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中國知識精英的醜陋與恥辱

　　編者按：如何看待1957年毛澤東發動的那場反右派鬥爭，迄今官方的正式定論，見於中國共產黨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肯定了這場鬥爭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也有缺點，那就是“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

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回溯歷史，反右派鬥爭不僅是打擊了多少右派分子的問題，更是通過打擊這些有思想有見解又敢於講真話的人。再有甚者，這場運動令人性的醜陋在嚴峻的政治形勢下暴露無遺。中國的知識精英和民主精英們，面對“生存還是死亡”的選擇，不得不撕破臉皮，或自殘自虐、或互噬自噬。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宋永毅分別於香港《爭鳴》雜誌2009年第9月號、美國《中國人權雙周刊》2009年10月號發表系列文章，探析中國知識精英、民主精英在反右運動中的道德與人格問題。以下為全文摘錄。

　　另類“反右”：中國知識精英的醜陋和恥辱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9年第9月號

　　今春以來，因為黃苗子和馮亦代在反右後可能告密賣友的事，文壇一時沸沸揚揚。在我看來，這件公案的重要性絕不僅在於事情的真偽差異，而是為人們重新審視五十多年前中國民主人士和知識精英的表現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人格的脆弱性。誠然，他們人格的扭曲主要是因為中共政治迫害的殘酷，後人實在不應當在個人的層面多加苛求和追究。但作為歷史真相的一部分，則完全應當直面恥辱，以悲天憫人的態度進行理性的研究。本人有幸在近兩年內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委託主編《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一九五七──）》（將在二○一○年春出版），閱讀了近千萬字的原始史料，對此實在唏噓不已。

　　民主黨派的自殘和自虐

　　一部中國反右史，從某種程度上可以歸納為中國民主人士和知識精英的互害、自殘乃至自虐的歷史，這在一些大名如雷貫耳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領導人身上表現得尤為淋漓盡致。

　　一個開創親友相噬先例的名人遺孀是魯迅夫人許廣平。馮雪峰是魯迅生前的至交，也是許的好友。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被周揚、夏衍等人在作協批判鬥爭時，馮對於周夏等人誣陷他“反魯迅”的指控並不認帳。但據目擊者證實：“這時，許廣平忽然站起來，指着馮雪峰，大聲責斥：‘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什麼樣子了？！騙子！你是一個大騙子！’這一棍噼頭蓋腦的打過來，打得馮雪峰暈了，蒙了……”九月十四日，許廣平又在全國婦代會上的發言揭露“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活動”。在《人民日報》刊登的發言裡，她指責魯迅生前最親密的學生，她的好友丁玲“活像一個武則天，有軍師、有文臣武將、有打手，又有通訊員和聯絡員。……這個集團的活動方式是十分卑鄙的。他們對人宣傳說要講友情，講道義，講誠懇；但是他們對黨無情，不講道義，不講誠懇。”

　　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被譽為大師、巨匠們，如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無一不是反右的積極的參與者。他們對文藝界右派同行丁玲、吳祖光等人的批判的文章不僅連篇累牘，還都表現出“痛打落水狗”的態度。當然，文革後巴金先生對此作了痛徹的懺悔。

　　類似沈鈞儒、陳叔通這樣比中共還要積極反右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負責人，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大堆的名字。他們有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周建人、胡厥文等；政協副主席馬敘倫、許德珩等；中央政府中的各部委領導何香凝（僑委主任）、史良（司法部長）、朱學范（郵電部長）、胡子嬰（商業部副部長）等；以及各民主黨派的主要領導胡愈之、朱蘊山、梁希、高崇民、鄧初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另類的黨（民主黨派）政領導人在反右中的講話、指示和重要報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級首長還要疾言厲色、極左激烈。無疑，這些講話等等給後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認識、思考和定位中國所謂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歷史記錄。

　　一百步笑五十步

　　我們再來談談在反右運動中的被整的一方──右派分子們。中國有一句有名的古語謂“五十步笑一百步”，意為犯較小錯者不適當地譏笑犯較大錯者，以致忽略了他們“本是同根生”的本質。而當年的右派分子中非但“五十步笑一百步”成風，竟還出現了不少大右派“一百步笑五十步”的笑話。

