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肖鹰：我为何死嗑郭敬明韩寒

　　编者按：从去年9月起，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肖鹰以《当下文化病态批评》为题，已在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十余所高校做了解读当下文化现象的演讲。肖鹰教授的观点，一度引起网络的广泛热议。本报今日摘要刊发肖鹰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演讲，以期引起更多大学师生和研究者的关注。题目为编者所拟。

　　肖鹰，1962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后。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美学、当代文化。曾应邀在德国波恩大学中国文史哲系（原名汉学系）作客座教授。2010年6月至7月，作为剑桥暑期学人访问剑桥大学。2007年入选“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曾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已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艺研究》和《文学评论》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谈郭敬明现象

　　在当下这个大数据时代，他们的追随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控制或被诱导的。所以郭敬明的粉丝都非常不讲道理。因为作为粉丝时，他们不再为自己作为个人承担责任，也不再需要道德。

　　谈韩寒现象

　　韩寒事件目前是没有公论的。可是如果面对这样影响巨大的事件，我们都没有勇气、没有努力去追求真相，那简直等于精神自杀。

　　当下文化有很多病态现象，我主要以郭敬明和韩寒这两个80后典型人物为案例，剖析当下文化中的几大病态。谈当下文化病态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当下文化的基本特性。

　　意义缺损与媒介控制

　　现代媒介哲学之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里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媒介即信息。我们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来接收信息，而媒介对信息的编辑、传播，我们的解读方式，都会影响信息构成及其意义。关于当下媒介和时代的关系，我主要谈两点：

　　第一，在信息时代，我们的信息接收面临着“图像诡计”的问题，即我们在接收图像时会面临信息缺损和意义扭曲。2013年年末有一张著名的新闻图片：在南非民族英雄、前总统曼德拉的葬礼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丹麦首相施密特、英国首相卡梅伦三个人在玩自拍，旁边是苦着脸的米歇尔，被解读为正在吃施密特的醋。三位西方政要在这位非洲伟大领袖的葬礼上竟然玩自拍，舆论哗然，一片谴责之声。但我们不妨再看看同一个记者在另一个角度拍的照片：南非人民用歌舞和欢笑，向曼德拉告别，表达对他的崇高敬意。在葬礼上，用歌舞、欢乐告别受人爱戴的逝者，是南非风俗。其实，丧事喜办，是不少民族的习俗。但在中国或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在葬礼上玩自拍就是伤风败俗了！如果我们先看这张展现南非人民送别曼德拉的欢悦场景的照片，再看这张自拍图片，会不会觉得所谓“出格”举动，实际上与葬礼场景是融洽的？

　　在媒介传播中，因为信息缺损和意义扭曲，真实的图像并不等于真实场景，真实场景不等于真实的意义，即“真像≠真相≠真实”，这就是我说的“图像诡计”。网络媒介现在是整合一切媒介的新媒体，从“自拍门”事件可见，新媒体传播非常便利，但也非常危险。

　　第二，当今文化时代面临着大数据监测和媒介控制的问题。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中说，大数据是通过网络技术发生的，比如谷歌。谷歌主要经营的不是卖广告，而是采集数据。它把所有的搜索信息储存起来进行分类，分析出各类人群喜欢什么，再提供给相关商业组织。因此，关于购买什么、不买什么，虽然貌似是自由的，实际上却是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进行监控与预测后的结果。所以大数据带来了大控制，而且是无形的控制。大数据时代的全面监控和预测，既是经济的也可以是文化和政治的。

　　信息超载造成了一种一塌煳涂、真假莫辨的状态。因此，对信息进行质疑和辨别，是当下的一种基本生存技能。我们需要养成怀疑性的认知习惯，否则很可能被操控。

　　技术媒介的狂欢

　　技术媒介有一种狂欢本能，落实到文化表现上，就是消费现实与无耻娱乐。“犀利哥热”正是网络消费与娱乐的典型表现。2010年春节后，“犀利哥”填补了年初媒体的娱乐空白，成为当时网络狂欢的焦点。

　　事件最初，是有一个购买相机的人在试相机时偶然拍到门外一个流浪汉，将照片传到一个圈子网站。后来照片被转载到天涯网站，加了一个超长、怪诞的标题，称照片上的人物是“秒杀宇内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帅到刺瞎你的狗眼”，紧接着“求亲们人肉详细资料”。就这样发动了一场网络狂欢。狂欢的第一步是把“犀利哥”和时尚挂钩，称他为当时第一“混搭”高手，对他的图片进行大量的PS，怀旧的、时尚的等等，还有人说美国也有“犀利哥”。最后，看似不含功利的网络狂欢出现了品牌logo，商业面目终于浮出水面。真实的“犀利哥”是一位江西农民，当时在宁波打工。他精神有些问题，跟家人失散多年，家中有两个儿子。这个生活于贫寒境遇中的“犀利哥”就一点也不“犀利”了。

