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队大败 习近平聂卫平愤怒离场

  　　1985年5月19日，墨西哥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上，中国国家足球队以1:2负于香港代表队，淘汰出局后，数千名球迷情绪失控，他们冲出球场，掀翻了球队大巴并开始沿街破坏物品酿成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次球迷骚乱，第二日中央报刊人民日报消息称事件中共有127人遭到警方逮捕，当时新闻联播也对这场足球骚乱进行了报道，在中国足球史上被称为“五一九惨案”。虽然没有报道透露当时远在厦门担任副市长的习近平是否也曾经观看了这场比赛的直播，不过作为一个“球迷”，惨败的“耻辱”一定不会让他开心起来。因为陆媒曾经报道，1983年夏天，习近平与聂卫平在上海观看中国队和英甲亚军沃特福德的比赛，中国队大败之下，二人愤怒离场。

　　“此为国耻”，或许从那时候起，身为球迷的习近平就已经将足球与国家荣誉深深的关联到了一起。因此字2012年其甫一上台之际，媒体就报道他对于足球的热爱。2015年年初，这种“热爱”和“足球即国家形象”的心态甚至直接反应在了中南海政策的制定上。有“超级机构”之称的中央深改组，在2月27日开会，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媒体聚焦点多放到了上海规范干部家属经商之上，但是仍不乏声音喊出了“天子好球”的口号。

　　香港《明报》就在随后的报道中喊出“天子好球”，“深改组会议时习近平强调，改革要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结果会议审议通过的第一项议桉就是《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这一结果，先让偏爱足球的习主席有了‘获得感’”。

　　语调虽略显偏狭，但也总是道出了一些“真情”，习近平的足球改革方案究竟要谈什么？中共领袖都有什么爱好，分别又是怎么处理的？中国足球，需要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天子”的垂青吗？

　　习近平要谈什么？

　　这个刚刚被一帮中南海“大佬”审阅通过的《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究竟谈的是什么？恐怕是中国足球界人士这两日一直在研究的“课题”。由于深改组是宏观调控，因此我们也只能从报道的只字片语中追寻蛛丝马迹。但大凡重要政策，结构大同小异，细读之下变可领悟。

　　报道第一句“会议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就将为什么要涉及这个《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原因给点名了，因为中国梦，因为强国梦。高度就此确立。

　　“发展振兴足球，必须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体制保障。”这一句，是解释了今天中国足球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体制机制弊端”。仅从这一点说，习近平不愧是一个球迷。中国足球近三十年不振，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绝不缺乏足球的人才，只是缺乏一个好的足球环境，保障人才的梯队培养。

　　“要遵循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坚持立足国情和借鉴国际经验相结合、着眼长远和夯实基础相结合、创新重建和问题治理相结合、举国体制和市场体制相结合，持续研究推动，不断总结改进。”这一句中对于体育界人士来说就是“举国体制和市场体制相结合”。这就表明今天中国足协继续存在，足协管理，球队经营的模式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发展振兴足球事业关键是把路子走对，长期努力、久久为功，注重打好群众基础、夯实人才根基，从娃娃抓起，从基层抓起，从基础抓起，从群众性参与抓起。要让校园足球、新型足球学校、职业俱乐部、社会足球等各种培养途径衔接贯通，使足球事业发展动力更足、活力更强。”这两句则是中央回答了“怎么做”的问题，具体细节对于一个时政栏目而言并不合适，此处不赘述，不过邓小平1985年一句“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现身中央文件，显然是外界没有想到的。

　　“体育界特别是足球界要抓住时机，大胆改革，大胆探索，不仅要为我国足球发展振兴探索新体制，而且要趟出一条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路来。”报道的最后一句则是将改革从足球界上升到体育界，“趟出一条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路”更是契合了深改组这个“超级机构”的部门职责，表明这个“改革方案”并非牛刀杀鸡。

　　方案两处惹质疑

　　领导人也是平常人，皆有七情六欲，汉武帝好猎，唐太宗好马，正如明末张岱所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领导人有个人爱好实在无可厚非。而且中国足球一直以来是一个“苦大仇深”的问题。用中国足球开玩笑，已经成了很多国人的共同爱好。

　　但是官方的这份足球改革方案一出台，多方欢呼之下，还是不乏谨慎之人怀揣质疑之心。

　　质疑之一在于在深改组这样一个重要的“超级机构”里，若谈论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尚可接受，但是却又侧重的聚焦于足球这一项体育的改革是否合适？而且这项体育又是现任领导人的爱好，这种选择又是否合适？中共领导人多有爱好，也未曾见到中央有专门文件督促推动游泳、桥牌的发展。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阵风的改革救不了中国足球，只能让为官贪利之辈从中牟利。今天的领导人既然洞悉治国理政之道，就更应明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中国体育要发展的，绝不仅仅只是足球一项。体育大环境变好，例如全运会那种“奖牌生意”变少，包括足球在内的一大批体育项目才能再迎春天。

　　此外还有第二点质疑，就是改革方案中对于“举国体制”的再强调。事实证明，举国体制短期内极有用，如果持续投入而且掌权者肯放权而不搞政绩而且不功利不结果至上，那比职业化还容易见效。但如你所知，这简直就是物理实验里的“理想环境”。举国体制是永远伴随着政令功利官府干预的，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何改变此“顽疾”，深改组任重道远。

　　中共领袖多有爱好

　　习近平热衷足球已经众所周知，即使在于刚刚访华的英国王子威廉交谈中，两人还兴致勃勃的谈起了“足球”，即使威廉都知道习近平是个球迷。那除了习近平外，中共的领导人都有什么爱好呢？

　　据香港中评社总结，中共历代领导人均有不少爱好。毛泽东就热衷游泳、跳舞和乒乓球。“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毛泽东爱游泳。据《新京报》报道，资料记载，毛泽东一生曾游过长江、湘江、珠江、邕江、赣江、钱塘江、北戴河等。跳舞也是毛泽东的爱好之一。自延安、西柏坡，后至北京中南海，中央高层都举办过舞会，毛泽东常下舞池跳舞，《浏阳河》曾成为乐队为他在舞会上演奏的第一支曲。此外，毛泽东在延安及中南海，都留下了打乒乓球的照片。有资料称，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时，就爱上了乒乓球运动。在延安，警卫员还用木板给毛泽东做了一副乒乓球拍。

　　而邓小平则对桥牌、球类运动情有独钟。邓小平对于桥牌的热衷，甚至也一度引领了潮流。聂卫平也曾回忆，自己当年曾和邓小平搭档，万里和北京友谊医院的院长诸寿和搭档共同打桥牌。此外邓小平还喜欢各种球类运动。1977年他第三次复出时，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就是在北京工体观看足球比赛。1990年世界杯，央视转播了52场，邓小平看了50场。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美国方面特地安排了篮球表演。

　　此外，中共原书记赵紫阳对高尔夫痴迷甚深，前人大委员长万里、副总理吴仪都是网球爱好者，2012年李瑞环和吴仪在北京观看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还曾一度引起过诸多讨论。　　(王雅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