　　章伯鈞應當毫無疑問是中國第一號的大右派了。但在反右剛開始時，他竟然還抱着溫情脈脈的幻想，以為自己可能不是中共要打擊的右派。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題名為《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的初步檢查中說，他的錯誤是“為右派分子所利用”。這真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釋，因為在毛澤東眼裡，章才是“利用”了所有人、包括右派分子們的“主帥”，章伯鈞的悲劇還並沒有就此止步。同時，他還在《光明日報》上以社長的身份發表《一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社論，公開批判剛剛被毛澤東點了名的“右派”、他兩個多月前親自任命的、手下最得力的總編輯儲安平！

　　丁玲、陳企霞是當時文藝界最大的所謂“丁陳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腦。但直至他們被揪出之前，他們和艾青、羅烽等該集團的首要分子竟還在商量着怎樣批判文藝界另外一些後來證明是比他們小的“右派”，如寫了《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秦兆陽和《電影的鑼鼓》的鐘惦棐等等。所有這些，真的變成了一個個“一百步笑五十步”的鬧劇。

　　從親友互噬到自咬自噬

　　一九五七年右派們在突來的政治迫害前從抵抗到崩潰的時間都很短，這常常和他們陷入被自己的親人朋友的無情揭發乃至任意誣陷中有關。例如，羅隆基的絕望和他被最親密的三位親友揭發誣陷有關：一是和他同居十年之久的浦熙修；二是他的機要秘書邵慈雲；三是他的辦公廳副主任趙文璧。（但值得一提的是：羅儘管也做了檢查，卻至死不承認毛澤東強按在他頭上的“章羅聯盟”的冤案）。陳企霞的崩潰則因為他的情人、女作家柳溪開始背叛。給章乃器致命一擊的是他的前妻、民建中央常委胡子嬰。她的長文《我所了解的章乃器》一下子把章定案在“歷史反革命”的高度。章伯鈞在第一次被批判時就驚慌失措，因為他沒有想到自己在民盟中的好友史良會把他的私房牢騷話都無情地揭發出來，還向周恩來告了密。

　　右派們的精神崩潰更表現在反右後漫長的改造歲月中：由於持續不斷的高壓和洗腦，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僅完全放棄了自己當年在鳴放中的出色思想，而且不斷自咬自噬，直至人格扭曲。束星北的改造歷程便是一例。束是我國最著名的物理教授之一，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的啟蒙老師。一九五七年五月的鳴放中，他作過著名的在中國必須具備“法治精神”養成“守法風氣”的演說，為此被打成右派。在長期的思想改造中，他不僅寫了許多檢討和認罪書，痛批自己的“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思想”。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這位中國物理界的天才竟寫出了自我改造的規劃──《申請長期洗涮（刷）茅房》。另一個例子是上海的大右派王造時的檢討，王曾是著名反蔣的“七君子”之一。但這樣一個硬漢卻在反右中崩潰了，從反右到文革，他的檢查有近百份之多。一九六○年九月他被“摘帽”以後，非但對中共感激涕零，還懷着“深入心腑”的“感恩心情”到處去做沒有被摘帽的右派朋友的思想工作。這類異化變態的現象不僅發生在這些著名的右派身上，在一些普通的右派中更不勝枚舉。一九五八年的“雙反運動”是一場右派分子已經沒有資格參加的思想改造運動，但是清華大學右派分子陳爾彭卻興沖沖地貼出大字報要“對所有的右派分子提出倡議”、“比誠心、比決心、比改造、比幹勁”……

　　誠然，部分中國民主人士和知識精英在反右中和其後表現出來的犬儒和恥辱，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當然是中共政治風暴的淫威和思想專制的高壓。其次是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負責人，其實早已經是中共的“特別黨員”，他們所造成的各民主黨派的“窩裡鬥”的現象，實質上是毛澤東一手操縱的反右戰略部署的一部分而已。最後，我們無法、也不應當否認中國知識精英思想性格中的軟弱性和種種先天不足。例如，領軍主帥缺乏殉道者的道德勇氣、主要人物並不具備在高壓下不背叛團隊的精神和人格等。所有這些，我想對於中國當前的民主運動仍然是有着極大的啟迪作用的。

