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坛争议人物赵紫阳逝世10周年，不出意料地未能获得官方任何层面的悼念，封锁和屏蔽一如往常。作为《人民日报》子报的《环球时报》，值此敏感时间节点接连两天刊发社评，被外界看作是官方态度的一种间接外溢和表达。如果这种假设和揣测成立，那么官方面对历史争议人物的一再沉默，究竟是因为无法直面历史伤疤还是出于对未来的恐惧？中共手擎着三个自信乃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鸿鹄之志，为何竟是在斯人已去十年之久的今天，依然容纳不下一个赵紫阳？
在回答“为什么”之前，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这个定论是否成立。从诸多现象来看，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一方面，赵紫阳自因“六四”问题被拉入政治黑名单后，从未真正走出处于被封锁和屏蔽的“黑监狱”——不仅名字和材料从大多数公开记录中移除或销毁，官方还试图把赵紫阳从公众的记忆中彻底抹除，包括从历史教科书中将其名字删除，以及禁止媒体以任何方式报道等。在逝世10周年之际，当局也并未给出任何层面的说法，民间对于其悼念也只是一如既往地停留在“地下”层面。在一阵噤声之下，《环球时报》冲破禁忌罕见发声，着实值得称道和点赞。另一方面，赵紫阳在任时着力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不具备条件”的超前设计，习近平带领的第五代领导集体依然在走着一条中间偏左的路线。虽然比照而言，赵紫阳的政改方案更为改革派所接纳和推崇，更为彻底乃至更为合乎中共的现代化转型，但是因之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激进，触动了敏感神经，也是当下意欲通过所谓的渐进性式改革的执政者避之唯恐不及的。
基于以上两种现象的梳理，不难看出赵紫阳确为当下的执政者所不容。为何不容？从现象入手，原因至少有三：首先，作为横亘在中共面前的一道坎儿，对于赵紫阳任何层面或程度的评价，都可能直接引发激烈争论乃至社会冲突，如同“六四”事件，如同毛泽东。何况，每每提及赵紫阳，舆论近乎本能地直接将其与“六四”捆绑在一起。所以，在当局看来，与其冒着政治风险给予其评价，不如选择沉默，绕过这道坎儿，交由时间去处理。问题在于，时间真的能驱散“六四”和赵紫阳背后的政治阴霾吗？自“六四”发生至今的26年时间里，中共领导集体已经三易其主。如果说江泽民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六四”包袱，毕竟其临危受命于这场政治风波之后，胡锦涛已经在轻装简行，至少其已经隔代于这场政治动荡，那么对于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在“六四”过去26年、赵紫阳逝世10周年的今天，则完全可以从心理上卸掉“六四”包袱，也不用过多地担心来自四面八方的讨论和质疑。而这，一定程度上也为当局包容赵紫阳提供了政治上的极大空间和可能性。
其次，宪政、民主等这些极具西方政治色彩的政治表达，作为赵紫阳在任时意在实现的理想图景，与第五代上台后愈发严密的封锁和排斥明显相悖，这也是当局选择不包容赵紫阳的一个原因。在赵紫阳看来，经济上放活、政治上收紧，以经济发展代替政治改革的政策完全是死路一条。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虽然赵曾明确表示，“政治体制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地实行民主的、有监督的共产党执政制度。”但是在其所著《改革历程》一书中却也明确表示，中国需要的政改，就是“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民主政治”。其在离开政治权力核心之后的晚年，更是直接表示，“1989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就习近平而言，显然是很难苟同这一政治理念的。这一点，从其上台至今两年时间里的多次公开表态以及对于宪政和民主的重新诠释就可以管中窥豹。关于宪政，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讨论可谓从未曾停止过。而且一个显在的事实是，争论的双方都呈现出高度的意识形态化，甚至呈现原教旨主义色彩。期间不仅有理论争论，也不乏人身攻击，主要是把自己或者自己阵营道德化，把对方阵营妖魔化。争论之后，官方以或明或暗的“七号文件”亮明态度——普世价值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言外之意是，宪政这一舶来品，更是不要讲，也不能讲。至于民主，习近平在政协成立6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已经将其理念表露无遗，也即中国式民主不会是西方式的民主。因为后者的最大“弊病”在于，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很难想象，公开呼吁中国政改应该走上会议民主政治道路的赵紫阳，岂能被坚决反对宪政、民主的执政者所接纳和包容？
其三，赵紫阳作为80年代符号性的存在，其代表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共当权者，不管是“六四”时期的邓小平，还是时下的习近平，着力推动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质的不同。在改革的出发点上，邓小平是着眼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做出改变的前提下，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赵紫阳则着眼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建设法治国家。不得不说，赵紫阳彼时所提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在今天看来，步子也是迈得很大的。一着不慎，即可能殃及中共的执政地位。显然，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工具和前提的邓小平，在“六四”动荡和政权危机的关头，选择了“稳定压倒一切”。而这一选择，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当时不由分说地走上了西方式的政治道路，姑且不论刚从积贫积弱的泥沼中走出来的中国能否经受得住这样的剧变，面对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十年里各方汹汹涌来的不可限量的资本力量，彼时的中国就很难从心理上彻底接受并有效掌控之利用之。
再看同样被官方赋予设计师称谓的习近平，上台至今在推动反腐倡廉方面的斐然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并无意于走上赵紫阳预设的轨道上去。一方面，集众多权力于一身的习近平，在政治上走的是不偏执于左右的中间路线。对于此一点，多维新闻在《习氏 “华尔兹”上场 元年凸显左右平衡术》以及《中共被迫“华丽转身” 冲破左右派桎梏》中有过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另一方面，作为建国后出身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习近平，对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敌对势力有着比以往更为高强度的提防和警惕。所以，在关乎中国政治道路的问题上，更愿意选择保守策略，亦步亦趋地积蓄能量，而不是贸然改弦更张。正如传媒人为魏寒枫的感叹，“随着中共新一轮政斗剧烈，习近平本人也越来越铁腕，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大抵是很多人面对今时今日的中国时共同的叹慰。如同时下正在火热进行的反腐，谁也不知道下个落马的会是谁。而对于赵紫阳，十年生死两茫茫。虽然相较于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以及改革开放中的功绩略逊一筹，但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大胆设想，比如对解除报禁党禁的呼吁，对民众广泛参与权利的倡导，对执政者不断以阶级斗争思维应对各种政治势力和不同意见的驳斥，以及以法治代替人治的现代化转型思路等等，即便放在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依然极具参考价值和反思空间。退一步讲，意欲带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习近平，完全可以在包括“六四”以及赵紫阳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上更有作为，如同反腐打破了刑不上常委，在赵紫阳的问题上，不再沉默，或是某种程度上的松绑和容纳，不失为一种进步，也是现代化执政党该有的底色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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