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根治贪官？学者：无奈的昂贵代价

　　日前「大老虎」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因膀胱癌病逝，军事检察院宣布，按照刑事诉讼法决定不予起诉，不少人认为「便宜了他」。

　　有内地学者建议，应该「特赦」贪官，这是指以某一时间点划线，此后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此前的官员财产只要全部申报、退出赃款，既往不咎，「特赦」最具争议的是，中国的腐败是否已经到了只能靠「特赦」的地步？

　　国内对支持和反对「特赦」的声音各持己见，反对的代表人物有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中央纪委研究室办公室主任宋庆森等，主要认为，「特赦」违反反腐的根本逻辑，等于向腐败投降，他们认为中国还没有到无官不贪的程度，清官是多数，贪官是少数，而目前的反腐形势正好，腐败分子惶惶不可终日，要乘胜追击，而不可动摇军心。

　　支持的，多是从事法律、经济研究的专业学者或有一线实践体会的法律专家，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家弘接受《BBC中文网》访问，谈及他支持「特赦」的原因。

　　他认为，中国查办腐败有三难：腐败案件发现难、证实难和处罚难，保守估计，现在查出的腐败案件可能只佔实际的12.5%，如以10年为一个周期，过去10年中查出来的腐败案件大致有30多万宗，那中国至少还有200万没有查出来的贪官。他又认为，中国检察机关专职从事反贪的只有3、4万人，去年查处的贪官就已有4至5万人，如以这样的速度，要将犯案的贪官查完已经需要40至50年时间。

　　何家弘承认，「『特赦』的代价可能是昂贵的，但却是值得付出，或更凖确地说，无奈的付出」，他认为，特赦贪官是要以赦免换制度，把人力、资源集中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防止新的腐败发生上。

　　他又表示，中国产生腐败的根源不是个人原因，而是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虽然有很大的功绩，但他们主要是军事指挥者和暴力革命的专家。他们对于如何建设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缺乏知识和经验。」

　　他认为，预防腐败中国的发展趋势是走民主和法制之路，「中国目前可以实现法治先行，推行民主随后。否则盲目的推行西方式民主可能导致混乱。」何家弘说，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加坡的民主发展程度应该说不是很高，但它的法制水平是极高的。所以中国的反腐当务之急是把制度建立起来，而不是运动式反腐，因为运动式反腐的结果只能是新的贪官代替旧的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