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周之后山西破局 反腐步入“新常态”

　　“政法王”周永康系统遭连根拔除之后，随即展开的山西省官场地震超出外界预期。金道铭、申维辰、杜善学、令政策、聂春玉、陈川平、白云和任润厚这“山西八虎”相继受擒，另有谢克敏、杨

森林、邢利斌、张新明等下层官员及煤老板涉案被拘。山西成为十八大后，继薄系重庆、周系四川之后第三个遭到重点整顿的省级地区。不过，中共对三地的发力也存在明显区别。

　　重庆与四川地震触发点在于薄熙来与周永康二人，官场换血也紧扣以薄周为核心的利益体系，而“山西八虎”则并无一条明显的利益主线，相互之间甚至明争暗斗多年。从形式上来看，清理薄周势力如抽丝剥茧、缓步慢进；而山西反腐则犹如砍瓜切菜般一鼓而成。薄周利益相关者被悉数处理案件即告完结，而立足于改变“政治生态”的山西官场整顿则没有完成时。中共中央在先后攻破薄系、周系之后迅即移兵山西，预示着中共反腐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这也是中共建立“政治新常态”的其中一部分。

　　党建手术变局：从抽丝剥茧到砍瓜切菜

　　曾经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其麾下秘书团、干将，以及附着其上横跨石油、四川、政法三大领域的一干人等，在持续一年有余的反腐调查之后悉数现出“真身”，这是中共十八大后反腐清党赢得的重大阶段性成就。在此期间，中共还以法治程序平息了十八大前薄熙来事件余波。现今，周案虽已成定局但仍未结案，中共反腐团队即迅速移兵山西，短时间内按伏“山西八虎”，并且拉起整顿该地“政治生态”的大旗，完成一系列人事配制。中共对山西官场的处理与对薄系、周系的处理可谓反腐团队的“三连震”，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三者都来源于中央层面的注力推动，又存在至少三个方面值得一提的不同点。

　　中共中央新领导集体一直是此次反腐的终级推动力。此次任免山西“一把手”时，主管党务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亲自出面，相似的场景发生在薄熙来落马前后。王立军事件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面批评重庆方面需要反思，稍后薄熙来即被立案调查。而周永康被调查的消息则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公布。而且，后期重要领域的人事任免也由中央接手。

　　三者的差异也很明显。首先从较为直观的视觉来看，对薄熙来、周永康系统的操作慎重细致、抽丝剥茧、绵延经年，而对山西省的处理则如同砍瓜切菜般一鼓而下。虽则丁雪峰与金道铭早在2014年2月已涉案被查，但只是前奏，“山西八虎”及其余众在6月中下旬集中下课，而且打响多记“双响炮”。

　　其次，薄周两案中都有明确的核心人物。尤其是周永康案中，虽然结成了网状利益圈，但涉案者主要以人脉为节点、以利益为线条，因而反腐者采取的是顺藤摸瓜和剪裙边“围剿”策略。周案横跨多个领域，但追查的利益链条较为单一，没有过多蔓延。而被认定“政治生态”存在问题的山西则针对的是整个官场群体，并不以个体案件为准。如山西官场还有着不同势力的划分，相互之间争斗已久，仅在太原市公安系统就连年洗牌，此次被“一网打尽”。

　　其三，在薄周这两位核心人物被降伏后，其直旁各系都成了树倒猢狲，针对薄周二人的这两轮反腐便功成在即。但山西官场反腐并非如此，中共的目标是比较模煳的的概念——“政治生态”的先破后立，而“政治生态”是一种状态、环境、氛围和印象，因此是只有进行时无完成时。而要实现政治生态由来者通吃的官场“沼泽地”实现焕然一新的整体改观，对官场清理和洗牌的程度需十分彻底方才有希望。就此来说，山西反腐将成为一场持久战。

　　山西破局打响未来三年反腐“持久战”

