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市长通奸 映射中国官场绿帽子文化

　　看到近日关于山西两位女官员落马的通报，我的第一感觉除了和大家一样，还有一点对中纪委文字功夫的鄙夷——为什么要绕口地说“与他人通奸”而不简单说“通奸”呢？难道这个世上还有人“与自己通奸”？所以我在想，中纪委的宣传部长或办公厅主任，需要去中文系进行简单培训啦。

　　搜索资料可以发现，现年49岁的张秀萍曾为山西朔州市委办的副主任， 2000年，她被调到山西省纪委机关提拔为副处级干部，旋即一年一升，两年后就成为省纪委综合室主任，官至副厅级，后于2013年下放为晋中市委副书记。三年期间，张秀萍不仅连升三级，还在山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网上众多资料指，此张秀萍，在金道铭主政山西省纪委期间，和其关系密切，但笔者认为，这种货能够从基层一个副科级干部直接调到省纪委并提拔，且此后连年提拔，那时金道铭尚未到山西工作，因此，张秀萍上面应该还有别的官员。

　　相较49岁的张秀萍而言，1971年生的高平女市长杨晓波年轻得多，察其简历，她1991年在晋城矿务局参加工作，六年后调任晋城市委组织部，后从晋城团市委副书记调任该市城区宣传部长，并于2011年时直接升任高平市长。澎湃新闻的报道，指杨晓波“与多名上下级长期保持情人关系”。

　　在关注、查询这些新闻时，“杰人观察”发现，一些页面中不仅有这两位女官员被通报通奸和“双开”的文字内容，还附上了他们在任时开会讲话或视察工作时的视频影像资料，看看两位女官员公开场合人模狗样，又想想她们私底里通奸时的浪态，未免不觉得可笑。我不禁又开始担忧——看到这新闻在中国的媒体和亿万人的手机中疯传，她们的老公会不会被“绿帽子”压得抬不起头？

　　再一想，这种担心大抵是多余的吧。因为女市长、女书记之所以那么快地得到提升，毫无疑问有不同寻常之处，对于绿帽子的事情，她们的老公恐怕多少有些知情，甚至是乐见其成。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人出个轨虽不是光彩之事，但终归不会让别人过于鄙夷，但倘若女人出轨，给老公戴上了绿帽子，不仅是老公的不光彩，甚至连她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可时至今日，至少在部分女官员的家里，绿帽子已经不是一种很可耻的事情，甚至还值得去追求。

　　女市长、女书记们孜孜不倦地给老公戴绿帽子，其实映射出当代中国官场的“绿帽子文化”——为了政治利益和其他相关利益，宁愿忍辱负重牺牲节操，也要把自己或自己老婆“奉献”出去。

　　这种“绿帽子文化”，首先表现为官场的廉耻尽失。曾几何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至少在内部圈子几乎已经不避讳地讨论、攀比情人问题，不仅男官员公然带情人出入，甚至连女官员也不再为自己的肉体交易感到羞耻。在大家的眼里，只要能获得政治利益和其他利益，那些男女有别、礼义廉耻和基本纲常，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扔掉。

　　官场的“绿帽子文化”，还表现为虚伪至极的作风。山西那边的朋友告诉我，其实像张秀萍、杨晓波之类的女官员通奸现象，在当地官场早已是路人皆知。但这些人坐着屎也不知道臭，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在公开场合发表那些道貌岸然的言论，或者装模作样地下指示。这种无与伦比的虚伪，已经深深地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官员。

　　“绿帽子文化”，更表现为官场为了利益的不择手段。“杰人观察”所确知的一个事实是，某地一位已被查处的县委书记，其在任时最大的爱好便是给别人戴绿帽子，其部分下属闻此爱好，便唆使自己的老婆主动向书记献身，从而换得自己的升迁。这些官员主动往自己头上揽绿帽子，想想那是多么的无耻！

　　在女官员圈子里，“绿帽子文化”还表现出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女官员意识到，在上司那里，自己要想获得提拔，最大的资本不是工作奉献，而是身体奉献。正如妓女文化圈中所言，“裤子松一松，胜打半年工。”在女官员看来，裤头松一松，那就不只是胜打半年工，甚至是胜做一辈子工作。

　　官场中的“绿帽子文化”盛行，其根本原因还不在出轨的官员本身，而是干部选拔制度出了大问题。一直以来，中国选拔干部时，过于注重形式主义，而不认真考察其德能勤绩本身。比如现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规定，每个领导班子里都必须有女性，这种本意为尊重妇女的政策，在不少地方却异化为女干部借绿帽子上位的不良竞争。

　　当然，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对于官员的提拔任用，人民没有说话的机会，也缺乏监督的机制和渠道。在标准不明、暗箱操作和反民主的官员选拔制度之下，为了争权斗利，“绿帽子文化”也就有了繁荣娼盛的巨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