　　再談另類“反右”——中國知識精英和民主精英的悲哀

　　原載美國《中國人權雙周刊》2009年10月號

　　不久前我在香港《爭鳴》雜誌（2009年9月號）上撰文，提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中中國知識精英、民主精英在運動中的道德與人格問題。我曾指出，儘管在絕大多數的場合，道德的淪喪和人格的扭曲是因為中共政治迫害的殘酷，後人實在不應當在個人的層面多加苛求和追究，但作為歷史真相的一部分，我們則應當直面醜陋和恥辱，以悲天憫人的態度進行理性的研究。限於篇幅和心情（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實在是他們的歷史恥辱），那篇兩千多字的小文就沒有進一步展開。但是最近收到國內許醫農大姐轉來的在國內流傳的有關宋慶齡在反右中不同意中共做法的“出色表現”的文章，才知道歷史真相已被扭曲到了何種程度，對這一問題實在有再稍微深談一下的必要。

　　宋慶齡反對過毛澤東的“反右”嗎？

　　在大陸網上現在到處流傳着孫中山遺孀宋慶齡在反右期間上書毛澤東“表示十分憂慮”的傳奇。在那篇作者為“何方”的題名為“宋慶齡多次致黨中央信件披露”的文章中說：“1957年宋又寫信給黨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對此，《爭鳴》雜誌在2006年也有過專文報導。

　　其實，只要看一下宋慶齡在反右期間的公開言論，就不難斷定這完全是宋氏親友在文革後的謊言和貼金之作。1957年6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宋慶齡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的大作。她一開始就指出：“我對有些人所發表的一些謬論，是肯定不能同意的。例如，有些人的批評等於是說我們沒有做好任何事情。從這種見解出發，他們進而提出在各種機構里處於決策地位的共產黨代表和黨委是否有必要的問題。他們說這樣會限制民主，會使得非黨人士有職無權；又說共產黨員們既然不懂技術，就不能領導等等。當然，什麼地方存在着這樣的情況，就應該加以糾正，並且糾正得愈快愈好。但是必須明白，把病人甩掉是不能把病治好的。”對此，宋慶齡的結論是：“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在客觀上、事實上就是要使歷史倒退過去，就是要使資本主義復辟，就是要使我們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和當時同類的中共領導人的反右講話相比，宋慶齡的調門也是最高的之一。

　　7月13日，她又在《人民日報》上另外一篇文章中大批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她說：“例如，有人倡議‘政治設計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於共產黨和由全體人民所選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兩種領導機構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寬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歷史事實。同時，反動分子對堅決站在共產黨一邊的非黨人士進行了恐嚇。他們用了匿名威嚇和其他卑鄙的手段。這種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憤慨和憎惡。”非但如此，該文還對民主的基本價值進行了大批判：“這少數人說，我們的國家是有限制的。我要問他們：哪一個國家沒有限制呢？……人們說到民主，也只有兩種：資產階級民主，或是社會主義民主。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正如同沒有‘第三種勢力’一樣。政權不是握在資本家的手裡，就是握在工人的手裡。這少數人所要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嗎？如果是，他們就是要求在中國使資本主義復辟。”

　　1957年9月9日，宋慶齡作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在中國婦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辭。本來，這只是一次應景的演說，宋慶齡完全可以不和反右運動掛鈎。但是在她僅768字的致辭中，竟用了314個字來歌頌毛澤東領導的反右運動。她指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企圖推翻黨的領導，企圖讓資本主義復辟，也就是企圖把不久之前才擺脫掉的、帶了幾千年的枷鎖重新加在婦女們的身上。”她繼而號召全國婦女：“我們必須克服溫情主義，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右派；必須堅決跟着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這裡中間路線是沒有的！”（見1957年9月10日《人民日報》）——在宋慶齡所有公開言行中，我們非但看不到她對反右一絲一毫的“不理解”；相反，她的理解水平遠遠超過中共的大多數高級幹部。她對右派分子的大批判作用，更是成千上萬的中共的高級幹部所無法企及。

