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在关注中国时，通常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目光锁定于中国的权贵阶层以及他们的后代，他们要么手握着无可比拟的权力，要么扮演着枪杆子和刀把子的角色，要么在商界叱咤风云独领风骚。事实上，红色中国的权贵阶层，不仅包含红二代、红三代以及太子党这些具有纯正红色基因的群体，也包括不具有红色基因但是却在中国政军商界备受关注且地位不容小觑的一群人。
红色权贵，尤其是拥有红色基因的二代群体，起源于“文革”中常用的“高干子弟”。新中国成立后，行政级别达到13级以上的被称为高级干部。在中国政治生态中，这一群体始终被外界看作是特殊的存在。尤其是其中的红二代，关注度和新闻性尤甚。根据陆媒此前的群像扫描，带有红色基因的这部分中国人，从进入学校第一天开始，学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唱的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他们经历了毛主席教育要革命或者教育革命之后进入学校，在学校中，根据毛主席教导，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如果以中共政治局委员作为样本，他们的二代及三代，究竟在政坛和商界占有多大比例？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认定的，已经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媒体统计了从中共七大开始至十八大政治委员级别的官员，他们的二代乃至三代在当前中国的政军商界的状态和所占比例。不完全统计后发现，政界占比为25%，军界占比为17%，商界占比为33%，剩余比例中则是三种从业状态之外的其他，比如早逝以及信息不详等。通过数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不管是政界、军队还是商界，远没有形成独霸一方的格局和比重，占据半壁江山之说着实是言过其实。在政界，比较突出的也仅仅围绕在几个家族而已。比如邓小平家族，五个子女大多从政——邓朴方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邓楠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邓榕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而其孙则大多从商——邓卓溯为易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卓玥为联创策源风险投资基金创始人，邓卓棣为广西百色平果县副县长。此外，还有叶剑英家族、华国锋家族、胡耀邦家族以及习仲勋家族等等。
在军界，子承父业的情况比较突出，而且活跃于公共舆论场的，也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军中明星。比如朱德家族，其子朱琦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队列科长，儿媳赵力平在退休前曾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其孙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均在军政系统，分别为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海军装备部部副部长以及供职于解放军总医院干休所。此外，朱德外孙朱成虎、刘武亦未能脱离军队，前者为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少将军衔；后者为解放军某研究所大队长。再如刘伯承家族，除长子刘俊泰为教师外，其余子女孙辈均在军队供职。刘太行为原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刘太迟为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刘蒙为总装备部科技委员，刘解先为北京总后勤医院医师，刘弥群为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刘雁翎为北京医学会委员。而活跃于公众场域的军中红色明星，则包括总装部长张又侠、空军司令马晓天、总后政委刘源、海军政委刘晓江、武警司令王宁等一大批人物。
至于商界，虽然“安邦事件”给公众造成了红色后代云集的错觉，但是放在更大背景和范围来看，红色后代并没有达到外界所认为的那般垄断了中国经济命脉的程度。令人瞩目的比如陈云家族，其子陈元曾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其女陈方是中山实业公司总经理。而其孙陈小欣、陈晓丹则分别在东亚对冲基金和伦敦私募基金公司任职。此外，同样惹眼的还有中共元老王震家族，长子王兵担任南海石油公司直升飞机公司董事长，次子王军执掌保利、中信这些重量级国企巨头，三子王之曾任长城计算机总公司总经理。至于李鹏家族，其子李小鹏曾任华能集团总经理，而女儿李小琳则至今仍是中国电力国际发展集团的掌门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政界、军界和商界外，还有多达33%的权贵后代只是生活得极其普通的大众。但是因为媒体往往只是关注并大肆渲染一些名声显赫的开国元勋的明星后代们，导致公众也在错误的引导下误以为中国已经被红色权贵占据了半壁江山，或者更胜一筹。事实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些亲属现在都是普通百姓。
不消说，因为带有红色基因，所以他们是既得利益的典型代表，也能轻易将红色变现——要么延续政治股，要么将政治股变为经济股。比如已经落马的重庆市原市委书记薄熙来，之所以在落马之前能成为政治明星，很大程度源于其红二代的身份。其在重庆大搞的唱红打黑，可能其中有以唱红掳获民意的阴谋，但是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红二代根深蒂固的红色情结在起作用。而那些将政治股变为经济股的，也就是父辈是从政的，二代和三代则选择经商。此前不久曝光的拥有强大政商背景的安邦保险，可谓一个红色后代云集的豪门之地。其中，安邦实际控制人吴小晖曾是邓小平的孙女婿，此外还有名副其实的红二代陈小鲁，以及被乌龙了的朱镕基之子朱云来。
鉴于政治股的超强能量，很多人在讨论这一特殊群体时，也习惯于带着有色眼镜，即从一开始想当然地将其视作己方仇官、仇富情绪的宣泄对象。而很多既定事实，也一再让民众更加笃定这种定向宣泄的无比正确性。身为红二代的罗援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公开抱怨，尤其是对社会上那些关于红二代的负面看法。在罗援看来，不可否认红二代中间会有害群之马，影响了红二代的整体形象，这些人可以轻易拿到批文、拿到项目，接触到高级领导，可以进行权钱交易，但是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何况这绝不是红色后代的整体面貌。
寻根溯源，造成干部子弟脱离群众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文革初期宣扬“血统论”；二是改革开放初期利用父辈权力谋私利；三是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手中有权的干部子弟腐败堕落。每次恶性事件的发生，总能引起人们对于红色权贵阶层的反感。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们披着红色的外衣，所以民众的反感相较于其他群体要更为强烈。而且往往这股反感情绪，会最终投射到对中共体制的不满上去。所谓的“职业反体制”者，何尝不是在一场与红色有关的讨伐战中疯狂刷着存在感，以及添续着继续反体制的能量？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那些公然喊着“我爸是李刚”的群体，这些红色中国的权贵阶层更愿意隐身于公众广场之外，以消除不必要的纷扰。问题在于，红色后代即便选择隐身，闷声发大财，还是会有很多人主动凑上去。因为他们一旦披上红色的外衣，就有了一股不可低估的隐性力量和魔力。比如美国摩根大通的“红色”计划，看中的就是这一群体背后的政经资源。学者何清涟则将其归因为裙带经济学，吴小晖所演绎的，正是这一经济形态的经典样本。
为了根除红色权贵继续盘踞政经资源而动摇当党本国本，第五代国家领导人也在努力规避红色家族经商，身为红二代的习近平即率先垂范。然而，这一禁令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毕竟，只要红色权贵背后的无形力量还在，即便不经商，依然可以在各个场合游刃有余，稳坐既得利益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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