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曾被令停刊 广东官方驳回成命

　　1993年，《南方周末》曾因文惹祸，被中宣部责令停刊，但广东官方集体抗命：“我们将经济搞好了，他们说我们广东是文化沙漠，现在我们办出一份全国出名的报纸，他们又要停刊，这次我们不能再让了。”《南方周末》创始人、时任主编左方在2014年第10期《炎黄春秋》撰文《<南方周末>停刊风波》披露，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中宣部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报纸不能停。”谢非同时指示派人赴京向丁关根承认错误。后来，丁关根收回成命，对《南方周末》编辑部的整顿也只是向中宣部报告“《南方周末》还在整顿，先由副社长李孟昱兼任主编”，实际上主编左方并未被免职，实行双主编制了事。原文如下。

　　1993年，《南方周末》曾遭遇过一次停刊风波。那时，我正担任这张报纸的主编，二十年过去了，把这段历史讲出来，也只是限于一段历史而已。

　　《南方周末》躺着中枪

　　《南方周末》被中宣部责令停刊前有个预兆，为了给《南方都市报》申办刊号，《南方日报》的总经理李民英请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王强华吃饭，王强华出于好意，向李民英透露一个消息，说中宣部一个领导要将《南方周末》停刊，他提醒《南方周末》今后要把好关，不要再闯乱子。李民英用电话把这个消息汇报给报社领导，报社领导很紧张，即派分管《南方周末》的副社长李孟昱和《南方周末》副主编游雁凌两人上北京摸底。他们找了龚心瀚征求意见，他是分管新闻的副部长，他说你们的报纸办得不错，我每期都带回家里，家里人都爱看，我有时候忘记带，家里人还追着要。后来去向新闻局局长徐心华征求意见，他也认为报纸办得不错，只是指出发表敏感人物的文章太集中了一些，可以分散发。所以两人回来以后，觉得是一场虚惊。

　　几年后王强华退休任全国报业协会秘书长，一次开会，他和《南方日报》总编办主任陈绍儒同住一个房，在陈绍儒的询问下才将谜底揭开。他当年向李民英说的中宣部领导是徐惟诚，原因是王蒙从文化部部长的职位上下来后，文化部办的报纸《文化报》批王蒙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刚好这时《南方周末》登了一篇报道王蒙日常生活的通讯，放在报纸的左上角上，还配了一张王蒙的近照。那一天北京报摊上铺天盖地都是王蒙的像，文化部搞左的人对此气得要死，认为《南方周末》是有意和他们唱对台戏，就去向徐惟诚告状，徐惟诚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听了他们告状就对王强华讲，广东有一家报纸叫《南方周末》，听说这张报纸很坏，你把它停了吧。王强华说不能随便停，它有正式刊号，是家百万大报，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你要停它必须有充足的理由。

　　过了三两个月，突然省委宣传部通知《南方周末》主编和《南方日报》分管《南方周末》的副社长到宣传部去谈话，刚好这天我妈妈病危，医院通知我去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名。所以这天不在报社，由李孟昱带着游雁凌去，宣传部副部长邹启宇向他们宣读了宣传部发的《南方周末》停刊整顿通知书。当时李孟昱向邹启宇提出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来处理，不停报行不行？邹启宇说我们已经代你们请求过，中宣部没同意，你们不需要考虑了，回去再出一期，写个告读者书就停刊整顿。

　　我这天从医院回来，看门上贴了一张条子，是游雁凌写的：“老左今天晚上8时开编委会紧急会议，你务必依时参加。”条子的下角游雁凌还加了一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当时感到奇怪了，我才离开半天开什么编委会紧急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游雁凌在条子下写的让我做好思想准备的话。我就赶紧给游雁凌打电话，但没有人接，往几个编委家打电话，他们的家里人都说没回来吃晚饭，我猜想是出大事了。

