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不是热比娅 流亡藏人或可回归

　　中共终于对藏区本土官员动手了。此次高调清除达赖喇嘛渗透党政，的确有超乎外界想象的意味。这让人再度联想起“沉寂”的新疆。人们一贯爱拿西藏和新疆相比较，乃至对比二者的民族政策、最大威胁的不同等等。其实人们最容易忽略的是，西藏远比新疆要封闭、神秘许多，这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不过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尽管新疆境内暴恐频繁，但从来缺乏一个外部强大力量与中共抗衡。

　　达赖喇嘛、热比娅及其追随者是分别活跃在境外的两股力量，但是他们又决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导致了中共的态度差别很大。在观察人士看来，相对于对待热比娅的分裂甚至暴恐力量的果决态度，达赖喇嘛重归故土仍然是可以期待的。首先是作为一位宗教上的精神领袖，他在藏人中的“根基”仍然存在。所以从宗教意义上，中共是无法完全清除其影响的。其次，流亡藏人相较于渗入新疆的暴恐力量，已是一个较为稳定的普通社会群体，中共可能在相当意义上会为他们留一条出路，十万人的流亡藏民更是一个历史遗留的不得不解决的民生问题。因此，当下中共对西藏的强硬姿态仍然是一种姿态性的权宜之计，背后潜藏的是如何和解而不是对抗。

　　达赖喇嘛为什么是可能和解的？

　　2007年7月达赖喇嘛在德国汉堡会晤热比娅，当时留下的两人的亲密合影一直成为一种标志。在中共看来，这意味着藏独和疆独的合流。于是，当他们一起出现或者是同样接受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支助，乃至在国际场合握手、互相声援时，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攻击的对象。中共指责他们为分裂势力的头目，指责中国境内的各种恐怖暴力袭击事件的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2008年拉萨街头的骚乱，2009年乌鲁木齐打砸事件，藏区的自焚抗议，新疆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乃至维吾尔人南下“偷渡”，都被顺理成章地记在他们的名上。

　　但是，达赖喇嘛毕竟与热比娅不同。作为中共眼中的两大分裂势力流亡藏人行政中央、世界维吾尔大会组织的头领，他们实际上的悬殊远大于相似处。其一，达赖喇嘛乃是藏传佛教的两大精神领袖之一，在境内外藏人乃至全球藏传佛教中拥有着觉得权威和号召力。而热比娅出身于普通家庭，早年经商成为维吾尔首位亿万富翁，同时也带来体制内的政治声誉，直到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获刑，于2005年保外就医脱逃美国，“半路出家”在世界维吾尔大会扎下脚跟。她不仅没有达赖喇嘛那么大的宗教号召力，同样也不具有对境内外为维吾尔的影响力。

　　其二，一个是叛逃的宗教领袖，一个是脱缰的逃犯，这也就注定了两人在与中共的政治博弈中处于不同的处境。达赖喇嘛与中共曾经进行了9次谈判接触，直到最近，中共仍愿意就其本人的前途问题坐下来与达赖喇嘛方面进行接触。中国外交部也一直在喊话，只要其放弃分裂主张，是可以回国的。中共还愿意就其回国后的待遇问题进行沟通。2014年多维新闻曾披露了中共可能以适当的形式邀请达赖喇嘛回五台山朝圣。从达赖喇嘛本人以及西藏自治区副书记吴英杰所透露的消息看，北京正与达赖喇嘛的私人特使就其重返西藏展开“持续和顺畅”的谈判。这意味着和解的可能。但是，热比娅的“逃犯”身份决定这种和解的可能几乎根本不存在。热比娅离开中国后的一系列动作已令中共无法容忍。另外，她更无绝对的权威和号召力作为与中共讨价还价的筹码。

　　世界角落的弃民——流亡藏人

　　相较于达赖喇嘛的身后十余万的流亡藏人，热比娅的身后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令中共容易接纳的群体。

　　1959年，约有13,000名藏人追随达赖喇嘛流亡浪迹天涯，最终托庇于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其后一两年间，约6万多藏人陆陆续续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成为流亡难民。他们不得不在寄人篱下的状态中从事最艰苦的筑路等工作谋生，一住就是50多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所长胡仕胜曾介绍，目前海外流亡藏人数量约为17万人，除去定居印度的近11万人及生活在尼泊尔的3万多人，其他流亡藏人分布在31个国家与地区。

