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案背后的中办秘闻 杨尚昆曾被称替死鬼

　　被官方定义为腐败阵营军帐中“执牛耳者”的前中办主任令计划与薄熙来、徐才厚、苏荣、周永康四人一道成为中共高层的整党祭品。虽然各方消息、内幕、评论使两年前政治事件的轮廓越发清晰，但其间令计划所扮演的具体角色仍然扑朔迷离，此番他的正式下马所引发的“地震”又将引发何种规模和程度的震荡也难以预知。若要弄清这些问题，就需要透视令计划曾经担任的“中办主任”之职在中国权力体系中的真实权重。

　　中办主任，又被称为“大内总管”，虽然名义上是上下传达渠道，实则是中央与地方部委沟通的关键桥梁，扼守咽喉之地。历史上，从中办主任之职走出的有曾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有随毛泽东、华国锋潮起潮落的汪东兴，有因“六四事件”折戟的胡启立，有官至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也有涉案被伏的令计划。这些人物的辗转起伏共同刻画出中办主任的隐秘和玄机。“令计划事件”后，地方诸侯栗战书打破常规接任之，意味着中办主任在新形势下的权变。

　　中办卡位“咽喉”

　　中办即中共中央办公厅，设置于中共建党初期，当时被称为中央秘书厅，于1948年改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该机构名义上直属于中共中央委员会，实则接受政治局常委会领导，而且主要接受最高领导人的直接指挥。中办主任因此又有“大内管家”之称，不仅负责最高领导层和日常行程、安全保卫、医疗保健等贴身工作，而且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中央决策的督查、人事组织的档案管理等枢要程序。而在令计划执掌中办期间，更是被指变得独断专权，事无巨细均有所染指。无怪乎有人评论，令计划曾经拥有的隐形力量直追政治局常委。由令计划对该职的最大限度开发所导致的不正常现象，得以窥见中办在中国权力体系中的真实权重。

　　正如此前有大陆媒体分析中国政治所表述的那样，在中共的官场逻辑中，往往遵循着严格的逐级汇报机制。例如，在中央层面，如果某部委就某个问题向中央领导作汇报，通常由主管副部长统筹撰写汇报文本，由部长签字后交由分管的中央领导——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在党的层面则是分管的政治局委员），再然后才到国务院总理（在党的层面则是分管的政治局常委），自下而上逐级圈阅；如果是中央层面有某个事项需往下交办，则又循着相反的方向自上而下逐级批示。如此自下而上的圈阅和自上而下的批示，构成了中共官僚系统极为严密的治国理政体系，遵循着严格的等级汇报与传达规则。

　　近日有媒体表示曾经目睹中国最高权力体系运作并产生效力的整个流程。正是在令计划执掌中办的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胡锦涛等高层端坐台下听审最高法院长王胜俊的报告。日本东北方向发生近海地震，一位工作人员走上主席台将一份文件首先交于令计划，令计划耳语数句后又转交胡锦涛，并退身半蹲在令计划旁边等候。胡锦涛与温家宝先后批示近20分钟后，工作人员马上上前听胡温耳语几句，之后又回到令计划身边。后者签名后又叮嘱数句，之后才与相关者如主管地震、民政、救灾工作的回良玉，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主管外交的戴秉国等人着手接下来的操作。

　　通过这一幕可以发现，在处理一般事务和突发事件时，都需胡温二人的共识，尤其是由胡锦涛拿主意，这属于最高决策环节。此间需要中办的连接，却无话语权。不过，在最高决策形成之后的执行阶段，则必须通过中办来向下传达，并倚仗胡温决策组织协调各执行机构。显然在这一环节中，中办具有了对最高决策的解释权、对执行机构和人选的选择权，以及对整个流程组织协调的权力，当然还有代表最高方面的监督权。如此便构成了中办在治国理政中的枢纽作用。如果将中共的执政架构比作一个庞大的“巨人”，那中办则形似其“咽喉”。

