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主管党建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参加陕西团审议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并称，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案件看，出问题的干部普遍家风不正、家教不严，家属亲属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形成了家族式窝案、家族式腐败。从春节前算起，这已是中共高层第三次强调官员家风问题。在此之前的2月17日的春节团拜会上，以及2月28日的深改组第十次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后强调官员要“注重家风”。有观点认为，这表明在打击个人贪腐以及朋党、窝案等官场腐败之后，习近平的反腐之剑已经指向官场另一大腐败现象——家族腐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便是有志之士的人生信条。这里的“齐家”，不仅仅是成家、睦处，更有管好家人，引导妻子节俭持家，教导孩子自强进取的责任。从薄熙来与妻子谷开来共同陷牢狱之灾；到刘铁男与子共同收受贿赂；周永康之子周滨牵涉窝案；到苏荣纵妻“擅权干政”以及近期军报批判徐才厚管不住家人......十八大后的官员腐败案中，“夫妻档”、“父子兵”现象接连出现。
不过因为十八大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因为紧随而来的官员，尤其是省部级高官的接连落马，外界首先是震撼于习近平的反腐居然“动了真格”，导致众多“小老虎”级别的官员落马，然后在四川官场地震，石油帮崩溃以及秘书帮沦陷的过程，才又发现反腐风暴中接连众多的窝案盘根错节。2015年初，中共官方在通报前政协副主席苏荣案件时，罕见的用了“支持、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巨额非法利益”的字样，以及随后的《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的出台，外界才赫然发现，中共已经开始对家族腐败开始出手，并且已经悄然开始执行。
早在2012年11月17日的中共十八届政治局第一次的学习会议上，习近平在提及“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后就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而在其后，不论是中纪委的多次会议上，还是中央党校的官员进修班讲话中，以及各种级别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多次反复要求官员“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2月8日的春节团拜会的新年寄语中，习近平还谈到：“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贪腐夫妻档
2015年2月16日，官媒发布对苏荣案的通报，全文虽然只有四百多字，但措词相当严厉，罕见地批判了亲属干政一事：“支持、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巨额非法利益，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损害了当地政治生态，性质极其严重，影响十分恶劣”。官方虽未明确指出苏荣亲属身份，但其妻子于丽芳“卖地”、“雅贿”等不法行径早已广为人知。关于于丽芳，有两个被外界熟知的“特点”，一是颇具“官威”，二是善于敛财。苏荣主政江西期间，于丽芳频繁为官商牵线搭桥，不仅插手土地出让和工程建设，还卖官收取巨额贿赂。备受外界诟病的便是其插手卖地致国有资产流失1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一事。
官员前台倡廉，妻子以及情妇们后台受贿的现象不独苏荣案，以其所在的“新四人帮”为例，可以称的上是“冰冷的手铐有他们妻子的一半”。令计划之妻谷丽萍与薄熙来之妻谷开来同被外界贴上了“贪内助”标签，且并称“二谷”。与谷开来通过很多金主明目张胆地在商业领域大捞特捞相比，无官阶但妻凭夫贵的谷丽萍是通过公益社会组织这个灰色地带发家致富。谷丽萍不仅卷入了铁道部刘志军的巨大贪污案，还负责协助周永康打点、管理在四川的巨大资产。其从高铁建设中赚取的40亿元相当一部分是在帮周永康敛财，引舆论界哗然。
官员落马后“枕边人”也“步其后尘”的现象为何频频出现？有分析指出，一方面是缘于官员自身的官德丧失，以及权力观的扭曲。一般来说，作为官员的亲属不劝阻领导干部守住贪腐“底线”，反而成为教唆领导干部犯罪的元凶，还充当着贪腐的“经纪人” 或充当“批发商”，却为不妥。但客观而言，贪官获罪根源还在与自身的作风与政风，他人算作是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在上述的案例中，多有封建传统时期的“封妻荫子”的影子。中共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事例便是毛泽东夫人江青在文革期间的为所欲为，其权力凌驾于多数政治局常委之上，是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也是首例的“后宫干政”事件。
