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回答是：我的法治我做主

　　四中全会的《决定》几乎回应了所有关于中国法治改革的问题，尤其针对西方关于“党的领导”、“宪政”、“三权分立”这三大质疑，习近平不仅没有回避，都全面给出了回应，并且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而非仅仅停留在谈问题、喊口号上。只是这些回应具有明显的“习式特征”，回应的内容，也不能令持有西方意识形态和法治观念者满意。

　　第一，认为法治必须摆脱“党的领导”。在西方的传统价值观中，法律是上帝定下的规则，天然具有至高无上、不可逾越的权力，因此中国要依法治国就不应当预设任何前提，包括“党的领导”。然而，中国人历来是不信上帝的，只信“大人”。从古至今，事无巨细，全以“大人”的英明决断做数，法只是个量刑工具，不能指望它明辨是非。诚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法治几千年来一直存在“权大于法”的弊端，但如果因此就陷入“党大于法”与“法大于党”的二元思维，将中国法治改革理解为“权”与“法”的简单对立，则难免从“权”的极端步入“法”的极端。

　　在“权”的极端中，“党大于法”最终演变为“人大于法”，中国过去不适当地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集中于几个书记，使得“党的领导”变成“各级领导的领导”，造成领导的“权”压制法、“言”代替法。但“法”的极端同样有害于中国，众所周知，伦理道德在中国社会是一套独立于法律之外、广泛被接纳认可的行为准则，其地位及其对中国人的约束力犹在法律之上。例如在西方，赡养法保障老人能够得到子女在物质上的供给，社工给老人精神上的安慰；然而在中国，仅有赡养法保障的物质和社会的关心并不能令老人感觉幸福，唯有基于“孝”的天伦之乐才被认为是中国人最终的归宿。又如在西方，亲朋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忌讳对簿公堂，然而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中，闹上法庭等于和一系列社会关系决裂，所付出的成本十分巨大。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法治体系虽是重要部分，但并非核心部分，更不是唯一部分，而其他部分仍有赖执政当局建立。因此，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中，既要解决偏激的“党大于法”问题，又不能简单的用“法大于党”来处理中国问题。

　　四中决定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党大还是法大是个辩证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以确保能够全面建立适合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另一方面，要“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可以说，这一回应，既从大方向上否定了将西方价值观照搬进中国，阐明了中国对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并表明“坚持党的领导”正是为了保证能全面推进这一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也给出了解决当下中国“权大于法”的“人治”弊端的方案，即一旦法治体系建立起来后，所有的党员必须在法律框架下活动，不仅要通过党内法规从严治党，而且要将守法纳入官员考核体系。

　　第二，认为法治必须先“宪政”。前文说过，在西方的传统价值观中“法最大”，这一价值观今天表现为对“宪政”的强调。“宪政”已不仅仅是将宪法作为基本大法，用于规范其他法律法规以及执政者的行为，而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带有上帝的味道，成为西方的信仰。

　　然而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信仰，也不必要现在强加这种基于上帝的法律信仰。因此四中决定对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宪政”期盼的回应是，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宪治国首先要依宪执政”，将宪法还原为现实中的基本大法，所有治国、执政、行政的具体行为要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保证宪法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并不赋予宪法神一般的至高权力。

　　第三，认为中国司法改革必须“三权分立”。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由于法律是上帝为人类定下的规则，因此上帝是最高裁判，摩西代表上帝当裁判，耶稣主持最后的审判，作为裁判者的法官自然拥有崇高的至尊地位，不受外部权力干扰，人人必须服从、无可置疑。在这一意识形态下，“三权分立”成为西方对中国司法改革固执的期望，认为若不“三权分立”则所有司法改革都是掩耳盗铃。

　　然而回归中国社会实践，不论是从当下最急迫的问题，还是从长远的社会治理来看，“三权分立”都不是必要选项。

　　诚然，中国法院判案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法官也没有将地方政府官员的干预置之不理的能力。司法机构不能免于政府官员权力干扰导致了司法不公，司法不公对社会公平产生了致命的破坏，成为当下司法改革最急迫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并不必须由“三权分立”解决。四中决定对此给予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如果这一解决方案得以真正实施，那么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独立以足够消除大部分的司法不公。

　　从长远的社会治理来看，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也不是仅靠“三权分立”赋予法律绝对的权力所能办得到的，相反，在法律的绝对权力之下，司法同样会产生新的不公。两千年前，苏格拉底在以身殉法捍卫了法的绝对权威的同时，也昭示了在法的绝对权威之下，即使是伟大的哲人也对法的不公无能为力。今天，在市场万能成为一种价值观浸入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时，财富的差距也转化为法律的不公——金钱决定了律师的好坏，左右了官司的输赢。对这一弊端，四中的决定也提出了预防方案：“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

　　综上所述，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要求，四中决定从中国实践操作的角度一一予以回应：西方的要求不合中国的现实，决定不回避、不盲从的态度表明，解决中国法治改革的问题不在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而在于找到自己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