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大戏才刚开始，高潮还远没有到来

　　四天闭门会议之后，十八届四中全会捧出了由“想到”和“没想到”拼接而成的饕餮大餐。“想到”如闭幕会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在人民大会堂落幕；蒋洁敏、李东生、李春城等被开除党籍；确立一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提出包括建设法治政府、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在内六大任务。“没想到”如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被开除党籍；除去落马官

员，3名中委、2名候补委员未出席，原因不明；建立领导干预司法插手案件通报制、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制；最高法设巡回法庭，探索设跨区划的法院和检察院；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徘徊于“想到”与“没想到”之间的围观民众，更多的却是一脸哀愁表情，是为公报“私愁”。因为官方捧出的这份饕餮大餐，要么是己方意志的外溢，要么是一如既往地口惠而实不至，着实与民众期待相去甚远。

　　公报内容最早由新华社法人微博新华视点发出，是为高度提炼版。随后央视播出的新闻联播在头条予以全文播发，且并未如外界猜测的那般延长联播时间。最后再由新华社授权发布公报全文。至此，四中谜底揭开，但是稍早前各界期待的“改革力度很大”之愿景几何尚且不能作出明确定论，因为以三中全会为鉴，公报之不明觉厉与《决定》之翻天覆地，相差甚远。换言之，即便四中公报“粗线条”，谁又能担保随后即将公布的《决定》会否延续三中再来一次翻天覆地？

　　与以往既定做法类似，《人民日报》见报社论提前出炉，且经由新闻联播重点推介。标题锁定为《实现依法治国的历史跨越》，内容则主要阐述了党与法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四中之前各个舆论场域争议颇为热烈的焦点。党大还是法大？党报给出了类似辩证法的结论——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要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中国法治与西方所谓“宪政”的根本区别。

　　稍早前人民网推出的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系列评论之五《四中全会宣示“法治的尊严”》，也在围绕党与法的关系在扩散思维。法治尊严的提升，最重要的一点，是党与法关系的理顺。2012年12月4日，十八大召开还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就在纪念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的一次大会上强调，“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此次全会，再次提出“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而具体的规定更显扎实，比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再如，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不可动摇的基本方向；在这个前提下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是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

　　究竟党大还是法大？凤凰周刊于2009年刊发的一期封面故事《蒋经国的政治遗产》复又被翻出，文章开头部分即展现了一幅颇有镜头感的画面——他佝偻着坐在轮椅里，受多年糖尿病折磨，脸浮肿得不成样子，他已不能亲自宣读总统致辞，只能听着秘书长何宜武代替他宣读。突然，台下有人扯起白色横幅冲向他大声抗议，然后是更多人响应起哄。他从没想到，重申推进民主改革决心的总统致辞，得到的回应，竟然是台下急不可耐的民主人士喧哗。在被手下拥离主席台之前，他孤寂无力地双眼朝着喧哗嘈杂的方向停留片刻，说不出一句话，缓缓别过头去，满脸的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镜头，时在1987年12月25日的“行宪纪念”大会。

　　的确。蒋经国将国家利益置于党国利益之上，故而以威权结束了威权换得了政党轮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份万众瞩目的公报中，“党的领导”依然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且是历届最高的。《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对此作出了调和的解释，“文中虽然以13处强调‘党的领导’的高频次创造新纪录，并且更明确地点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但有更大量篇幅在事实上指向了对执政党的自我约束。”

　　身为喉舌，党报确需要做好舆论引导的分内工作。但公报发布，网络舆论场更多的却是一片哀愁，是为公报“私愁”。失望者如财经作家余胜海，“看了央视播出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公告让人失望，所谓‘法治’仍然是‘法制’”；对依法治国有重新诠释者如五岳散人，“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面临的只有三个问题：谁来真正立法、谁来真正执法、谁来真正监督。背后的三个真逻辑是：人大立法，人大要真代表人民；司法执法，司法要独立于权力；媒体监督，媒体要能够发声。这就是依法治国。”反诘落实成效几何者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硬性指标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是破天荒的。然，破天荒的设想还得有破天荒的用人机制落实，如果不制约少数领导的个人意见就是群众的一致意见，通过‘买卖’之后‘重用’终归还是难免的。”持着中立态度点评者如专栏作家刘胜军，“四中全会应从法治观念启蒙开始。”因为当下建设法治社会最大的路障就是对程序正义的无知和无视。也有人从公报中看到了律师、法学专家的春天，毕竟在公报的昭示下，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队伍呼之欲出。

　　抛开网络舆论场日益式微的讨论，不出公众所料，四中正在循着三中的既定轨道按部就班推进，而且两次会议前的舆论基础也基本一致。比如三中前的习近平意识形态讲话和宪政大讨论，四中前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及社科院主导的法治与专政讨论。所以《人民论坛》大胆作出推断，一年前的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最终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宪政”之争，那么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四中，或将结束这场“法治”与“专政”之争。更进一步，无论一年前的“宪政”之争，还是这次“法治”与“专政”之争，背后实质是两种思潮，一种是封闭僵化的思潮，一种是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央党校谢春涛看来，这也是今天中共意识形态面临的重要挑战，过去有这两种思潮，现在也有，今后恐怕也还会存在。

　　“有限度”的公报之外，更多人之所以还抱有希冀，一方面在于公报之后的《决定》还未公布，另一方面25日即将召开中央纪委全会。所以，此前外界预期的周永康和徐才厚二人的处理结果，恐将很快揭盅。换言之，大戏才刚刚开始，高潮还远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