　　而作为中办主持者的中办主任，一方面占据着关键位置，另一方面又长期接受治国理政的锻炼，因之获得执政资本，仕途普遍看涨，一般会进入中央政治局乃至成为政治局常委。自1982年胡启立始，已经有过8位中办主任，分别是胡启立、乔石、王兆国、温家宝、曾庆红、王刚、令计划和栗战书。除令计划外，这7人事后所担任过的最高职务底线也是政治局委员，4人成为政治局常委，温家宝更是成为国务院总理。由此可见，中办可谓中国政坛的跳板，效用堪比中组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

　　守在门外的“替死鬼”

　　习近平在2014年5月8日视察中办时曾对其提出“五个坚持”的要求：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外界猜测这些要求明显针对令计划事件，且释放出拿下令计划、启动调查的信号。那么，习近平为何如此提出“忠诚”“极端负责”“无怨无悔”“道德操守”等带有如此鲜明政治色彩的要求？除了源于上文所提到的位置之重要，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中办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工作之忙。令计划在外界就有“工作狂”“精力超人”的印象，其实这也是中办主任们的共同特征。一位曾借调中办工作一年的北京市某机关公务员称，他在中办期间，曾目睹令计划不分昼夜地工作，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到12点，然后上午五六点又来上班。有些同事就算生病也无法免于加班，因为“令主任”经常说，“生病不算什么，工作是最好的药。”

　　据称，中共执政后的第一位中办主任杨尚昆的前一任李富春在交班时，说是找杨做了“替死鬼”。另如温家宝进入中办工作后，“脸庞明显消瘦下去”。一位温家宝当时的下属回忆说：“温家宝分管我们部门，和他工作在一起，一起开会、考察是经常的事。他不但工作勤勉，而且极为细致认真。基本上我们每次把起草的文件报给他，他都细细过目、修改，连标点符号和用词都改动很多。”

　　中办的第三个特点，或许就是保密性。由于扮演了决策圈对外连通的主要渠道，中办主任对中国最核心机密的接触面几乎与政治局常委相当，自然会知晓大量绝密信息。如果不能做到完全保密，甚或与外界有所勾连，能够造成的杀伤力是难以想象的。据悉，中办内部有规定：字纸篓内的字纸，应每日清烧一次，烧时要进行检查。特别机密和重要的废纸，必须立即烧毁，不得放入字纸篓内。凡机密事项，不得用电话传述。夜晚送的秘密文件，应二人同行。规定内容还包括，白天节假日外出，必须两人同行，并向值班员请假，进行登记，回来销假。

　　另外，中办工作的困难还在于需要照顾到各方面。曾有专门的评论说，这是个服务性工作，政治重要性、服务多样性、工作事务性融为一体，事情太多，“婆婆”林立，做事往往牵动身心，唯恐哪里会出错。而且“伴君如伴虎”，这一职位堪称“高处不胜寒”，非有超凡的政治权谋及平衡能力，不足以应付此职位面临的种种挑战。而且，担任过此职务，锋芒会被磨平，人性会受“戕害”，很难诞生有魄力和远见的改革家。

　　中办主任杨汪胡温命途殊异

　　对于从胡启立至温家宝的历届中办主任来说，此一职位是一个重要跳板，他们在任时备受瞩目，离任后均获得升迁。不过其最终归宿殊异，如王兆国、王刚虽然成功入局，却分别成为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离开第一线。而温家宝、曾庆红则最终官至政治局常委，温家宝甚至成为了国务院总理。之所以如此，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因素，更是由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所决定。本文仅举杨尚昆、汪东兴、胡启立、温家宝之例，略述其仕途变迁以管窥中办玄机。

　　杨尚昆是中共执政后第一任中办主任，他因在遵义会议上力挺毛泽东执掌军政大权而深受毛之信任，位高权重。据传，不过在文革前夕，杨尚昆因录音事件触毛“逆鳞”而被归入“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为文革前夕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官员，之后被撤销一切职务，监禁十二年之久。

