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纪委喜欢在哪里带走涉案官员

　　对于官员来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一旦涉及贪腐，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家中；也不论是在开会，还是在开房；哪怕是在旅行途中、逃亡路上，都可能有纪委人员在等候。

　　早前有报道指，3月21日，南京市建邺区副区长王德宝在女儿婚礼上被江苏省纪委工作人员带走。

　　报道称，“在婚礼现场的最后一排，坐有3-5个男子，在默默抽烟，不说话，不过，这并未引起宾客的注意力，因为男方以为是女方的客人，女方以为是男方的朋友。”但随着婚礼的进行，“不少公职人士借口上厕所、接电话就悄悄闪了，有的人一到，座位还没坐热也走了，有的人走的时候大衣外套还在椅子上。”“最早离开的一位张姓副区长，因为他的姐姐是省领导之一，是他先认出了纪委的人。”

　　不过，婚礼仍正常举行，“王德宝被带走时绝大多数宾客都不知道，再说了，王是政府领导，这种场合找他说话聊天的人太多了。”

　　这一说法已被南京纪委否认。

　　事实上，在纪检部门的办案过程中，将官员带走只是一个调查步骤。纪委工作人员通常会依据办案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将涉案官员带走调查。通过归纳分析官员在何地何时被带走以及被带走的方式，则可看出背后的深意和考量。

　　被带走地点：家中、单位最常见

　　据《长江商报》报道，2015年1月4日下午，杨卫泽正在主持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会中接到了来自省委一位领导的电话，通知杨去省委开会。

　　“市里会议休会后，杨给几个应该一起去省里参会的人打了电话，在得到确定的消息后，杨卫泽在办公室抽了十五分钟的烟。在省委，杨发现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后，立刻做出向窗户跑欲跳楼的举动，不过被摁住了。”

　　同一天，杨卫泽的妻子、秘书，以及红颜知己余敏燕（时任无锡新区宣传部部长）也被纪委工作人员带走。

　　颇为微妙的是，在出事前几天，余敏燕给女儿买了很多衣服。“已经足够十几岁时候穿了，现在看来，她大概是觉察到了，怕一旦出事，短时间内会出不来。”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2013年5月11日下午，在国家发改委大院，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与妻子被中央纪委工作人员带走。

　　在单位或者家中被带走，是多数涉案官员被带走的方式。在工作单位被带走的，往往是上班期间，在家中被带走的，通常是在晚上。在办公室或者家中带走官员，讲究的是“突然性”，涉事官员在事前不易发觉，能较大程度低保证带走不落空。

　　会议现场被带走：最有震慑力，杀一儆百

　　在会议现场直接将涉案官员带走，对于亲眼目睹如此场景的其他官员来说，无疑有巨大的震撼效果，也让旁观者联想到“杀一儆百”。

　　据《廉政瞭望》报道，2014年3月21日，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正在山东出席一场有关水利方面的全国会议，在会议现场，姚木根被直接带走。

　　2014年6月27日下午，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正在省委开会，会议刚进行一半，纪委办案人员出现在会场，将其带走调查。

　　2015年3月2日，广西林业厅厅长陈秋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召开的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被纪委工作人员当场带走。一起开会的人员目睹了这一幕，有与会人员感叹受到了“生动、深刻的警示教育”。

　　外出途中被带走

　　2012年12月2日，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央纪委带离，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

　　消息人士称，李春城当天是从北京首都机场被带走的。多人提及了纪检人员出现后李春城的第一反应，“他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抠出一张手机卡扔掉”。

　　2014年4月初，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申维辰出席江西省科协第七次代表大会。4月12日，他从南昌返回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中纪委带走。

　　而在国内到达出口，几名接机男子等候多时，直到乘客全部走光，他们所接的“重要人物”仍然没有出现。他们连续拨打电话，但均提示关机，向机场工作人员询问也一无所获。在请示了领导之后，接机人选择了报警。

　　直到当晚8点55分，谜底才由中纪委揭开：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其官方网站宣布，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

　　在外出途中带走，对于办案的稳妥性来说，较为有利，带走对象处于孤立状态，办案阻力较小。

　　在宾馆被带走：需要打马赛克的画面

　　也有些官员，因办案人员接到任务时机突然，而涉案官员作风不检，被带走时的场景就颇为不堪。

　　据财新《新世纪》周刊报道，2011年2月的一天，六朝古都南京的老牌五星级酒店丁山宾馆，来了一群执行特别任务的警务人员。他们当天接到了北京交代下来的任务，带走了下榻此地的一名半秃的中年男子——当时房间内还有两名提供特殊服务的女性。

　　这名男子，就是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带走”，也是一场追逃

　　也有一些官员，被查前已有察觉，选择逃跑，与办案人员斗智斗勇，被控制的场景非常戏剧化。

　　2013年8月，天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平察觉风声不对，立即做了“最坏打算”，打算出逃境外。

　　金建平准备好移民材料、伺机出逃的同时，为应付调查，特地召集与其关系密切的私营老板，订立攻守同盟；另一方面，他把名下的一处可能会“暴露”的房产过户给了自己的亲戚。

　　2013年8月30日，金建平以公务名义从天津前往香港。不料，在机场被拦下了。

　　得知自己被限制出境，金建平不敢留在机场，对机场工作人员谎称，有东西忘拿了，匆匆逃离。慌乱之中，连行李落下都没发觉。而正是在被他“遗忘”的行李中，办案人员发现了他准备移民的相关材料和一些细软。

　　逃离了机场，金建平不敢留在天津，逃窜到了河北省香河县，并用别人名义租了一间房，准备先“避避风头”。

　　2013年9月3日，办案人员在出租房附近发现一名老汉，“戴着破帽子，蹬着三轮车”。办案人员觉得老汉形迹可疑，上前询问。老汉神情紧张，言辞闪烁。办案人员发现老汉与金建平的相貌极为相似，而三轮车里还放着两个鼓鼓的旅行包，于是将其控制。

　　后来证实，这位“破帽遮颜”的老汉，正是金建平。而三轮车里的两个旅行包内，放着150万元现金。

　　带走涉案官员时纪委工作人员怎么说？

　　据《廉政瞭望》报道，带离涉案干部时，纪委办案人员先要“自报家门”，随后“验明正身”——“我们是XX纪委的，你就是XX同志吧？”一般听到这样的问话，被调查者就心知肚明了。

　　特别是置身会场的贪官，当这样的问讯突如其来，往往措手不及。他们刚刚还在聚光灯下，被无数双眼睛宠着，一想到将要面对的未来，身份落差太大，其心理防线便很快崩塌。一位纪委副书记表示，在会场带离涉案干部，只有极个别人情绪激动，大多数人都“平静配合”。

　　总之，对于官员来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一旦涉及贪腐，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家中；也不论是在开会，还是在开房；哪怕是在旅行途中、逃亡路上，都可能有纪委人员在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