　　這裡，還值得一提的是與宋慶齡齊名的另一位一直被譽為中國知識女性代表的何香凝女士在反右中的不良表現。據葉永烈先生的考證：“第一次在報紙上公開點出‘右派’一詞，不是毛澤東，卻是國民黨內著名的左派、廖仲愷夫人何香凝。這是因為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應該逐漸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論’。於是，也就選中了德高望重的‘左翼分子’何香凝，來透露毛澤東的意思。”（《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90-191頁）6月1日，何香凝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的十一次座談會上和儲安平的“黨天下”發言公開唱反調，她對整風的理解是：“首先是希望極少數右派的人能徹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現在如果領導黨團結我們的左派，爭取和幫助我們的中間分子，教育和批評右派的話，那只能對我們民主黨派有好處，我們歡迎領導黨這樣做。”——簡言之，中共的整風必須要發動“反右運動”。

　　著名民主人士的反民主行徑

　　目下海外網絡上還流傳着一篇原載於香港《爭鳴》雜誌2006年1月號的“內部消息”，這篇文章講到“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信中都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但從當年的歷史文獻來看，這一報道也不可能是事實，因為這些人都是民主黨派里出了名的極左派。

　　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負責人的黃炎培和時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主任的陳叔通都曾在6月5日深夜被毛澤東召見，面授近3小時機宜要他們發動批判章乃器和“章羅聯盟”。那夜至6月10日的5天內，他們有的只是受寵若驚後的涕零感激，哪裡來的“不理解”？黃炎培的第三個兒子、水利專家黃萬里僅因為寫了“花叢小語”這樣的諷刺官僚主義的文學作品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他為了自保竟和兒子斷絕往來。1957年6月30日，清華大學的幾個學生電話採訪黃炎培。他非但“首先表示了自己完全反對黃萬里的反社會主義言論，支持全校同學對黃萬里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批判”，還馬上寫信給統戰部表明自己的心跡，全信如下：

　　中央統戰部：

　　承告清華大學同學們，願約期來談，談的是我對於黃萬里問題的看法，我是這樣的：我在六月十八日看到那天北京日報載黃萬里寫“花叢小語”，當時就認為這篇文字太荒謬了，是反社會主義的，將會造成很壞的影響。

　　我立刻嚴正地告訴黃萬里，必須堅決站穩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深刻地公開檢討自己的嚴重錯誤，並將這嚴重錯誤快快地徹底糾正，不許再犯。

　　我這幾天連天開會，今天星期，上午下午都有會，分不出接談時間為歉。

　　黃炎培1957.6.30上午

　　（來源：《新清華》1957年7月9日，原文題為“黃炎培斥子”。）

　　當然，今天我們可以完全理解黃炎培如此地膽小且過激地和兒子“劃清界限”也事出無奈、主要是為了自保。但是我們同樣不難斷定這樣的一個戰戰兢兢的黃炎培決不會在6月10日給毛澤東寫信，“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

　　至於當時的民盟主席沈鈞儒，更是一直被周恩來譽為“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幟”。在5月17日反右還沒有正式開始，他便在《人民日報》上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要批判章、羅等人的錯誤言論。”此後，他明知民盟內根本沒有一個“章羅聯盟”的存在，卻還在9月11日發表公告稱：“中國民主同盟在資產階級右派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中，起了特別惡劣的影響和作用。這是因為在一個時期內，由民盟兩個副主席章伯鈞、羅隆基所形成的‘章羅聯盟’的右派反動路線——從政治路線到組織路線，曾經在盟內占了上風。‘章羅聯盟’的骨幹分子在不同情況下和不同程度上控制了民盟中央和許多地方組織的領導機關的實權。他們在國家生活的許多部門特別是文教部門還參加了領導工作。他們以及在他們影響下的大小右派分子，利用民盟組織的合法地位，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在全國和地方上，在高教界、科學界、新聞界、出版界、文化藝術界和其他方面，充當主帥和大小頭目，籌劃、發動、號召和組織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章羅聯盟’事實上成為全國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發號施令的最高司令部，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事業犯下了嚴重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公告是沈鈞儒以民盟主席的名義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對一個民主黨派的主席來說，這無疑是一種組織性的自殘！當年身處逆境的羅隆基讀了這份公告後不僅疼痛錐心，還立刻寫了一封長信給沈鈞儒，進行了義憤填膺的反駁。鑑於羅的信件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方才問世，彌足珍貴，這裡不妨輯錄如下：