　　后来我打电话给张向春，他说今天没回编辑部，不知道情况。不久他便给我打来电话，老左，出大事了，接你电话后我便打电话给陈微尘，她说游雁凌从宣传部回来叫大家开会，宣读宣传部发的《南方周末》停刊通知书，他读了一段就哭读不下去，还是别人代他读的。我便赶紧返回报社，问游雁凌条子为什么那样写，把我都搞傻了。他说我怕告诉你停刊，你骑自行车回报社在路上出问题，后来又怕你回来知道消息太突然，你曾中过风，我担心你再次中风，所以我让你有思想准备。晚上开编委会，李孟昱说报社社委会已经开了会，决定执行宣传部停刊整顿通知，他叫游雁凌打个电话给徐心华问问究竟怎么回事。徐心华在电话里说，停刊这个事是经丁关根同意了的，你们必须停刊。不仅是公安部告你们，让我们中宣部处理，安全部也告你们登的《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一文泄密，因为牵扯到保密问题，通知停刊原因就没讲这件事。

　　我想先谈谈邹启宇对停刊的态度。我们事后才知道，停刊通知是由徐心华打的电话，省宣传部是邹启宇接的电话，邹启宇说你们口头通知停刊我们很难执行，要停你们中宣部给我们发一个正式文件。徐心华说是部务会议定的，停刊的事有会议记录。邹启宇说那你就把这个会议记录传给我们，总之要有一个文字根据。徐心华说部务会议记录涉及中宣部内部的事情，不能传给你们。邹启宇说这样我们不能执行。后来徐惟诚知道这事发脾气了，打电话给邹启宇说，没有正式的文字通知，打电话你们省宣传部就可以不执行我们中宣部的指令了？邹启宇只好将停刊的事报告于幼军，于幼军指示时任新闻处处长的王春芙起草《南方周末》停刊通知书。

　　停刊那年春节邹启宇来《南方周末》拜年，我接待他，冷冷地坐在他对面。他却热情地对我说，你们《南方周末》是为我们广东争了光的，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在阅览室看到其他省的报纸都是新的，没有人翻过，唯一《南方周末》是翻得卷起来，我作为一个主管新闻的副部长感到很自豪。但是我心里想，打我也是你，说好话也是你，故没有理睬他。到我退休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你要退休了，宣传部让我请你吃顿饭，你爱吃粤菜，还是吃潮州菜，还是吃西餐，还是吃川菜呢？你年龄大，川菜辣最好不吃，如果你要吃粤菜或潮州菜，我请你到广州最好的酒店去，如果吃西餐就请你到中国大酒店。我说怎么你把我当成统战对象了？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从来不去参加外面的宴会。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到外面吃饭，就到我们珠岛宾馆，这是谢非请客的地方。我说你是请我一个人还是我们整个班子？他说当然请你们整个班子了。或许是因停刊这件事宣传部给我们的补偿。

　　当晚编委会讨论决定如何停刊时遇到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告读者怎么写，若将中宣部直接抛出来他们不会批准，如果将责任全部包在身上说是我们自行决定停刊整顿，我们又不服气。第二个难题是停刊以后订户的钱怎么退。因而会上只讨论了最后一期报纸怎样出。这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想这个通知是宣传部发的，谢非究竟知不知道。如果谢非不知道，还可以向谢非求情。我第二天一早就找刘陶社长，刘陶说谢非出国到东南亚访问去了，现在省委主持工作的是黄华华，我打了几次电话给黄华华，一直打到12点黄华华才回家，黄华华说他不知道。我说那说明宣传部的停刊通知没有通过省委，可以向谢非求情。刘陶说上面的事由我来管，你就不要过问了，我给你的任务是要稳住队伍的思想。

　　接停刊通知的第二天，刚好是《南方日报》的社庆日，所有《南方日报》的前领导人都坐在庆祝会的主席台上，黄文俞招手要我上主席台。他说左方你大胆，踩到地雷了。他把话题挑起来后，丁希凌大声喊道：《南方周末》没有错误，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的，我坚决反对。《羊城晚报》前总编辑许实说：左方你不要怕，整顿之后你们再复刊时，你们发行不是一百万而是两百万。

　　陈越平是宣传部老部长，文革时期曾任《南方日报》革委会副主任，他说《南方周末》我期期都看，怎么我的水平就看不出有问题呀？老同志都在支持我们，但我只回答一句话，我们也有错，我们会总结经验教训，便从主席台下来。

