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定江山 中共紧握毛式治军法门

　　不久前，曾经执掌中央警卫局的曹清被发现戴上了“北京军区”臂章，担任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师长的吴爱民被官媒加上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头衔，预示着中共自十八大以来对军队高级将领的大

规模调整仍在持续进行中。回想习近平在上台之后与军队之间的高频率互动，对军事纪律的严厉整饬，拿下弄权乱军的徐才厚等人祭旗，重开古田会议厉行“党指挥枪”，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红二代”、“东南系”群体性上位等诸多动作，足见习近平，或者说是中共对“枪杆子”非一般的重视。同时，这也说明了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分量。

　　中国军队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关系已是中共牢不可破的历史传统。中共早期创立者陈独秀因放弃武装使自身蒙受惨重损失，而自毛泽东等人逐步探索确立“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之后，军队就成为中共早期革命、抗日战争、国共角力最终建国最重要力量，也奠定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稳定政局的“定海神针”。其实，在中国之前的历史上，在当今国际范围内，军队都是政权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一种引以为然的政治手段或工具。

　　习近平炼化“定海神针”

　　在进入2015年前后，中国军方中高层出现了一场范围广泛的洗牌，各大军区、海空军二炮等领域皆有涉及。直至3月份中国全国两会结束后，后续调整仍未结束。最近受到关注的是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师长吴爱民升任卫戍区副司令。此前不久，在胡锦涛主政时期出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曹清被调至北京军区。再加上军方连续挂出两张“打虎榜”，公布30名军级以上违纪将领，诸多迹象显示，军队已然成为中共今后的施政重心之一。其实自中共十八大换届之后，军队从未远离中央的视野。

　　犹记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尚未正式担任国家军委主席之时，即效法胡锦涛晋升二炮司令为上将。紧随其后，习近平展开与军队之间远超以往的高频率互动，足迹遍及各领域各单位。即使仿效邓小平南巡广东时，也不忘视察当地驻防军队。与此同时，习近平还举起了整风肃纪的“杀威棒”，戒酒、清房、收军牌。

　　这些只是习近平整军第一阶段的安排。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揪出徐才厚这只“军中巨虎”，并挖出盘踞在其周围的一众人等，重开古田会议，强化“党指挥枪”，重塑党纪军纪。第三个阶段就是对军队进行广泛的洗牌，受到中央或者说习近平信任的“红二代”、“东南系”占据军中要津，从而实现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军队反腐、打虎，还是高强力度的改革，都具有了可行的条件和可控的环境。也就是在此后，军方连续推出两张“打虎榜”，曾与徐才厚同列的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也已呼之欲出。

　　其实不止如此。在习近平握紧“枪杆子”并确保万无一失之后，也为涉及到全局领域的治国施政奠定基础。在经历胡锦涛时期多年的问题累积和变革迟滞之后，习近平上台仅两年就实现破局，完成顶层设计并贯力而为，局势大变。他对军队的控制力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也不可否认，军队在现今的中国政治中的定位虽然不是决定性的，至少也是基础性的。在中共历史上也是如此。

　　“小米加步枪” 中共的军事逆袭

　　中共是一个以武力夺得政权的政党，这已经说明了军队在其政治架构中的重要性。军队在中共政治中定位的建立就是一个不乏挫折的探索的结果。虽然中共的成立和早期发展或多或少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但其成功却更是因为扎根于中国特殊国情，甚至恰恰是对苏联一套方案的批判式应用。

　　上个世纪20年代，成立初期的中共与国民党合作革命和北伐，但是当时的中共忽视掌握军队，也没有尽力在北伐战争中直接掌握武装力量，要求“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军事行政上的事”。这是当时中共领袖人物陈独秀的主张，其实也是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多数领导人的共同意见。及至国民党方面排共抑共，乃至指挥“枪杆子”进行武装镇压，中共方面几无还手之力，蒙受重大损失。

　　自此以后，经历“三湾改编”和意义更重大的“古田会议”，毛泽东打造出一支位于中共绝对领导之下，与国民党及其他武装势力都存在显著差别的军队。事实证明，这支军队在同等水平的战斗力确实要远超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方武装。后来因苏联方面再次入主，使中共武装革命指导思想出现重大失误而不得不长征，但这第二次损失亦使苏联影响被进一步削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势力崛起。自此以后，站在中共立场上，其军事行动几乎再无重大战略失误。在中共早期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阶段，军队既是其立足之本，也是其最终夺得政权的决定性力量。

　　中共内部尤其是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和“党指挥枪”的毛泽东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不仅他本人对军权极为敏感，还不容置喙地使中共死死握有自己的军队。毛泽东在中共内部地位的攀升就肇始于其军事领导权的确立。他因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而被选为苏维埃主席，因改变突围方向使中共免遭覆灭而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因领导长征胜利担任军委主席，因夺取全国政权而成为被神化的中共领袖。

