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功过 江泽民的历史定位

　　从2014年末的海南东山岭之行被赋予“东山再起”的意图，到近期长子江绵恒去职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职务，再到陆媒曝出其心腹大秘贾廷安牵涉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腐败案件，围绕在中共前最高领

导人江泽民身上种种，让这位已届90岁高龄政治老人再次身陷舆论纷争。而两年来在江泽民时代异军突起的徐才厚、周永康、郭伯雄等所谓“江派”人马的被查(或即将被查)，更是让这位一直以来争议不断的“海派”领导人受到质疑，以至于有很多人认为近来曝出的习近平反腐“上不封顶”言论是将矛头直接指向江泽民。观察人士指出，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江的重臣的连连陷落，尤其是贾廷安“有事”，对江泽民影响势必很大。但是，如果将这些人的涉腐的责任全部归咎与江泽民，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当然，如此之众的所谓“江派”人马的陷落，亦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江泽民主政15年的大环境使然。正如，不能以文革所犯的错误而彻底否定毛泽东一样，同样不能江泽民治国时期出现一众贪官，就彻底否定江泽民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历史作用。因为从今天回头望去，中国官场腐败丛生，是国门大开的时代背景下，未曾见过财富的官员在巨大经济诱惑下出现的集体“失位”情况，江泽民难辞其咎，但是全然归罪于一人，也是有失公允。因为中国今天的成绩已经证明，作为自我定调为“承前启后”的中共总书记来说，江也可以说尽职尽责的沿着改革开放的路径带领中国进入了现代政治语境中，没有继续操弄意识形态并最终使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另一方面他也在左右争论之间做出了良好的平衡，尽最大力气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发展中国经济，为今天中国的成绩奠定了基础，从社会层面上保证了民众对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信心。

　　临危受命到权力巩固

　　1989年6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六四”事件中，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上海的民运活动，被邓小平赏识而成功上位，上调中央入主政治局常委会，23日接替因同情学生而被下台的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其后11月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江泽民以中共领导人身份兼任军委主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一安排不仅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就连江泽民本人也根本没有准备。据称，江泽民当时已经预备退休，可以说无欲无求，但正是他的这一态度，以及他在施政中所展现的开放的“海派”风格，被筹谋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看中。

　　众所周知，由于胡耀帮、赵紫阳两任总书记的前车之鉴，在上任之初短暂的采取保守姿态，江泽民曾公开说：“要让资本家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一向喜欢说狠话的江泽民，此言一出，轰动朝野。据称，江泽民左派言行，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支持，暗中还有李先念、陈云等左派老人的支持，但这引起邓小平等其他元老的不满。由于政治上左右摇摆不定，导致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于是邓小平决定出山，1992年邓小平开始南巡，并在考察过程中发表讲话，邓小平“谁不支持改革谁下台”直接剑指江泽民。遭到邓小平“谁不支持改革谁下台”的警示之后，江泽民开始在改革开放路上发力，而这与他开放、张扬的“海派”性格也颇为契合。在权力巩固之后江所展露出的“海派”本色，弹钢琴、唱歌剧……为外界原本认知的中共高层政治的沉闷开了一扇透气的“小窗”。

　　可以说在中共高层政治上毫无根基的江泽民一肩挑起邓小平擘画的改革开放的重担，“百废待兴”的时局之下，江泽民显然需要一批能力超群的官员的支持。于是，江泽民在接手最为重要的经济决策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之后，他安排了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时的副手朱镕基为央行行长。虽然朱镕基和江泽民在某些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但他后来还是成为国务院总理，江泽民在中央的重要副手。江泽民还把另一位被称为“江派”二号人物的时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提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办公厅是中共的行政中枢，曾在这个职位上进一步提升江的影响，在曾的手下中办的主要工作人员增加了一倍多，管辖的范围拓展到经济、反腐、国内安全等诸多领域。即便在今天看来，江泽民的人事安排亦有其合理之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上位以后亦大量启用它“熟悉的人”，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中共政治中不能回避的现实。

　　直到邓小平作出“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为中国担起全部责任”的决定之后，江泽民的政治权力才得以进一步强化。邓小平说：“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正式肯定了江泽民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这段时间前后，江把另一位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调到北京，担任负责日常党务并拥有广泛权力的书记处的书记。吴邦国后来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时期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党内排名还高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同江泽民一起工作的上海市市长、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黄菊，进入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黄菊此后担任国务副总理，但不久后病逝。朱镕基、曾庆红、吴邦国、黄菊，以及刚刚去世的张万年等被委以重任，以及更低一个层级的诸如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也在之后一段时期崭露头角，成为江泽民麾下重臣，并在江泽民退位此后获得高位。即便是今天他们之中多人因贪腐而身陷囹圄，也不能否认他们的工作能力，翻其政坛履历，各个都有拿得出手的政绩，这样的官员，在马脚露出来之前，是任何领导人都乐意起用的。因此，他们的陷落显然不能简单的归咎于江泽民。