　　羅隆基致沈鈞儒的信（未刊稿摘要）

　　（此信約寫於1957年9月下旬）

　　衡老：

　　在九月十一日發表的“中國民主同盟當前的嚴重政治任務”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份，正式採用“章羅聯盟”這個名稱，並且說“‘章羅聯盟’事實上成為全國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最高司令部”，這對我來說，是萬分嚴重的指控。“章羅聯盟”這個名詞的來源和事實根據是什麼，我直到今天還不知道。經過三個月的反省後，我的良心告訴我，“章羅聯盟”這個罪案對我來說，絕對沒有事實根據，是個極大的冤枉。這個冤案的真象，今天不能明白，將來總會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後總會明白。現在我願向我公說明這樣幾點：第一，這兩年來我在民主同盟的工作，在我這方面，都是經過公開正當手續的工作，我同章伯鈞絕對沒有什麼勾結，更沒有形成什麼聯盟。

　　兩年來我同章伯鈞絕對沒有兩人單獨地聚談過一次，更沒有兩人單獨地商談過民盟事務或其它政治問題。我已經請求周總理和統戰部徹底查究“章羅聯盟”這件事。我這樣聲明：“倘若查出我同章伯鈞兩年來兩人的確有任何秘密勾結，秘密聯繫，秘密陰謀，或兩人共同秘密地對任何盟的地方組織或全國任何盟員發出過任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或指示，我願受國家嚴厲的懲治。”兩年來我在民盟的工作都是同四個副主席和秘書長進行五人的事先協商，重要事件必經過常務委員會的座談和批准而後執行。絕對沒有什麼事是我同章伯鈞兩人秘密商量後隱瞞着其他副主席而執行了的，沒有什麼事是我同章伯鈞兩人所堅持，為其他副主席和民盟常務委員會所反對而執行了的。這些經過，史良、高崇民兩位副主席和胡愈之秘書長都是參加五人小組的人，都是清楚的。民盟兩年來進行工作的情況，我公亦大體都知道。我同章伯鈞絕對沒有什麼私人的勾結，更沒有形成什麼聯盟。

　　就拿五月間成立的科學體制等四個委員會的經過來說，在我這方面，絕對不是同章伯鈞勾結的陰謀。五月中旬，章伯鈞用電話通知我要約文委、宣委、學委三個委員會的負責人來座談展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工作問題。我當時以為章指導文教，我指導宣傳、學習，事既在我同章的職責範圍以內，我就在電話中同意了。第二天我在政協禮堂第二會議室向章伯鈞、史良兩位建議仍用四個副主席名義召集座談會，章史都同意了。回家後才知道章伯鈞指示用章羅名義召集的通知已經發出，並且被召集人的名單亦已由章一人安排。我已無法補救。但開會時我仍要工作同志用電話請史、高兩位來參加。他們因事未到是事實。四個委員會的產生和各委員會的召集人都是座談會的結果，並不是章伯鈞同我的預謀。座談會只討論了委員會工作的方法，絕對沒有談到工作的內容和目的。後來史、高兩位都分別為“長期共存”和“有職有權”兩個委員會的召集人。五月底我因忙於準備出國就寫信請高崇民副主席主持“有職有權”委員會。我對四個委員會的工作從此以後就沒有過問。曾昭掄、錢偉長利用科學體制委員會制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方案，我是回國後聽了郭沫若院長的發言才知道。這一切事實都證明四個委員會的設立和結果，在我這方面，絕對不是同章伯鈞有了什麼勾結，要進行什麼陰謀。

　　總起來說，這兩年來，我在民盟的工作，沒有任何一件事是我同章伯鈞有了勾結，排除了其他副主席和秘書長而做的，亦沒有任何一件事是由於章羅二人的勾結，強制民盟而做的。兩年來我同章伯鈞就絕對沒有任何勾結，因此，就絕對沒有形成什麼聯盟。……