　　我个人认为，“犀利哥热”的出现，并非网络自发现象。而是一次网络营销商和品牌营销商的合谋，目的就是推出一个热点，让品牌、网络双赢，这就是消费现实。某种程度上，它没有造假，但恰恰是其中的真实为网络和推手提供了营销炒作空间，肆意扭曲现实的真实意义，消费现实。

　　我们对信息的接收，是一种被切断语境的接收。缺乏了背景，现实可以被任意重塑。学过电影的人都知道，同样的镜头，前后连接不一样，意义可能完全相反。这就是媒介的力量，这种力量被用于一种狂欢，网络因此走向极度的娱乐化。这种狂欢会从根本上瓦解并颠覆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以负价值代替正价值，丑的代替美的，恶的代替善的，假的代替真的。这样便催生了网络审丑化。

　　网络文化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网络技术将传播的单向路径改写为交互式传播。第二，网络传播具有高速流动性，所以会有“刷屏”的概念。经典、美好的东西在网络文化中难以避免的遭遇，就是被瓦解或颠覆。这时人们会发现，什么东西能吸引眼球，什么东西就能存在；谁能出奇、出怪、出丑、玩狠犯傻，最后拿板砖拍自己脑袋，谁就是高手！凤姐每一句话都是自我糟蹋、自我拍砖，但大家会发现，她每一句话都直击我们的心扉，让我们感到自己无所不在的优越和优势。

　　“网络审丑化”使人们失去了自己最后一点廉耻。比如这几年很火的车模干露露，她母亲和她一起在大庭广众下拍摄大尺度照片，主流电视台也跟着做这种“人肉”生意。只有当她们、她们背后的推手以及观赏她们的看客都丧失了羞耻感，干露露们的“祼肉秀”才有市场。中国文化的病态，很大程度上是由“唯市场化”导致的，票房、点击率决定一切。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们中国是彻底“时尚化”了。德国社会哲学家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指出，时尚的动机是超越客观、超越审美和其他应用性的，时尚的动机只是一种形式社会学。在时尚普及化的时代，大众行为都以丧失羞耻感为标准。没有羞耻感，才可能有时尚的运动。这也许就是干露露母女走到这个地步的原因。这就是当下文化的病态结果。

　　乌合之众与粉丝文化

　　在这个标题下我想讲的是郭敬明。郭敬明有很多追随者，对于他们，郭敬明的小说虽然絮絮叨叨、反复重叠，但是并不枯燥，永远是“新鲜的”。阅读郭敬明，不再是文学欣赏，而是一种被消费文化严重殖民之后的生活行为。就像我们习惯不时翻看手机，这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尽管手机并没给你带来真正的新信息，但是你还是要不时翻看。我认为，对于郭敬明的粉丝，阅读他的小说、看他的电影，是一个全方位、整合性的一体化深层活动，一种生活——郭敬明粉丝生活。

　　谈郭敬明现象，必须谈他的抄袭事件，这是理解“郭敬明现象”的重要因素。抄袭案的终审判决郭敬明构成对庄羽作品的整体性抄袭，判罚郭敬明赔偿庄羽20万元并公开道歉。郭敬明公然声明：只交钱、不道歉。郭敬明的态度招致了强烈的舆论讨伐，但他的粉丝却说：“抄袭有什么不好？只要是小四的，抄的我们也爱。”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成语，叫“三毛抄四”，说已故台湾女作家三毛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书名是抄袭“小四”！

　　一般来说，80后的青年至少也受过高中教育，为什么会这么不讲道理？其实很好理解。一百年前法国学者勒庞在《乌合之众》中专门剖析了“群体意识”。勒庞认为，当一个人处于个体生存状态时，由于责任和惩罚的存在，其内在的野性和本能处于被抑制状态，此时他（她）是一个有责任的个人。一旦置身于人群中，每个人都隐姓埋名了，此时由于免于惩罚——中国就有“法不责众”的说法——大家就听任本能冲动，个人的原始野性和社会破坏力会被释放出来，从而丧失日常生活中的责任感和道德感。粉丝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让每个人放弃自我，丧失个性之后，去追随他的偶像，然后寻死觅活地维护偶像的存在。在当下这个大数据时代，他们的追随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控制或被诱导的。所以郭敬明的粉丝——根据我的观察，包括韩寒的粉丝、崔永元的粉丝、赵本山的粉丝——都非常不讲道理。因为作为粉丝时，他们不再为自己作为个人承担责任，也不再需要道德。准确地讲，粉丝在群体状态下，因为意识受控于群体观念，丧失了个性，从而具有非理性、幻想性、偏执、狂热、非道德化的心理特征。