　　关于两篇“涉案”文章

　　庆祝会结束后我们开编辑部全体会议，我见同事们的脸色都很沮丧，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我以电台天天广播的一句广告词“戴表戴乐都，时间刚刚好”做开场白，我说这时停刊的时间刚刚好，我还有一年零几个月就退休了，我在任时停报，最多人家骂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一年半之后我交班给你游雁凌，人家就会说左方主持这么多年没出问题，怎么一到你手上就停刊，游雁凌装跳楼状说，那我只好就从十二楼跳下去，大家都笑了，整个会场气氛缓和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保卫科来人找我，说省安全厅派人来要见我。我就下去，安全厅来的是一位老同志，和我年龄差不多，还有一位年轻人。他对我说，国家安全部打电话说你们发表的《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泄密，要我们来调查，你先谈谈这篇文章的刊登过程。我说我看大样有个习惯，先是粗读，粗读完之后才拿红笔细改，我粗读时发现稿里讲北京外商服务公司是安全部办的，便把责任编辑徐列叫来，我说这句话是保密的怎么能见报？徐列说这事在北京连的士司机都知道还保什么密，我说全世界都知道新华社香港分社是中共香港工委，能登报吗？这篇稿牵扯到安全部，你要问清楚作者，消息来源谁提供的，送审没有。后来徐列拿张传真给我，上面有公安部部长批示：同意刊登。徐列说作者是《北京日报》的大腕记者，稿件是公安部和劳动部两个部长要他采写的，因为白领们要给外商服务公司每月交费，许多给外商打工的白领都避开安全部办的这个公司，结果有外商黑白领的，也有白领黑外商的，而出现的问题都要公安部和劳动部处理，所以两个部长要记者采写这篇稿，并指定要交《南方周末》刊登。我听后说那就登吧，大样我不再看了，错就错在我忘记叫徐列画掉这句话。

　　安全厅那位老同志讲，我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不管出差到哪里，一到礼拜六都记得一件事，买一份《南方周末》，你们这稿当时我也看过，事实没有问题，问题只是出在这句话，是属机密性质的，我会尽量给你们美言，但是安全部一定要下令抓你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依照安全法可以关十五天到二十天，这事情对我的精神压力比停刊严重得多。这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突然被警车声惊醒，再也睡不着了。我想如果我不把事情告诉家人，真被抓起来，家里人不知道原因一定很害怕，如果告诉了，家里一定也很紧张，我白天处理工作已经够紧张的了，晚上回到家连个放松的地方都没有，后来我就偷偷告诉女儿，如果我被抓，你就告诉妈妈当我出差两三个星期，找我谈话的安全厅同志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和我谈话时还请我抽了两支中华牌香烟，他们会善待我的。

　　回过头来谈谈《袭警案》这篇文章，作者是江西省铁路局的一个作家，此人和公安部门关系密切，曾出版过一本关于公安破案的报告文学集，游雁凌曾到江西向他组稿。这篇稿最初看到的是陈朝华，他认为很有可读性，建议发表，便交给游雁凌，游雁凌看完稿后，叫谭庭浩给作者打电话核实稿件的真实性，谭庭浩先给作者的工作单位打电话，回答是省作协让他到下面深入生活去了，再给江西省作协打电话，作协的人说不知道他到哪里深入生活，再打电话到作者妻子工作的工厂，他妻子说丈夫四处流动，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何时回来，游雁凌、谭庭浩、陈朝华三人商量后，认为稿件是用复写纸写的，很可能一稿多投，如果我们登晚了会被人先刊登，便决定刊登。

　　刊出后省公安厅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说公安部有个副部长是你们《南方周末》的读者，他对你们刊登的《袭警案》这篇文章很感兴趣，想知道案发在哪个派出所。游雁凌就给作者打电话，这时作者已深入生活回来，他说故事是从一个公安人员口中听来的，他也不知道是哪个派出所。游雁凌问，你稿上的细节都是虚构的吗？作者承认是虚构的。游雁凌一听就火了，我向你组稿时就对你讲清楚，我们的《人与法》是个新闻版，不允许虚构，你要向我们编辑部写检讨，并向读者道歉，我们要将你的检讨登在报上。后来游雁凌将作者的检讨登在报上，并在上面加了个《本报郑重声明》，声明《人与法》是个新闻版，不允许虚构，是作者欺骗了我们，并对我们编辑部把关不严向公安部门和广大读者致歉，那位公安部副部长正是从报上看到我们的声明，知道是篇假新闻才向中宣部告状的。

