日报》评论的结论是：不会。该报（9月3日）发表李平文章说，山西帮的盖子虽然揭开了贪腐的一面，但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另一面并未揭开，有关令计划、袁纯清卷入周永康政变的传闻甚嚣尘上，他们一个仍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个只是调任中央部门，未因山西政治生态问题而下台。

　　惊人历史巧合？

　　对于山西官场的大地震，许多官员被双规，有网民贴出了这样一贴在网上疯传：“山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近半数核心同志被捕入狱。这种时候比平时更考验一个党员的意志：烧掉文件，转移资金，建立攻守同盟，留下的同志坚持斗争。入狱的同志已经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深夜时分，高墙外都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歌声：…团结起来到明天…”---彭真 1946。

　　彭真是山西人曲沃人，1926年加入中共，属于“老一辈”“革命家”，文革前是北京市长，八届中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文革中遭毛泽东抛弃和批判，受到迫害。文革后复出，大力提倡民主法制。

　　山西省委书记们，潮起潮落浪淘沙

　　中共建政后，先后担任山西省委主要领导的有程子华、赖若愚、高克林、陶鲁茄、卫衡、刘格平、谢振华、王谦、霍士廉、李立功、王茂林、胡富国、田成平、张宝顺、袁纯清和王儒林。

　　这些人当中，属于非正常调动的，除了这次袁纯清，主要是文革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邓小平复出的这十四年 （1966-1980）。其中，卫衡、刘格平、谢振华、王谦这几个人的“下台”都应属于山西官场地震牺牲品。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把全中国搅得大乱。山西造反派在1967年二月率先夺权，打倒了省委主要领导卫衡王谦王大任，不久卫衡被迫害致死。夺权后，山西的大权落到造省委反的另一位老干部刘格平等人手中。

　　1974年，毛泽东妻子江青对山西负责人谢振华不满，利用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机会说其翻文革之案将谢振华赶下台严加批判。和大寨支书成为国家副总理的陈永贵交好的山西老领导王谦成为省委一把手。

　　在这数次“翻烙饼”过程中，王谦从被打倒的黑帮再度出山执掌山西大政，看起来他经过文革的冲击、迎来文革结束和四人帮的倒台，成为山西政坛笑到最后的人，然而，他不是。

　　文革曾在山西主政多年的谢振华（退休前是昆明军区政委）回忆，由于王谦和陈永贵的关系，还有同情“凡是派”、给老干部平反不力，北京1980年将王谦“平调”四川重庆当书记。王谦1985年退休成为中顾委委员。

　　同王谦相熟的山西平定籍老干部王冀曾发表文章说：王谦同志说，现在回头看，我认为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从指导思想到方式方法，是完全正确的，是100%正确的。那么“三分错误”出在哪里呢？是走资派的干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