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2006年9月的长沙，仍是绿草如茵，花开锦绣的时节。湖南官场却正经历一场人事大换班：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的于幼军调往山西，而交通部长张春贤取代杨正午成为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则接替周伯华出任新省长。当时刚满46岁的周强，“循胡锦涛模式，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身分调任地方大员”，从京城转阵当年毛泽东笔下的“橘子洲头”。“中国最年轻、最时尚的省长”的美誉，一时间让周强仕途向好、风头无双。
2010年4月，张春贤走马新疆，接替因为9个月前震惊中外的“7•5”事件而败走麦城的王乐泉。被赞誉为“同级年青，前途无量”的周强，不出意料的从省长升为省委书记。当年6月，强降雨继续肆虐中国多省，湖南尤为严重，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长沙视察灾情。新组合的湖南领导班子由于“准备充分、预案正确、组织得当”而让灾情有惊无险。洪灾过后，人民网刊登专题“从‘法治省长’到‘抗洪书记’ 周强履新百日的4个‘难忘’”，字里行间充满对周强的溢美之词，湖南地方媒体更是将其和刚刚上任的省长徐守盛美其名曰“强胜组合”。
2012年11月，各方诸侯齐聚北京，中共政坛10年一次的权力交接盛会正在举行。谁将在这场人事大变动中更进一步，还有谁会在十八大上“入常”登上中共权力的顶峰，都是媒体聚焦的热点。会议期间，俞正声、张高丽、胡春华、周强等热门人选都难逃媒体围追堵截被问及自己的入常问题。对此，几位大员自然是避实就虚和媒体打太极。被视作政治新星的周强更是强调，他的本职是湖南地方领导人，任务是专心把湖南的工作做好，希望媒体多来湖南看看。
落选十八大事出有因 作为一颗当时的政治新星，周强十八大没有入常外界可以理解，毕竟有诸如俞正声、王岐山等更大的重量级官员在前。但是周强没能进入政治局，却着实让外界感到意外。周强本来与胡春华、孙政才一道都被看作是中共第六代的储君和备胎人选，而且周强的顺位和呼声是高过胡春华和孙政才的。现在胡春华和孙政才都已成功上垒，周强却被淘汰出局。是什么原因让周强落选？
周强
1960年出生的周强是湖北人，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司法部工作，开始从政之路。此后，历任司法部法律政策研究室法规处干部、主任科员，法规司法律法规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1993年曾短暂在深圳市司法局挂职，担任局长助理；6个月后回到司法部机关，出任办公厅副主任、兼部长办公室主任，成为时任部长肖扬的秘书；为日后政坛的起步，奠定了基础；两年后，即升任法制司司长，时年35岁。
5个月后，周强被推荐到中共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在此期间，周强被宣布任命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97年，升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一年后，以38岁之龄接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成为耀眼的年轻正部级政治明星。2006年，他循中共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模式，从团中央调任地方大员，成为湖南省代省长，隔年正式当选为省长，当时他46岁，是中国最年轻的省长。
不过，周强到湖南数年后，并未有能拿得出手的政绩，锋芒逐渐不及比他更年轻、同为团系出身的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胡春华，或者从北京走上政坛、曾为北京市委秘书长的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周强执政期间，湖南因为湖南卫视的成功运作，成为外界眼中的“娱乐强省”，可结果娱乐搞上去了，而强省却没能搞出来，社会越来越娱乐，百姓却越来越郁闷。在GDP挂帅并可压死牛的旗帜下，由于湖南的人均GDP起点较低，长期处于中国GDP三级梯队中的中下游位置上。曾有文章评论说，湖南本乃中共的老巢，但神秘的是来到这里的父母官沾上灵气的不多，既没给这方水土带来多大变化，而又大多仕途结局坎坷，比较典型的要数黄克诚、陶铸、华国锋和胡耀邦（代职过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了。湖南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共仕途上的滑铁卢。