　　事情发生的全过程我都在美国访问，我对这个事情是没有责任的。事情发生后我就对李孟昱和游雁凌说，你们一个是《南方日报》的接班人，一个是《南方周末》的接班人，而我还有一年多就退休了，《袭警案》失实一事的责任全包到我身上。他们两人都坚决不同意，表示各自承担应负的责任。我说你们是政治家吗？中宣部要整的是《南方周末》主编，就算我这次逃过一劫，今后也是在劫难逃，难道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跳楼，你们将来接了班，可以多关照一下我嘛，此事了不得就是要我停职提前退休，此外还能对我怎么样？

　　当晚我去刘陶家向他汇报，我说李孟昱和游雁凌都认为《袭警案》一文情节巧合太多，怀疑内容有虚构成分，不同意刊登，是我认为该稿可读性强，为了追求发行量坚持要登，责任全部在我。刘陶也知道我当时在美国，讲这番话目的是为《南方日报》保住两员大将。刘陶说口说无凭，你要写成文字给我，而且你写的检查不是给我的，是给省委宣传部的，你要想好才写。我说没问题，我早想好了，明天就将检查交给你。

　　林若仗义执言，谢非拍板保《周末》

　　社庆那天晚上，前副社长黄每坐在大院门口等我下班，他说庆祝会散会之后老同志开了个座谈会，刘陶有没有向你传达我们老同志的意见？我说没有啊，我没见过刘陶，他说我坐在这里等你是要给你传达的。会上所有的老同志都发言了，一致认为《南方周末》是办得好的，中宣部因为一篇失实稿子就停刊不能接受。林若是前任省委书记现任省人大主任，文革时在《南方日报》当过革委会副主任，所以也来参加社庆，他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什么文章那么严重，因为一篇文章要停刊，把文章拿来给我看。他看完以后说，你公检法做的坏事少吗？我们揭露一个小警察揭露错了又怎么样。我们广东现在的领导就是不敢顶，我们不停刊他们能怎么样？黄文俞接过话题讲，你是大官，你口硬，像我们这样的秀才遇到这样的事情只有写检讨的份儿，但是刘陶我告诉你，停刊告读者书必须要谢非签名以对历史负责，谢非不签名你们就不要刊登。黄文俞这几句话分量也是很重的，不愧是个老报人。你不要以为我们这班老人在说闲话，是广东新闻界老一代共产党人都在支持你们，你应该感到光荣。

　　黄每接着问我，你知道停刊整顿之后是个什么结果吗？我说我知道结局就是我下台。黄每说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就好，我今天为什么在这里等你，是因为听到你在主席台上始终讲一句话，我也有错，我会总结教训，我听后很高兴，左方终于成熟了。我已接近退休年龄，在老领导眼里我才成熟，实在成熟得太晚了。

　　停刊通知书发出后的第三天，刘陶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当时李民英也在办公室和刘陶商谈工作。刘陶对我说，谢非有指示来，报纸不用停了。谢非指示说，看一家报纸首先要分清它是好报还是坏报，如果是一家好报，哪怕一篇、两篇、三篇、四篇、五篇、六篇文章有错，报纸也不应该停，我认为《南方周末》是家好报，中宣部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报纸不能停。谢非同时指示《南方周末》要争取主动，要在报上写篇本报编辑部文章，承认失实公开检讨错误，并指示于幼军和《南方日报》分管的领导、《南方周末》的主编一起赴京，向丁关根承认错误。

　　刘陶向我传达谢非的指示后，他补充说谢非的指示并非保《南方周末》这么简单，谢非站得高看得远，他是从大局出发做这个指示的，你要从这个高度来理解谢非的指示。我听不明白刘陶的意思，见李民英也用惊讶的眼光望着刘陶。我想如果由我要求刘陶做解释刘陶可能不讲，我走后李民英肯定会问刘陶，不如事后再向李民英了解情况。