　　章伯鈞在交代中承認“章羅聯盟”，這是章伯鈞對我的誣罔構架，這是他枉撓夥伴，分擔他在盟內外全盤嚴重罪過的陰謀。我提出後面的具體事實來證實他的險詐行為：甲，章伯鈞在我出國期間，竟造謠向史良說我看過儲安平“黨天下”的發言稿。六月十五日儲安平在光明日報社交代時，質問章伯鈞何以憑空說這樣的話，章伯鈞承認說：“我個人認為是不對的”（見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緊急會議記錄）。六月二十號我在昆明用長途電話質問章伯鈞何以憑空造謠，章回答說他根本沒有向史良說我看過，這件事應由史良負責。章伯鈞造謠的目的，就企圖誣陷我為儲安平的主謀人和支持人，以納我於罪。這就證明章伯鈞狡詐誣罔的行為。

　　乙，章伯鈞看到前面計劃失敗了，於是在七月初在農工民主黨內又說：“羅說，開會你來我就來，只要你要作的我就作”，他在人大發言中又說：“羅隆基不斷地向我表示，你走到哪裡，我跟到哪裡”，章伯鈞妄圖以此證明章羅有勾結，有聯盟。其實這又完全是憑空捏造的謊言。我有生以來還沒有這般重視過章伯鈞其人，也絕對不會向他說這樣卑屈盲從，十分無恥的話。事實上民盟許多次會，章伯鈞託故取巧不來，我不止召集了會，而且主持了會。我怎能說開會他來我就來。章伯鈞許多狂妄發言和荒謬主張，我經常反對並且批評。我怎肯向他說：“你走到哪裡，我跟到哪裡”，這只是章伯鈞自欺而不能欺人的謠言。章伯鈞這種謊言，適足以證明我同他沒有勾結，沒有聯盟。

　　丙，章伯鈞說：“從思想聯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聯盟。再變為政治上的聯盟”，這更是章伯鈞飾虛行詐的言詞。章伯鈞對民盟工作專斷獨行，堅持己見，這是幾個副主席都知道的。例如一九五六年我同史良、高崇民以及郭則沉等人都主張把文教委員會分為教育、科學、文藝等委員會，章伯鈞在副主席商談時聲色懼厲地反對，結果三個副主席多數服從少數。又例如人大常委會補選民盟缺額問題，章伯鈞不經協商，專斷獨行，向統戰部提出華羅庚，我同高崇民反對，他向我以辭職相要協，要我讓步，這就是他取得工作一致的方法。又例如結束民盟檢查工作問題，我一再勸他趕早進行，並勸他約張雲川、汪世玉、范仆齋等人個別談話，章在副主席會商時，大發雷霆，主張開除並懲辦張雲川、范仆齋，並且認為這是我在團結宗派進行倒章，這又是他取得工作致的辦法。這些事正說明我同章伯鈞不止工作上不是一致，感情上亦不融洽。不過為着民盟工作順利，我同史、高兩位經常讓他而已。章伯鈞在交代時卻造謠說：“去年民盟檢查工作，羅隆基在我出國期間把它處理掉，這是他包庇我”，事實上檢查工作事到今天尚未處理，我又何嘗包庇過他。章伯鈞為達到在盟內為所欲為的目的，常揚言說，某事總理指示如何如何，某事李維漢部長同意如何如何，假傳意旨，騙取幾位副主席的工作一致，這是他經常玩弄的手段，這還能說我同他從工作一致進到了政治聯盟嗎？

　　丁，章伯鈞自己承認“對知識分子有野心，沒有同羅隆基談過。”（見《人民日報》七月四日）既沒有同我談過，又怎能說形成了聯盟呢？他一年來經常請一大批大知識分子吃飯談天，以宣傳他的政治主張，這完全是他個人一方面私自籠絡勾結的行為。他說：“我想通過羅隆基影響知識分子”“我就請羅的朋友馬哲民、彭迪先、沈志遠、潘大逵吃飯談天。”這一批人都是民盟的中常委中委，章伯鈞要籠絡勾結這一批人絕對不必通過我，事實上他不止沒有通過我，並且從來不約我參加他的談話。他請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吃飯談天，還經常背地裡在談話中批評我，做挑撥離間工作。這是他同我從工作一致進到政治聯盟嗎？