“诰命夫人”已经成为官员堕落腐化的替身。这类腐朽没落的东西，在当下的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中不仅“死灰复燃”，且大为盛行令人忧心。近期发行的由中央纪委、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一书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否则，群众是要戳嵴梁骨的！”可见，家之良妻，犹国之良相，反之便造成了上述之祸。
捞钱父子兵
“两会”前夕，郭伯雄之子郭正钢被官方通报，引发外界对于官场父子一同贪腐现象的关注。除去已经被曝光的周永康儿子周滨、令计划儿子令谷，温家宝儿子温云松；曾庆红之子曾伟；贺国强之子贺锦涛引发外界的各种猜测和关注。
2012年10月25日出版的《纽约时报》的一片长篇头条报道，让温家宝家族27亿美元巨额财富事件瞬间引爆世界。温家在被戳中命门后的反击和辟谣，即便言之凿凿，却也沦为了苍白无力的辩解。局外的民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据说关联度最深的，一是因腐败问题落马的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一是在反腐飓风中倒下的华润集团宋林。前者握有审批权，负责批项目给温云松；后者握有绝对资源，在收购过程中负责将价值数十亿元的山西优质煤矿让给温云松。当然，这些传言有被官方证实真伪的机会，但还需要时间。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言也在指称着温家宝对家庭管理的彻底失控。老婆、儿子根本不听温家宝的，我行我素。只要不离婚，不断绝父子关系，照样借着老子的名号行走江湖。
再说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如果你看过央视曾经的名角沈冰自述，应该对曾家在央视遴选少奶奶的桥段印象深刻，也对作为太子党且已经移民澳大利亚的曾伟在沈冰面前的露底“演说”叹声连连。“曾伟后来私下里跟我说过，他个人发迹之时正是曾庆红担任国家副主席一职期间，曾伟创业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曾伟除了插手上海大众汽车、东方航空、北京现代汽车等公司，获取巨额佣金外，还在北京开了一家基金性质的公司，主要是通过内部管道获知都有哪些公司欲‘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发行，然后其公司会主动锁定那些公司，与他们联系，‘协助’这些企业顺利上市，同时通过获取原始股获得巨额回报。”
虽然沈冰自述可信度的确存在疑问，但我们从中“嗅出”一种广为人知的味道。曾伟这段“天下之大舍我其谁”、“我的中国我做主”的真情告白，确也道出了权贵阶层如何借着独特的政治资源坐着火箭往上飞，又是如何不费吹灰之力数钱数到手软。
最后是贺锦涛。之前，多维新闻曾经一度爆出王岐山约谈贺国强，就其子涉嫌不法生意严正交涉，要求贺国强配合中央调查其子，并把涉及的巨额不法财产上缴。只是令人未想到的是，钱收缴了，人更要抓，贺国强也被儿子坑的差点晚节不保。中共在坚决打击纨绔子弟上的坚决也体现在“切割”上，儿子有事并不一定老子就有事，贺国强被他的儿子贺锦涛以及下属们好好利用了一把。有消息称，贺国强的责任是失察，本人的确没有违反党纪国法。这或许是中共在抓捕了贺锦涛后秘而不宣的原因。
儿子犯法，老子一定有罪。这是早已被撇弃的简单线性思维，文革时期的家族成分论，就是再现成不过的例证。但是儿子犯法，作为监管者的疏于监督，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犯罪？何况，目前不管是儿子问题，还是老子问题，都还不是“迟早”问题，而是原地踏步般地停留在“是否”问题上。
刚刚结束的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傅莹对于反腐的讲话也是颇有嚼头。比如在提到预算法时强调，在修改过程中明确要求政府的所有收入都要纳入全口径预算，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也加大了对贪污、贿赂的处罚力度，比如把向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行贿也纳入犯罪。傅莹这段表述也可以进一步推导——向亲属行贿被纳入犯罪，那么纵容亲属行贿，也应纳入犯罪。
要知道，中国政治家族的腐败，只有公众想不到，没有其做不到。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在此参加福建省代表团会议时亦感叹：苏荣家从老到小从男到女都有参与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程度。上海此前主动请缨先行先试治理“家族腐败”，也是扎牢制度笼子的关键一步。 (张亦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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