　　权臣贪腐偶然中的必然

　　江泽民上位之时直到权力交接正式退休的阶段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几乎是一夜之间从阶级斗争过渡到经济建设。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开始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各种制度尚处在摸索阶段，包括法律体系、权力监督机制等都在长时间处在失位状态，而这也为腐败问题的泛滥埋下了祸根。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出现脱节、漏洞和缺陷，某些管理制度的落后、具体政策的不配套和相关法制的不完善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提供了诱因和条件。特别是旧有体制仍有影响力，官本位现象依然严重，由党政“一把手”单独拍板的事仍普遍，公共权力的不受约束，旧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会利用权力优势来实现与利益的结合，使权力资本化、商品化和期权化，从而加剧腐败的蔓延。在巨大利益的刺激和诱使下，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社会的未曾见过如此之巨的财富的部分官员们在私欲诱惑下，大搞权钱交易成为必然。

　　而在改革开放的摸索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刺激一些人的投机心理和利己主义，等价交换原也被泛化和扭曲变形，侵入政治生活，使一些人把公共权力商品化和资本化。结合近来查处腐败案件来看，可以发现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短缺、垄断程度高、管理不规范的部门、行业和领域，最容易成为腐败的高发区。以周永康案为例，高度垄断的石油系统是周永康贪腐的源头，而在四川所涉的贪腐问题也同样集中于资源开发、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等领域。可以说，周永康、徐才厚等权臣的陷落有很大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环境的使然，偶然中有其必然。而江泽民执政恰恰在这一历史时期，因此外间甚至有观点认为江泽民应该为这一时期崛起的众多官员的贪腐担责。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腐败形势确实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严峻，中国确实经历了一个腐败现象发展蔓延的过程。但是，不能简单地把腐败蔓延看成改革开放的特有产物，更不能想当然的就将江泽民执政时期提拔上来的官员贪腐归咎与江泽民的身上而否定江泽民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扮演的角色。1989 年江泽民执政后，在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出现难题的形势下，江泽民领导之下保持了中国社会稳定，加速发展了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最终使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国际政治方面，江泽民作为中共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还努力把中国塑造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备受尊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大国。正如，不能以文革所犯的错误而彻底否定毛泽东一样，同样不能以江泽民治国时期出现一众贪官，就彻底否定江泽民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历史作用。

　　“他不止是过渡性人物”

　　有人说，江泽民不像毛泽东那样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开国之父，也不像邓小平那样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改革家。人们觉得毛和邓改变了中国，而江却没有。他们说，除了保持社会稳定并享受经济发展的好运气，他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不足道。在1989年时，江泽民是公认的过渡性人物，例如在一次众多高层政客聚会的时候，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当众指着江泽民说：“要换掉你很容易，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人选！”在某种意义上，那些最初对江泽民持怀疑态度的人说得也对。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但并不是他们所指的那种。他出人意料地成了变革的代表，使饱受创伤的中国过渡到了一个稳定、自信而繁荣的社会，并正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迅速崛起。

　　对于江泽民的评价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正式走上领导岗位，到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时间3年。这个时候的江泽民还是实习生角色。但在当时中国政坛左右派系势力分界明确的时候，江泽民算得上是一个最能保证中国在经历六四后仍能保持稳定的人选。他不仅得到了左派人物李先念和陈云的支持，在担任总书记后，也得到了力推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肯定与赞赏。十四大结束后，邓小平就没有再插手过中央事务，中央此后就重大决策事项对邓小平的书面或口头汇报，邓小平要么批示“已阅”，要么就“请政治局并江泽民同志定”。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2年，时间跨度为10年，尤其是从1995年之后到2006年之间，江泽民已成中共最高权威。对于这一时期，美国罗伯特·劳伦斯所著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这样描述：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惊人的改善，这个国家的实力和活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些变化在几乎每个城镇里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失业、腐败、收入不平衡、法律体系粗陋等诸多问题确实存在，而且颇为棘手，但在广大人民中间仍然存在着一种新的活力和自信心……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这场变革的非凡惊人。对国内事务充满信心，在国际上收到尊重，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名领导者。

　　对于江泽民的评价，罗伯特·劳伦斯不吝褒赞：他坚持自己的理想毫不动摇，即便有些家长作风；他拥有进行政治活动的高超技巧，没人预料到他会有这一手；他充满毅力，甚至可以说从不懈怠，出人意料地成了变革的代表，使饱受创伤的中国过渡到了一个稳定、自信而繁荣的社会，并正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迅速崛起。那些怀疑论者完全误解和低估了这个人，这个改变了中国的人。这一评价如今看来虽然有些“肉麻”，但也不失中肯。

　　此前，媒体曾爆出过江泽民的一段视频，内容是他在某企业视察时的自评。在这段视频中，江泽民认为自己在任期间干了三件大事和两件小事：三件大事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两件小事，一是在朱镕基的说服下禁止军队经商，一是1998年的抗洪抢险。在后一个小事上，江泽民冒着大雨在九江大堤上发表“严防死守”的画面已经成为他的符号性影像。目前来看，江可以说是尽职尽责的带领中国进入了现代政治语境中，一方面既中共整个党派对他放心，认为他不会动摇国本，放弃对于中共的忠诚。另一方面也在左右争论之间做出了良好的平衡，尽最大力气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发展中国经济，为今天中国的成绩奠定了基础，从社会层面上保证了民众对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