　　戊，章伯鈞從做了政協副主席以後，得意忘形，驕傲自滿，發表肆無忌憚的言論，提出荒謬狂妄的主張。這是盟內眾所周知，亦為我公所痛惡的事情。他狂妄地主張民主黨派要發展幾百萬人，我對高崇民和盟內外許多人都批評過。他狂妄地主張“兩院制”，要把政協變為參議院，我向葉篤義和政協外賓招待委員會以及國際問題組組長批評過，認為此與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的精神不相符合，並囑咐不可對外賓提出此種錯誤意見。我對章伯鈞的政治主張有這許多反對的意見，我們還怎能成為政治聯盟。

　　衡老，章伯鈞的為人，我公素所深知。……而我對他一些荒謬政治主張如“民主黨派幾百萬人”，如“兩院制”、如“政治設計院”、如“資本主義國家有絕對自由”等等都不同意，我何至同他勾結而形成為政治聯盟。兩個人沒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見解，政治聯盟又從何談起？這個問題我在“我的初步交代補充材料”中說得很多，此外不再重複。

　　我堅決不承認有所謂的“章羅聯盟”，我是根據事實和我的良心說的，我絕對不是企圖推卸責任，洗刷罪過……

　　我同章伯鈞的認識，亦有了將近二十年的歷史。我同他在性格上，在作風上，特別是在政治主張和政治活動上，分歧太多太大，我們不可能形成所謂的聯盟，兩年來亦絕對沒有勾結形成聯盟的事實。兩年來由於我接受了盟內許多負責同志的勸告，在盟務上同章伯鈞比較合作，但我同盟內許多負責同志亦一般都是合作。合作的目的是為着加強盟的團結，做好盟的工作，不是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

　　倘我公今天就肯定“章羅聯盟”實有其事，並指所謂的“聯盟”為“全國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最高司令部”使我受見疑之辜，遭無驗之告，罪責既過分加重，冤案必失當造成，我固長此銜冤飲恨，此亦仁者所不取也。我公忠厚長者，愛人以德，必肯查清事實，追究真象，明辯是非，主持公道，實為殷切之望。區區真誠之懷，不敢因顧嫌而不暢陳所見，肺腑之言，幸祈諒察。

　　三年來我絕對沒有了什麼宗派團體。三年來我沒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做任何政治活動，我沒有寫信或托任何人帶口信給盟內外任何人指示盟務或其他政治活動。這都是鐵一般的事實。因此，我不止沒有同章伯鈞有任何勾結，亦沒有同盟內外任何人有什麼勾結。

　　反右高潮過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又是這批在中國大名鼎鼎的的“著名民主人士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一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改造促進大會”，在會上通過了給毛的效忠書。李濟深和沈鈞儒還在《開會詞》中作出了肉麻的保證：“我們決心把民主黨派成員的千顆心，萬顆心，聯成一顆心，把這顆心獻給黨，獻給人民，獻給社會主義！……我們請黨、請毛主席、請全國人民作我們的監誓人，隨時考驗我們的忠誠和決心”，這是第一次由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的名義在天安門廣場上開的效忠會，比後來文革中紅衛兵的效忠會差不多要早了8-9年！

　　這裡我要重申的是：這些另類的黨（民主黨派）政領導人在反右中的講話、指示和重要報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級首長還遠要疾言厲色、極左激烈。無疑，這些講話等等給後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認識、思考和定位中國所謂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歷史記錄。

　　一場可悲可嘆的右派之間的混戰

　　自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到“反右”到“文革”，毛澤東和中共整肅知識分子的一貫策略是挑動知識分子整知識分子。先是利用“左翼”整“右翼”；然後再利用“極左翼”整“左翼”。甚至也可能最後利用“右翼”倒過來整“極左翼”……如此循環不已，在不斷地革革過命的人的命的混戰一場中取得毛和中共的絕對權威和統治地位。可悲可嘆的是：被整的右派們很少有人能在當時看穿毛澤東的權謀。相反，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從一開始就陷入互噬互咬的混戰中，結果被中共分而治之，兩敗俱傷。對毛澤東和中共一手操縱的“混戰一場”的戰略部署，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至今還鮮有真識。