　　晚上我给李民英打电话，李民英说我走后他果然问了刘陶，刘陶说谢非是专门派他的秘书从东南亚飞回来向他传达谢非的指示的，那位秘书说，是林若将《南方日报》老同志的意见告诉黄华华，要他转告谢非，谢非得知后便把他带出国的谋士们找来，谋士们都说我们将经济搞好了，他们说我们广东是文化沙漠，现在我们办出一份全国出名的报纸，他们又要停刊，这次我们不能再让了。谢非说，不停刊总要想几句话回复中宣部，你们为我想几句话，谢非指示的几句话是谋士们想出来的，刘陶把停不停《南方周末》，看成是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

　　后来于幼军把谢非的指示转告徐惟诚，徐惟诚说谢非口头讲的话不算数，你们广东不同意停刊，省委要写个正式公函给中宣部，后来省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给中宣部的公函，公函的末尾有一句话：是否妥当请批示。有一位常委说，报纸是我们的，要他们批示什么，将这句话画掉。李孟昱列席了这次会议，会后黄华华特别交代李孟昱，回去要向《南方日报》的同志讲清楚，停报的事他事前不知道，可见广东的领导对《南方周末》是爱护的。

　　对我如何处理？《周末》煞费苦心

　　徐惟诚认为《南方日报》和《南方周末》的领导都是当事人，不用来北京，指定由于幼军一个人来向丁关根汇报。于幼军从北京回来，专门向《南方日报》处以上干部传达丁关根的指示。丁关根说，在国际上报纸因失实停刊例子很多，我同意谢非同志的意见，报纸不停刊了，但是对《南方周末》编辑部必须严肃整顿严格处理。

　　整顿一个多月后，于幼军就问刘陶，对左方怎么处理？刘陶说他检讨了三次。于幼军说光检讨不行，要撤职。刘陶年龄比于幼军大，他就说小于啊，你年轻，处理一个人容易，平反的时候就难了。对于报纸失实我们《南方日报》有惯例，就是做检讨，左方已经做了三次检讨，还能对他怎么样？于幼军说这次不同啊，丁部长讲要严格处理。刘陶说如果要处理你宣传部派工作组进来处理好了，我们社委会的水平就这么高。刘陶为什么这样硬顶呢，是因为知道是我帮他保了两员大将。

　　到12月中旬，中宣部给我打电话，说元旦后要在南宁开一个周末报研讨会，邀请你参加，在会上有四十五分钟时间给你发言，不许以谦虚为由拒绝发言，先口头给你一个电话，让你做发言的准备，以后会发正式通知给你，我赶紧把这个事情报告报社。

　　刘陶当时认为这个会是专门整《南方周末》的，所以叫我不要去，由游雁凌去，但是讲话稿还是由我来写。我说怎么写？他说按毛泽东的教导，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成绩错误七三开嘛。一年多之前广东省记协开过一个经验交流会，叫我们去介绍经验，我有一个讲话稿，我就把讲话稿加头加尾交给游雁凌，特别交代游雁凌：宣传部的新闻处处长王春芙要去开会，你千万不要把讲稿给他看。他要看你就说没有写讲话稿，因为左方妈妈病危不能去，临时指定我去。

　　游雁凌和王春芙一起乘飞机到南宁报到时，刚好徐心华和龚心瀚开完预备会出来，他们认识游雁凌，说你怎么来了，左方呢？他说左方妈妈病危来不了。徐心华讲，这次请你们《南方周末》来，我们中宣部是经过研究的，开周末报会议嘛，没有《南方周末》到场哪行，安排你们讲话，你要放开讲，你们的经验对大家很宝贵，你们的错误对大家也是一个教训嘛。

　　王春芙处长当着游雁凌的面，把一封给中宣部的信交给徐心华，这封信是对《南方周末》整顿情况的报告。王春芙起草报告时曾打电话给刘陶，他说中宣部要开周末报会议，《南方周末》已经整顿两个多月，宣传部必须给中宣部写个报告，现在报告写好了，只是对左方的处理还空着，就等《南方日报》给我们一个说法。刘陶说我都和于幼军讲清楚了，检讨完就完了呗。接着邹启宇又打电话来说这样不行，刘陶还坚持，他说你坚持我没办法了，只有让于幼军给你通电话。后来，于幼军打电话给刘陶说你如果坚持，我就只有报告谢非，由谢非来裁决。刘陶觉得这个事不好办，因为谢非讲了，中宣部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

