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海沉浮 秘书用人标准何在？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之大已经成为海内外最受关注的焦点。3月10日，在全国两会上，曾历任胡乔木、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在接受记者的访问时，谈到目前在中国反腐中秘书成“重灾区”现象

时认为，秘书腐败领导责无旁贷，党内作风建设亟待加强。窥探朱佳木的字里行间，会发现更多的是他透露出自己的对这一现象的无奈。朱佳木随后对记者坦言，领导干部身边的“秘书腐败”正在逐渐显露“冰山一角”，在十八大后落马的30多名省部级以上高官中，职业生涯有秘书经历的占近三分之一。“秘书政治”已经成为滋生腐败大案、窝案的土壤。

　　去年10月，习近平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反腐强调，“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政令不出中南海”由来已久，此前中共自己也公开承认这一事实。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官媒再提“政令不出中南海”，对秘书长进行集训，折射出中南海博弈的激烈。如今，朱佳木批评当下所谓的“秘书政治”之时，言语间也怀念当年“老秘书”时代的清廉作风。外界曾有比喻将秘书帮比作武侠小说中的一种毒药，其“无形、无色、无味、”，仿佛在刹那间就能要了对手的命。政经观察人士分析认为，秘书的工作第一，与领导亲密；第二，具有完全隐蔽的特性；第三，严重缺乏内外监督。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在中国政坛上长期存在的“秘书帮”现象则集中反映了用人制度中的弊端。或许，这对于中共而言势必要在秘书作用的认知上进行重新认识。

　　周永康与他的“七太保”

　　在中国历史上，自政治制度建立之后就产生所谓的“秘书”一职。所以，对于“秘书”而言，海外观察人士历来不缺乏讨论。在后世的封建王朝中，秘书仍然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下至县丞等地方管理，都有师爷、刀笔吏等官方配置。上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有太监、军机大臣等辅佐生活和政事。今天很多观点批评“秘书”的负面作用时，常常拿出“太监干政”作为对比案例。虽然历朝历代都有规定“太监不得干预朝政”，但综观历史，其实难以根除。阉党干预朝政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明朝阉党作乱者，就直接为这个最后的汉人王朝画上了句号。而那些打在秘书身上的标签，像是“学生”、“家奴”、“心腹”、“朋党”却并没有因为历史的远走而消失，反而在夹杂着传统与现代的当下中共政治制度中有了新的呈现。

　　自去年周永康落马，围绕在周永康身边的秘书帮、石油帮占据着中国国内外媒体的头条。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2014年7月2日，中纪委官网一口气通报了7名落马的官员引发外界关注。其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和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这三人都曾担任周永康不同时期的秘书。截至目前，周永康的“七名秘书”均已被调查、“双开”或失去联系。早些前根据相关人士透露，周永康长期担任中共领导人，秘书帮成员不少且关系也不错。

　　譬如李华林曾经为周永康之子周滨就读西南石油学院尽力安排，以及在周滨前往美国之后照顾其工作生活。2000年前后，周滨也返回国内谋求发展。而周滨岳母詹敏利在四川进行了不少商业交易，四川也正是冀文林、郭永祥、李华林3人关系交错的重点区域。2000年1月起，郭永祥以周的秘书身分在四川，后留在四川一直升至副省长。曾有知情人士表示，李华林接受组织审查之后，与李华林关系密切的沈定成一直未被有关部门控制。周永康主政四川时期的另一名秘书李崇禧也已涉贪下马。李在2000至2002担任四川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周进入政治局后，李继续在四川任职，历任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不过并非周所有的秘书都已下马，他在担任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时的秘书周本顺，目前仍为河北省委书记。

　　其实，若按照中国官方的规定，部级以上高官才能配备专职秘书。但现实中，厅局级、县处级甚至一些科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专职秘书。由于许多官员与秘书的关系远远超过工作范畴，两者往往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分析称， 一旦领导“出事”，秘书通常跑不掉；如果秘书“出事”，领导也难脱干系。如中共原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判有期徒刑18年，其秘书秦裕被判无期徒刑；中共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开除党籍，其秘书李真则被判死刑。因此，领导与秘书通常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可是，随即而来的问题则是，关于“秘书”的用人标准又何在？

　　“二贾” 并列夺眼球 选秘书标准何在？

　　外界民众可还记得，中共原海军司令员王守业落马之后，中共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张金昌，他在《炎黄春秋》撰写万言长文揭王守业腐败黑幕，那篇题为《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一文，不仅揭露当年的诸多军中秘闻，更用近乎点名的方式指出，现任总政副主任、原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贾廷安是王守业的后台。贾延安、江泽民的名字充斥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与此同时，由贾延安牵扯出其背后的江泽民更是如此。1952年出生的贾廷安长期担任江泽民的秘书，在江泽民担任中共军委主席后进入军队，成为“没有当过一天兵的将军”。就在今年1月底，有港媒曝出，贾延安在1月23日就被中纪委带走调查。坊间传闻四起，舆论场奔涌翻腾。但至今官方都未曾予以回应。曾有评论认为，习近平阵营的反腐“开弓没有回头箭”，倘若贾廷真被查出有严重贪腐问题，那么“大秘”身份救不了他，江泽民也罩不住他。

　　当然除了贾延安，还有曾任原中共常委贾庆林秘书的刘家义，中共官媒在3月初旬报道，刘家义成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此消息一经发出，引发外界舆论关注。这正是因为他曾担任原政协主席贾庆林秘书的身份，而且从官方的简历显示，1957年出生的刘家义是“秘书为官”的典型。

　　不过中国的政坛，秘书从政并非新鲜话题，秘书升官的例子多不胜数，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湖南省委书记周强等人都是秘书出身，但能官拜总理实属罕见。尤其是温家宝作为非正式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不仅仕途未断，且再得重用，一度引起外界对“秘书”实力的关注。但是一些热衷于权斗分析的观察家将将“秘书帮”与“团派”、“太子党”并列为中共三大势力之一。这种说法显然已经老套过时，不过如何重新看待“秘书”这一特殊工作在中国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却是极有必要的。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秘书帮”的问题，几乎人尽皆知，人人都没有回避。然而，不能忽略的“重点”是“秘书帮”的问题，难道就真的只是“监督不透明”而导致的吗？北京有观察人士认为，其实不然。“秘书帮”现象都极其不正常，若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反腐要想彻底解决“秘书帮”现象，最终还得在用人制度上做出变革，要在滥用权力上对那些当权者“去势”，要把绝对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所以，中共高层势必要为今后对于秘书作用，以及认知上需进行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