并且，在数次引发外界关注的社会事件中，周强明显处理危机能力不够。周强在湖南推行法治治省数年，期间出台《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法治湖南建设纲要》的法治四部曲，当地媒体称之为“开创全国先河”，“赢得了业内外的一致赞誉”。湖南官媒红网甚至声称“‘法治湖南’的经验表明法治建设也是生产力！” 然而，在周强的“法治湖南”凿凿之言下，湖南却先发生“李旺阳莫名死亡港民借七一游行施压胡锦涛”，后发生“永州幼女被逼卖淫案，其母泣血喊冤被判劳教”的事件，这让观察家们怀疑“法治湖南”是否产生了成效的同时，也对周强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
执掌最高法难说称职
尽管湖南连续发生此类影响甚广的恶性司法事件，而周强在完成湖南历练后，仍然得以在中共十八大及全国两会后进入中央，而且就任主掌中国法院体系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职。事实上，因为周强本人的法学背景和长期在司法系统工作的经历，其任职最高法院院长后一度抬高了外界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期待。可惜周强执掌最高法后，因为迅速核准曾成杰死刑判决以及将刘志军判处死缓的做法，不仅重创了各界对中国未来法治建设的期待，也无疑是周强再次对自身形象的颠覆。有分析人士甚至认为，被寄予厚望的周强，显然缺乏现代执政意识和社会管理创新能力，跟不上习近平的改革脚步，难以称得上“称职”。
2014年两会期间，周强在谈及夏俊峰案时说：“这种人不杀非常危险……如果这样也是正当防卫，社会就会天下大乱。”周强的这个说法受到了强烈的舆论反弹，夏俊峰的律师陈有西在微博对此嘲讽称：感谢院长（周强）的表态，等于公布了核准的理由和决策真相。反而能洗去社会上一些人对我们辩护策略和辩护履职的误解和攻击。宋祥律师认为，周强称不杀夏俊峰将天下大乱，难道稳定需要用无价的生命来换吗？说到底，仍然是把法律当作刀把子，没有树立真正的法治观念，让法律的归法律，政治的归政治。
最高法曾在今年两会报告上强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点也正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屡次提及的。中国改革2.0版已经强劲开局，在当下的司法体制与运转机制之下，要贯彻宪法所赋予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不可能永远只是空泛的口号与道德要求，而需要切切实实的制度变革。但是从三中全会至今，最高法作为中国最高审判机关，并未像其他领域的一样出台具体的改革方案。并且，在现有的司法改革进程中，只见深改组的身影，最高法不仅没有扮演一个专业的方案设计者的角色，甚至执行者的角色也并不令外界满意。时至今日，虽然四中全会确定了“依法治国”的路线方针，虽然此前深改组在四次会议中，有两次都审议通过司法改革的相关文件，但是中央司法改革方案并未向社会公布。
习近平在上位之初，曾用“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来说明领导责任的重要性。中国官场文化和官员心态也在高层的调控下经历一场转型。从6月份总理李克强召集八省长进京述职，斥责为官不为、尸位素餐的官场现象，到10月10日习近平称“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无不证明中共高层对官员执行力的注重。之前已有分析称，近两年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用人哲学也现出明显轮廓：稳健、基层经验、有执行力。从之前的陈希、何毅亭、黄坤明、刘鹤，到后来的王儒林、巴音朝鲁，皆是如此。而山西省委原书记袁纯清反腐不力被调任和上海自贸区管委员党组书记戴海波无作为而被免职更是表明，过去那种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投机心态官员的生存空间已经开始被压缩，他们已经难以适应中共高层要求的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要求。
如果说三中全会的顶层设计已经展开改革的蓝图，需要官员们有强劲的执行力跟上改革的节奏，那么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四中全会后，司法改革则已经被排上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治国行程，作为最高法院长的周强能否胜任改革推进者的角色事关重要，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周强只有迎难而上有所作为，否则恐难避免走袁纯清和戴海波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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