　　后来社委会想出应付办法，给宣传部送去一段话：《南方周末》还在整顿之中，整顿之后要选择一个政治和业务都很强的人来任《南方周末》主编，在没有找到适当人选之前，先由副社长李孟昱兼任主编。李孟昱把这段话给我看了，他说社委会没有免你的职，现在是双主编。

　　徐心华看了宣传部的报告后就跑来找游雁凌，说左方究竟是什么人？第一届韬奋奖评奖时我是评选委员会主任，看过你们报社送来他的材料，他被评上奖后，刚好发生《袭警案》失实停刊这件事，就只好将奖转给你们广东的另一个人了，韬奋奖是新闻界编辑的最高奖，对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把他一生最大的荣誉给取消掉，处罚也算够重的了，报社能不能不撤他的职啊？游雁凌说不是报社要撤他的职，于幼军说是你们中宣部三次打电话要处理他。徐心华说，龚心瀚和我均不知道这事，可能是徐惟诚的秘书打的电话。后来他讲这样吧，你先打个电话给《南方日报》，撤左方职的文件先压着，我们回北京跟徐惟诚做工作，如果他同意我们再通知你们。

　　这天游雁凌在会上发言后，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家以此表达对《南方周末》的同情，《四川日报》的社长也来参加会议，他拦住游雁凌问，左方心情怎么样？你回去告诉左方，如果心情不好，到四川来我按贵宾接待。会后很多人问游雁凌要发言稿，游雁凌打电话问我发不发，我说我们不主动发，只发给主动向我们要的人。临散会的时候，龚心瀚对游雁凌说你回去告诉老左，你们是百万大报，发行量大责任也重。游雁凌回来不久，徐心华给他打电话，说和徐惟诚讲了，徐惟诚说左方不过是个处级干部，中宣部管他干什么。原本我们想为这个事发个通知，但是觉得发通知太隆重了，只打个电话又觉得太轻，因为你们省宣传部对左方的处理是向中宣部写了正式报告的，所以决定等于幼军来北京开会时我们当面对他讲这事。

　　举行十大周末报研讨会，为《周末》庆生

　　停刊整顿本来到此结束了，但是我不想这样罢休，我叫游雁凌上北京向徐惟诚、龚心瀚汇报我们的整顿情况，让他们更了解我们的报纸。游雁凌请徐心华和龚心瀚吃饭，提出我们创刊十周年庆典因为《袭警案》这事推迟了，现在准备召开，请你们两位亲临指导。龚心瀚说你们《南方周末》好大的胆子，我们杀你不死，你们倒要我们给你庆生日。后来游雁凌跑到卫生间给我打电话，我说你不要这样说嘛，你说我们要开一个全国十大周末报研讨会，贯彻南宁会议精神。龚心瀚听后说，我最近出国就不方便去了，由徐心华去，新闻出版署也可以去个司长。

　　接着游雁凌向徐惟诚汇报整顿情况，并邀请前来参加我们创刊十周年庆典。徐惟诚说，什么你们的报纸出了十年，为何连一期报纸也没给我看过。徐惟诚下令停刊我们的报纸，而他竟一期也未看过。游雁凌用电话告知我此事后，我指示他立即到中南海邮局，给徐部长订一年《南方周末》。

　　全国十大周末报研讨会召开时，我到徐心华住的房间，告诉他我们的办报思想和办报意图，我说我们对党对政府不存在什么恶意，我只是希望中国新闻转型的时候，不要像苏联《真理报》那么惨，我修一个斜坡让我们新闻将来转型时平稳着陆。

　　我在研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加强新闻性是周末报的新走向》的报告，谈了周末报的性质和地位，危机和走向。

　　全国十大周末报研讨会结束的当晚，举行《南方周末》创刊十周年庆典，研讨会的参与者都出席了，徐心华上台讲了话，肯定了周末报应该向新闻性这方面去转型。《南方周末》停刊整顿事件就这样了结了，从绑赴刑场到刀下留人，又以庆祝会结尾，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