　　军队不安难以安天下

　　其实，中共对军队的倚重并非突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一向如此。中国政治中一直存在的一个制度性问题就是军队与文官体系和中央之间关系的构建和安排。平衡得当则国家强盛，然而这种情况十分罕见，一般仅见于王朝开国初期。大多数历史时间里都无法处理好这一矛盾，因而兵连祸结、国家分裂、人口锐减、文明衰落，陷入兴勃亡忽的死循环。

　　在文明初始阶段，几乎完全是靠军事力量对话，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中国中原王朝建立后，与游牧等少数民族打交道时也往往如此。军事强则疆域扩充，军事弱则版图萎缩。而在王朝内部，则主要存在三个矛盾，一是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二是文官政治与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三是国家武装与时有时无的农民、宗族或豪强武装之间的矛盾。正常的情况是这三个矛盾的前者均对后者保持压制和控制，但这种情况很难长久保持。

　　周王室靠血缘宗法维系王朝统治，但因地方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独立的综合实力的增强，使其统治秩序崩溃。秦王朝集合春秋战国以来的趋势，强化中央集权，改革地方及军事制度。这时已有了文武官员的分化，职业军人出现，以虎符号令军队等等。自此之后，法律、制度、血缘、道德礼序、个人依附关系成为中央政权保持对地方和军队控制力的五个常用手段。虽然历史演进方向是以法律和制度取代血缘、道德礼序和个人关系，但各个时代的环境不尽相同，也难说这种替代一定有助于政局稳定。

　　比如，西汉、西晋、明朝，都有皇室宗亲被委派到地方镇守以拱卫京师的情况。在立国初期，这种方法都有效地巩固了中央政权，但在血缘淡化之后，难免出现拥兵自重乃至逆袭中央的情况。明代朱棣是一个成功案例，他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其军事胜利。其实，中国历史上像朱棣这样的反叛者比比皆是。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李家建唐，安禄山兵变，清初“三蕃之乱”，都是如此。固然中央乱政、国势困窘是一方面，中央没有保持住对地方武装的压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即使在中央，军队也是一个棘手问题。如果不能控制军队，必然造成权力失衡，实为政变的一大隐患。带兵进京的董卓败坏东汉长安，司马家族排挤曹操宗室取代曹魏，杨坚开创隋朝，无不如此，而与个人品性和历史功过无关。而中央亦时刻对此保持警惕，以两半虎符作调兵之物，任命亲近之人甚至是宦官统率禁军以护卫京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康熙扳倒鳌拜也都是出于此种考虑。

　　因此可以说，军队在中国政治中一向处于基础性地位，其安危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政局稳定和历史演变。当然，虽然手握兵权者多有擅位攻伐之心，但其起兵亦多是由外部因素触发，比如制约机制失效，中央权弱，时局动荡，外部入侵等。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才逐渐走出历史死胡同，其标志是政党组织的出现以及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中共建国立政之后，其军政构架亦沿袭下来，从而保证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整体稳定。

　　军事力量是国际“硬通货”

　　事实上，中国的情况并非孤例。如果针对西方来说，即使将视界局限于近现代，军队在其政治中也扮演了同中国类似的角色。英国“日不落帝国”的版图就建立在其对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被殖民地政权的战争胜利的基础之上。而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被驱逐也是源于其对英作战失利。这些战争都是出于资本和利益动机的“炮舰外交”，而与人权、自由、公平正义、文明发展无关，至少也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其极端表现则是两次世界大战。德、日、意、俄等后发国家对现有的己方受到严格限制的利益格局不满，因而以战争为手段进行挑起无原则战争。站在被挑战者立场上，其维护世界秩序需要与维持己方既有利益需要相关联，战争则是必要的也是决定性手段。两次世界大战中，胜利一方之所以取得胜利，一方面是因为其站在正义一方，其实也是因为其绝对力量要强于对方。

　　在已然全球化的近现代，国际交往中越来越遵循公义、礼仪和秩序，但军队力量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军队作为政治工具的使用是被普遍接受引以为然的。。这种环境其实比较类于中国春秋时期。齐桓公国胜兵强则“尊王攘夷”，晋文公登位则城濮败楚、“践土会盟”。美苏之间长期冷战之后，胜利的一方亦常常以“自由”“民主”为旗，兴兵干政、拓展利益、遏制他国、维持独霸。当美国思考国际争端时，总统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们的航母在哪里？”在美国决策者思维中，军队已是屡试不爽，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的中国也不会自缚手脚，而且随着其综合国力的日渐增强，越来越开放和融入世界，其军事存在也会得到日益展现。中共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之时，其领袖毛泽东即多次亮剑，既与二战胜利者美国交手不分胜负，又出兵教训欲求不满的印度。第二位领袖邓小平也是在其上位之初即决意南下惩戒刚刚赶走美国、野心膨胀的越南。这两个时期的对外战争都奠定了中国数十年的国际地位和周边局势。而在中国新的发展阶段，其又一位强势领导人在初步整合国内之后，是否效法毛邓稍显军威国威，是当下极为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