　　杨尚昆后的汪东兴对毛泽东跟得很紧，被指宛如私人奴仆。即便如此，心思缜密的毛，仍然让汪琢磨不透。坊间一直有消息称，林彪派系在庐山提出恢复国家主席的职位，并批判张春桥。汪以为这是毛的意思，一开始积极响应。后来发现毛的真实意图，汪东兴跪在毛的面前痛哭流涕，请求宽恕。文革后期，刘邓及林彪等多位老革命元勋均被打倒，汪东兴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1977年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俨然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最终，汪东兴亦因华国锋势落而被边缘化。

　　改革开放之后的胡启立曾是海内外舆论普遍看好的政治新星，1987年至1989年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是那一届政治局中最年轻的成员，亦是赵紫阳名正言顺的接班人。“六四事件”前后，他因同情学生、反对开枪镇压而被免职，不过其境况好于赵紫阳。90年代中期，胡启立以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的身份复出，直至2003年退休。

　　温家宝是唯一一位经历了三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的办公厅主任，克尽职守且安然度过了“六四事件”，堪称中国当代政坛上的“不倒翁”。温家宝随后与胡锦涛一道进入权力中枢，乃至成就了“胡温体制”的名号。虽然比不上曾经后来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但实权犹有过之。另外，温家宝在任时强烈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却应者寥寥，这一时期的政坛也被指责“政令不出中南海”。

　　诸侯栗战书接位

　　防“新令计划”再现

　　现在的中办主任是栗战书，在改革开放后这一阶段来说，他的卡位打破了很多中办旧制和传统。首先，栗战书开创了中办主任跻身中央政治局的先例，此前7位中办主任在职时党内职务最高的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温家宝、曾庆红、王刚）；其二，栗战书在执掌中办之前是地方诸侯身份，而其他人大多是在中央部委工作升迁或担任地方副职；其三，栗战书是最年长的中办主任。这三点里有很多值得解读的信息。

　　抛却毛泽东时期的杨尚昆与汪东兴不谈，栗战书或许是改革开放后最“高配”和势重的中办主任。其一是源于其本人拥有主政一方的资历、魄力和手段；其二源于栗战书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其三则源于他倚靠更为强势的最高决策者习近平。强势决策者与强势执行者的搭配，显然能够力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症结，重塑中央权威，推动反腐改革的贯彻执行。栗战书身为政治局委员、不隶属某个部门，政治上“绝对可靠”，能够“压得住场面”，而且其低调、务实的风格等等，都说明他是最符合这个位置以及习近平本人要求的人选。

　　不过，出生于1950年的栗战书上任时已经62岁。考虑到中办繁忙沉重的工作特性和他的高龄，栗战书离任之后的仕途或较为有限，比不过其前任温家宝与曾庆红等众人。栗战书未来的走向或许只有两个，进则担任政治局常委，届时栗已67岁，与2012年成为政治局常委的俞正声相当；退则功成名就，赋闲养老。

　　如果说习近平在2014年5年中办行的讲话大体上代表了中共高层在经历令计划事件后，对中办的重新定位，那么，栗战书的紧急调任就是一种针对性调整。栗战书的身份特点，恰恰是对令计划，以及以往中办机制纠偏。而栗战书式的人物或将成为将来中办主任的考察类型。

　　另一方面，对于中办的变化坊间也有一些隐忧。有声音担心，此番包括成立国安委、深改组等小组在内的对执行机构的强化固然是当下所急需和大势所趋，却也形似“军机处”的设置和强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这些举措都可归入“执行坚决”的一环。由此很容易导致“决策科学”和“坚督有力”两个环节受压缩。尽管十八大后这三个方面呈现齐头并进之势，但如何实现这种体系平衡、流畅、高效就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