　　南亚最大的藏人定居地位于卡纳塔克邦，近年来随着人口和城市化速度的激增，在卡纳塔克邦的印度人和藏族年轻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印度媒体报道了数起针对藏人寺院的袭击行为，以及在比拉库佩等地出现的新一轮针对年轻藏人的谋杀浪潮。

　　一名叫莫拉•莫伊尼汉的美国人在一篇博文《流亡中的藏人——何人怀揣护照，何人仅得RC（居住证）》如此描述寄居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生存处境，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在文章中，他们说包括洛桑森格等流亡藏人高层都可能拥有外国国籍和财产，而大部分流亡藏人只有印度居住证。今年的早些时候，印度大选给予流亡藏人选举权，这或许让不少流亡藏人产生身份困惑，一方面他们渴望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难民身份，只是从一个国家投靠到另一个国家的统治中。

　　尽管大多数流亡藏人只能接受二等公民的身份，而且也有相当一部分流亡二代、三代开始离开达赖喇嘛的达兰萨拉，甚至组成新的政治团体比如“藏青会”等，但至少达赖喇嘛依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流亡藏人的完整社区稳定地存在着。

　　但是，海外的维吾尔人构成复杂，处境分散，而且大多数已经拥有土耳其等西方国家的合法身份，远远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首先，目前流散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并非同一时期出走新疆的，而是在漫长的百年中由于各种原因陆陆续续离开，有政治逃亡、有朝觐滞留、有求学谋生，也有参加圣战的目的。

　　定居在沙特的维吾尔人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在是沙特户口的维吾尔人是那些人第二代和第三代子孙。祖先来自和田地区，在沙特出生长大的阿布都鲁普哈吉曾对人说，以前因为交通很不便利，来朝觐的人比较少。每年也只有三四个维吾尔人过来朝觐。当时，在这儿留下的人可以得到奥斯曼帝国的契文（护照）。拿到护照的人就成为了该国的居民。”据阿布都鲁普哈吉介绍，早些时候过来朝觐的维吾尔人带着一定要回祖国的愿望而来，对申请该国家的户口不感兴趣，因此许多人没能进沙特户籍。据阿布都鲁普哈吉说，维吾尔人在沙特定居最集中的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之后。1931年在维吾尔地区全面兴起的分裂运动之后，一些维吾尔人流亡到克什米尔、印度、土耳其等国家。正是这些人的一部分，和来印度留学并未能回国的维吾尔宗教人士基本上都迁移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麦地那、吉达和利雅得等地定居。

　　改革开放之后出走新疆的维吾尔人多为经商、就业以及求学，尤其以对维吾尔人持同情态度的土耳其为重要据点，一般较为容易取得合法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将海外维吾尔人冠以政治色彩浓厚的“流亡”身份的原因。

　　2013年昆明火车站暴力袭击案件揭开了近年维吾尔人以十余人规模南下偷渡的路径。根据这两年间的案例，维吾尔人以云南伊斯兰教社区沙甸为中转站，以东南亚国家为跳板，向土耳其甚至叙利亚等中东国家“迁徙”的完整路线图被公布。在土耳其，由于官方的宽纵，他们往往会获得合法的身份。而另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进入基地组织活跃的地带，参与恐怖主义训练和作战。

　　除上文所提到的海外维吾尔人经历复杂、背景不一外，他们也没有统一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也没有共同的“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以目前最为活跃的海外维吾尔人组织为例，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组织（热比娅任主席）在2004年4月份成立的原因便是，“为了回应维吾尔民族运动零散不统一、缺少具有‘领袖魅力’的领导者。”它的前身“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由土耳其退役将校力萨·别金为指导中心建立于1992年，“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以学生运动活跃人士多里坤·艾沙为指导中心在1996年建立。而在世维会之外，以恐怖主义暴力活动著称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虽影响力式微，正在被世维会统合，但仍然是海外维吾尔中的重要力量。

　　所以，尽管热比娅有意像达赖喇嘛那样，成为海外维吾尔人的精神母亲，但不仅世维会本身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加之，上文提到的海外维吾尔人多为陆陆续续离开新疆，时间跨度极大，经历背景以及目的悬殊，也难以形成一个稳固的步调基本一致的社会群体，从而也不具有与中共谈判的资格。

　　达赖喇嘛之于热比娅、流亡藏人之于海外维吾尔人的这些差异，都成为令中共认为有理由有信心去接纳的原因。因此，尽管当下中共对西藏本土官员显露强硬姿态，似有意向达赖喇嘛及流亡藏人喊话，但背后潜藏的是如何和解而不是对抗。而对待海外维吾尔人，中共可能从来都未将其视为可以争取对话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