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前夜 习坐拥国家力量远超毛邓

　　对中国而言，春节才是新一年开始的标志。在此前后的中国政坛一时颇为平静。对此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新领导团队在过去两年里已经大体上完成了主要的执政使命，对治国理政作出系统的顶层设计之后形成了一种惯性势能，因此只需沿着已形成的反腐整党路径，一一落实改革规划即可。不过，这种现象其实也反映了中共高层对各方面力量进行全面整合后，当前所呈现出的一种协调、凝聚和蓄势待发的整体状态。

　　事实上，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面临着中共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新的历史形势，即中共和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财富和力量积累，以及过去两年的全面整合之后，已经集聚了极为可观的能量。这赋予了习近平不同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新的历史使命，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中共建政初期毛泽东所拥有的条件相类似。所谓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将比以往更为鲜明地呈现于习近平时代。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依托中国前所未有且急剧增长的庞大国家力量，习近平领导中国祭出一系列“大动作”、“大手笔”将成常态，而已经使民族主义者十分亢奋的“一带一路”、抗战大阅兵、海外大投资等系列动作或许都会相形见绌。

　　治国先整党 习近平力透谋动

　　习近平在2015年新年贺词里谈到未来展望时说，我们的蓝图是宏伟的，我们的奋斗必将是艰巨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心，集思广益用好机遇，众志成城应对挑战，立行立改破解难题，奋发有为进行创新，让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虽然这些与往常的官话大同小异，实则字字珠玑。尤其“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心，集思广益用好机遇，众志成城应对挑战”之语，既与习近平本人的身份相符，也契合于当下的政治形势。

　　习近平已经在中国党内取得了不可撼动的最高领导地位。“枪杆子”、“笔杆子”都牢牢握于掌中，国安委等各中央领导小组的设置也保障了总书记的主导作用。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称习近平的领导力“前所未有”，也有声音将现在的习近平与毛泽东或“文革”后的邓小平相比。至少是，习近平没有了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包括“政治老人”在内的多方面限制。可以说，习近平目前的角色定位，既得益于中共领导集体的共识，中国新权力体系的塑造，其本人的政治能力和手段，也是当下的时代形势使然。

　　习近平首先掌握了中共这唯一执政党，其次亦实现了对整个中国的领导和调动。中共目前正大力宣扬的“四个全面”中，“全面从严治党”位列其中。事实上，这也正是习近平执政之初即举起的大旗，其“八项规定”之火延绵至今没有平息的迹象。而拿下多位“大老虎”的反腐整党、重塑党纪行动，在清除腐化负面因子、消灭党内山头派系暗中较劲消耗乱象的同时，也使中共开始焕发出其应有的组织性和集体性力量。

　　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给予习近平特殊的机缘。中共建国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物质成就，其综合国力或许已仅次于世界领导者美国，而且其差距在迅速缩小。这是习近平能够量力为用的雄厚资本。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困境，对国际空间和新型外交战略的渴求，又是习近平必须大展拳脚的压力和动机。

　　时势与个人的因缘造化，让习近平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他所称的“现在比任何时期都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说明习近平本人对此也有着敏锐和清醒的认识，以及作为“红二代”更为强烈的历史担当。可以想见，既有中共新旧最高领导层的“相逢一笑”、合力整党、共克时艰，更有习近平的全盘运筹和整体谋划，依托于中国远超以往的综合国力，更为凝聚有力的中共执政党，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将会发生的变化自然远非过去能比。

　　远超毛邓 习近平执掌前所未有的国家力量

　　固然习近平之于中共无法与毛泽东之于中共相比，但习近平现今所掌握的国家力量仍然可谓前所未有。这主要是基于历史向上发展的不可逆转，中国的物质基础、技术水平、军事实力与国际社会的融合度都可折算为中国的综合国力，这是远在毛泽东时代之上的。毛泽东在他的时代仍然能够通过对全党全国的组织动员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也发动了“大跃进”、“文革”等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如果撇开其作用的正反面不论，确能窥见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共领袖人物能够发挥出的巨大能量。

　　中共将其归纳为“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由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令人印象过于深刻，其集体主义在改革开放后遭受市场经济的涤荡，这一特性几乎已被打入“冷宫”，被“污名化”。不过相较于西方国家行政和改革乏力，迟迟走不出发展危机的现实，中国体制的这一特点又被重新打量。如果能够将其合理化运用和引导，未必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国家的发展潜力。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原则正是这种体制的产物，虽然也导致了发展失衡等问题，但对于国家的整体推动却是不能否定的。

　　不过在过去30年里，这种特性的表现仍然不甚明显。随着计划经济逐渐让位于市场经济，执政党的的角色亦由管控者向管理者和引导者转变，搞经济建设拉动地方投资成为其重中之重。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初级阶段，或者说是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应当把生产自主性交给市场、社会和参与其中的亿万个人。因此总体来说，中共专心致志、心无旁鹜、韬光养晦，甚至忍辱负重。这是一个必要的发展和积累过程，江泽民、胡锦涛均身处其间，只得守承旧制做些必要调整而难以跳出来另赴他途。

　　但是情况在习近平执政之前开始发生变化，不得不严阵以待的警示信号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运行进入转型升级瓶颈，二是政治生态急剧恶化。而在这些负面信息掩映下，其实是中国目前已经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以及中国仍然可期的发展惯性和潜力。事实上，考虑到中国庞大甚或可怖的体量，对于其主政者习近平来说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舞台。

　　在过去两年里，习近平已经完成了对中共的力量整合，顶层改革设计大体绘就，并且形成了由上到下、全面推动的改革发展势能。其实，这也为接下来更大的行动完成了准备工作。形势的变化自然会导致政策的变化。韬光养晦退居其次，奋发有为方是时需。相较于之前的低调、沉闷的发展态势，中国会使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动作”、“大手笔”。

　　在中共十八大后的两年里，中国密集推出了多个重要行动，如“一带一路”、发展京津冀等城市圈、南海造岛、抗战大阅兵、筹立新亚投行、欧亚非拉拓展发展空间，或使改革派得遂所愿，或使民族主义者亢奋异常。其实，这是时势使然，观者实不必过于震惊。

　　江泽民说，“你知道，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这代表了江泽民本人对习近平的高度认可和赞扬，其实也是一种切合实际的表述。对于规模过于庞大的中共和中国来说，坚强有力的中央和领导人是不可或缺的。也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充分调动一个大国所具有的巨大能量，谋略和争取整个国家利益和进步。至于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大手笔”，只需要去注意，习近平和中共当下正在争取的，有些虽然显得过于遥远，但未必不是将来要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