　　资本权力与自由神话

　　谈韩寒比较危险，不管支持他还是反对他，似乎永远是错的。关于代笔门的真假，我在这里无法作具体论证。我的观点是：作为文化现象的韩寒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身上结合了两种元素：一个是资本权力，一个是自由神话。

　　《三重门》刚出版时，我作为一名北京大学当代文学博士后阅读了这本书。我不认为这是一部真正的少年杰作，而是觉得它是一部“经过成人深加工的平庸小说”。为《三重门》作序的是北京大学文学教授曹文轩。他写这篇序时，曾说过“在《三重门》的作者韩寒身上，却已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若没有知情人告诉你这部作品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手，你就可能以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曹文轩教授看不出少年作家的影子，本应质疑《三重门》的真实作者是否是这位反应试教育的少年，然而在序言中，曹文轩却用“有智慧助他”为自己的疑惑作了轻松的解释。“皇帝的新衣”不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吗？看不见皇帝穿衣服，绝不是皇帝没穿，而是自己没看出来。

　　2012年，“韩寒代笔”风波初期，我只是一个看客，后来才参与了质疑韩寒的阵容。继韩寒之后，方舟子也质疑过蒋方舟，但没能进行下去。这既是因为几乎没人呼应方舟子“倒蒋”，也因为蒋方舟毕业后任《新周刊》副主编，经常在电视上做嘉宾、秀才学。尽管疑惑不消，但舆论放过了展示实力的蒋方舟。如果韩寒像蒋方舟一样“出来走两步”，可能“倒韩”就自动消解了。

　　韩寒为什么能走向神坛？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产业资本和文化权力的勾结。

　　韩寒最初被打造成神话，是出于两个需要：一是韩寒家庭，尤其是他那个望子成龙的父亲韩仁均的需要，倒未必是韩寒本人的需要；二是上海《萌芽》杂志的需要。当时的《萌芽》经营惨淡，急于寻找脱困的捷径。它在“新概念作文大赛”时发现，所有参赛选手中，只有韩寒有特别的新闻价值。一位七门功课高挂红灯的桀骜少年获得作文大赛一等奖，不但极博眼球，还确证了《萌芽》是天才伯乐。后来的舆论确实将《萌芽》看作了发现甚至创造“天才作家”的圣地，于是在全国文学期刊极度萎缩的境况中，当年的《萌芽》订阅量从几千甚至几百本，一下攀升到五十万。

　　在对“天才韩寒”的神话塑造中，除了文化权力，还有产业资本的力量。韩寒除了有“天才作家”、“公共意见领袖”的身份外，还是众多品牌有形和无形的代言人。近10年来，韩寒一直是被特殊推荐的“新浪博客头牌”。最近，韩寒代言了一组新浪移动客户端的户外广告，上面用了韩寒的照片，广告语为“新闻不是讨你喜欢”、“新闻不是审判”等。新浪到现在仍不愿意放弃韩寒，不正是觉得他还可以吸金吗？韩寒背后有强大的资本力量，最初是打造他、包装他，现在是利用他。

　　韩寒神话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是什么？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是一个习惯奴欲与崇拜的国度，不论我们想追求自由还是表现反叛，都要攀缘在一个偶像身上。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说过，“哪里有乞丐，哪里就有神话”。“韩寒神话”就是我们遍布精神乞丐的文化制造出的产物。

　　韩寒神话的另一个语境是反智主义回潮。中国当代反智主义盛行于文革时期，代表性口号是“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2000年以后，反应试教育的“天才作家”韩寒引领的是“不读书才有用”——七门功课高挂红灯，却一夜成名成为天才作家，最终更变成引领时尚的花花公子和一呼百应的公民意见领袖。“资本权力”和“自由神话”在他身上神话般糅合，造就了一代青年的梦想——这就是“韩寒”的独特魔力和资本价值。

　　目前，韩寒事件是没有公论的。可是如果面对这样影响巨大的事件，我们都没有勇气、没有努力去追求真相，那简直等于精神自杀。麦克卢汉说：“为什么追求真相？因为真相使你自由”。所以对韩寒的追问，是对真相的追求，是对自由的追求。

　　大数据时代，我们在媒介控制下的自由幻想中生活。媒介信息无止境地消费现实，因为盲从和轻信，我们常常是在假造的文化景观下群聚。我们会在资本权力和媒介权力、文化权力多重的夹击下失去真实，或者气馁妥协，变成它们的牺牲品。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化的病态。（作者肖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