　　中共对山西官场“政治生态”存在问题的认定颇为准确。过往几年中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矿难事故、财富瞠目笑傲官场的煤老板、太原市连续三任公安局长涉案被查，都说明此地官场生态圈确实已经恶劣非常，比较悲观的看法是山西整个官僚体系已经被深度腐蚀。曾经被高层看好的孟学农、袁纯清在进入山西官场之后不仅壮志难酬，而且折戟沉沙，仕途转入下坡。对于高层来说，孟袁等人的折戟无疑是一种损失，而类似“沼泽地”来者能吃的山西官场也成为中共反腐清党必须要拿下的“腐败堡垒”。

　　“山西八虎”相继被擒之后，其“一把手”袁纯清被王儒林接任，后者随即申明履行“一岗双责”，要求全省党政系统反思，并以省内某乡党委一众人等酗酒滋事一事为切入点，展开对本地官场的大力整顿。而随着中央把山西官场因官员落马出现的空缺相继补上，预示着中共对山西高层的整顿大体完成，今后的反腐形式就将是以这一新班底为基础发力，展开对本省下层的更深度反腐。

　　那么，薄熙来与周永康案相继成为定局之后，中纪委新阶段反腐又将指向何方，如何部署，呈现何种形式？还是需要与薄周两案相比。薄周二人都有自己长年经营的“地盘”，如薄熙来的重庆，周永康的中石油、四川和政法。这些领域的整顿都是以薄周二人为核心，未结成利益关联者或是所受影响较小，或是因同僚集体性下台而获益，如孙政才在对薄后重庆进行官场洗牌之时，原先一些立场较为中立者获得重用。在外界看来，尽管重庆与四川已经历过深度洗牌，或许只是因为受到薄周二人的影响。但山西官场洗牌的意义则与此不同。即使令政策也引起坊间诸多揣测，但这“山西八虎”并无核心人物来联结，是针对整个山西官场而非某一个人。那么，山西官场反腐破局对于其他地域的反腐将具有标本意义。

　　从外界感观来看，如果以政治生态问题严重程度、腐败程度、地方利益板结程度为标准进行排名的话，山西应当位居前列。也正因此，对此地的整顿将对其他地区官场形成更为强烈的警示作用。山西省一把手袁纯清并无大过，被替换主要源于用人失察和监管不力，成为十八大后因主体责任的追究被追责的第一人。此后，其他地区一把手如果也如袁纯清般监督管理不力，难免会重蹈袁纯清覆辙。

　　另外，山西成为中共高层首次针对的定点区域，而且短短两个月即“功成身退”，由新班子接力继续。那么，十八大后一直不肯稍息的中央反腐军团兵锋又将何指成为坊间热论。猜测一，或许会点破另一省级地区官场，使之经历如山西这般的官场洗牌；猜测二，或许会剑指金融领域，当前已有多家金融单位涉案，不久前又有党校教授宣称反腐将指向房产企业和国企；猜测三，或许会清理军中徐才厚案相关者，但由于军队反腐比较封闭，此一猜测较难证实。

　　最新披露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一个正式讲话称，反腐败要讲“不敢”、“不能”、“不想”；今天我讲八项规定也要从这个角度，要使党员干部“不敢”、“不能”、“不想”贪腐。反腐中的“不敢”是治标，“不能、不想”是治本，我们要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总书记（习近平）说，我们八项规定的落实，应该是作为一个名片，也就是业绩，是本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交代。总书记说完之后，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得抓五年。

　　王岐山的这一讲话透露出中共高层的反腐态度。王岐山先前所说“治标”和“治本”有了较为明确的解释，“不能”和“不想”是治本。前者要靠制度和纪律的刚性约束，后者要靠思想信仰的自我约束，这一观点与外界仅仅针对法律和制度的分析有所差异。而且由王岐山对习近平讲话的理解来看，其反腐整风将会持续五年时间，也就是说十八大后持续至今的反腐整风态势将至少还要延续三年。这种长时间的高烈度反腐整风显然成为了中国“政治新常态”的其中一部分，而在此之后，中国整体“政治生态”将会呈现出哪般景象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