　　著名翻譯家傅雷被打成右派的經過很能說明問題。傅雷是《文匯報》總編徐鑄成的好友，也是該報的社外編委。1957年夏《文匯報》被毛澤東點名批判，傅雷竟也投入在報上公開揭發徐鑄成的行列，發表了好幾篇文章。尤其是7月6日發表在《文匯報》的“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一文，以便為自己和徐共同商量的辦報方針等開脫，一邊把徐鑄成說成是“是有陰謀的，有集團的，以民間報紙花色繁多為名，遂行他辦成一張反社會主義報紙的策略，為資產階級復辟打先鋒。”這一做法自然引起徐的反噬，他在7月10日的長篇檢查“我的反黨罪行”中交代了“同傅雷密商許多問題”，並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說：“反右派鬥爭擦亮了我的眼睛，我要質問傅雷，你怎麼這樣了解陸詒等的情況，你這樣關心文匯報的大鳴大放，究竟為什麼？你究竟和陸詒等右派分子是什麼關係？”結果可想而知：徐鑄成當然打成了右派，傅雷在1958年初的“右派補課”中也沒有逃脫，並因此埋下了他文革中自殺身亡的契機。

　　這類的悲劇不僅僅發生在傅雷一人身上，後來成為著名民主人士的王若望先生也是一例。王無疑是上海黨內和雜文界數一數二的大右派，但是他卻在反右中也非常賣力地批判過其他雜文作者的“右派言論”，1957年6月18日，上海外語學院法語教授徐仲年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題名為“烏‘晝’啼”的雜文，批評了中共的報喜不報憂、把廣大愛國知識分子說成是“帶坑臭”的荒謬。令人吃驚的是：發表過更多更厲害的這一類“右派”雜文的王若望先生，竟然在3天后的《文匯報》上發表雜文“‘帶坑臭’——駁徐仲年”，開篇就聲色俱厲地指責：“近讀徐仲年之‘烏晝啼’，對共產黨人咬牙切齒之情，溢於言表。作為右派分子的一面鏡子，這篇文章還有一讀的價值。”當然，這並沒有能挽救王若望不久就被打成上海雜文界頭號大右派的命運。

　　無獨有偶，雜文家徐懋庸打成右派的經過也是一個發人深省的例子。剛解放時徐曾任武漢大學黨委書記和副校長，因為一些極左的做法和程千帆等著名教授鬧得很不愉快，結果離開了武大。反右中程千帆因為鳴放而被劃為右派分子，徐覺得非常開心。在他的感覺中，當年他在武漢大學的作為，就是今天反右派鬥爭的彩排，他就是被向黨猖狂進攻的右派分子弄下台的黨員幹部。這時他已經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了，還是未能忘懷舊事，就寫了雜文“大學裡的右派”，說武漢大學的右派分子如程千帆等人，早在1953年就搞“右派的大學”運動，在整風中大鳴大放，以“民主戰士”的姿態出現，結果是那個黨員幹部（即徐）下台了（7月24日《大公報》）。徐懋庸寫這篇文章，只起了聊以泄憤的作用，為自己翻案的目的卻沒有達到。程千帆攻擊黨員，攻擊歷次運動，攻擊人事工作，當然要劃右派；而徐懋庸鬧翻案，就是對上級黨委的處分不服，同樣是反對黨的領導，結果同樣劃成了右派。真如古人《剃頭歌》所唱的：“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這一點甚至在後來在廬山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元帥也有過令人唏噓不已的例子。當年南京軍事學院一位中尉助理員王文昌，署名“少校政委”，給《八一》雜誌投去一信，反映其老家山東農村的生活狀況，有類似梁漱溟此前的“九天九地”之言論，結果被彭德懷定為“毒箭”，人也被查了出來，劃為右派。不料未及數年，廬山之上的彭德懷元帥也被打成“右派海瑞”了！

　　近年來，本人有幸受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的委託主編《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將在2010年春出版），閱讀了近千萬字的原始史料，發現了無數上述令人悲嘆扼腕的事例。我想：我們無法、也不應當否認中國知識精英思想性格中的軟弱性和種種先天不足。以史為鑑，聯想到今天海內外民主運動中仍然廣泛存在着的“窩裡鬥”的現象，不難想到其實這也是毛澤東和中共破壞民主運動的老手法而已。不過令人欣慰的是：對比1957年中國那些知識精英、民主精英的表現，應當公正地說：今天海內外民主人士的表現還是要好得多，將來也一定會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