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流产 中南海拒绝颠覆性错误

　　王岐山近期针对是否有可能酌情特赦贪腐官员提问所做的简短回答，虽然并未在主流舆论场引发多大波澜，但还是调动起了足够的记忆和民间情绪。事实上，王岐山之于特赦论先后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即从拍桌子大骂到“还不到时候”，已经间接地说明，特赦在中国至少在执政者层面，已经悄然发生改变。但是在民间舆论场域，对于特赦的提法向来不买账。这也就导致了理论界即便有过几次争取和面红耳赤，却最终在多数民众力量面前只能败下阵来。

　　在执政者层面，王岐山的新近表态公之于众前，官方对于反腐诸多论调，比如自黑论、拐点论、反扑论，采取了态度鲜明的回击。今年2月13日，中纪委官方网站还曾刊文怒斥求“特赦”者用心险恶。9月15日，中共党校刊物发表中纪委常委邱学强文章，否定反腐“节点”到来，并表示“有案必查”，不存在“特赦贪官”。更早之前的2013年，王岐山曾多次在会上表示，不能搞特赦、搞宽容，否则整个社会就会震荡、会大乱，甚至有崩溃的可能。而习近平的“上不封顶”，没有“铁帽子王”，李克强的“开工没有回头箭”，强调“一抓到底、一往无前”，用在表达对特赦的态度上，又何尝不可？

　　而在理论界，特赦论从诞生至今至少经历了三次“流产”，以至于至今仍被阻挡在中南海的门外。第一次“流产”，可追溯到1999年。是年，一项名为“新世纪中国惩治与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研究提出要搞一次“反腐特别行动”，设立一个全国性的“退赃账号”——让所有主动交出赃款的腐败分子能得到“赦免”，以消除长期积累下来的腐败“呆账”。但是这一特别行动，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热烈的讨论，很快也就偃旗息鼓。

　　第二次“流产”，是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特赦论”的失败为标志的。2008年，在为《法制晚报》撰写的系列文章中，何家弘率先提出了特赦的观点，并在一年之后逐渐成型。因为首次提出，所以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看做是拉开了理论界辩论特赦论的序幕。按照何家弘的解释，所谓的特赦论也就是在规定一个时限内要求公示官员财产，公示的财产不管来源何处都视为合法，不再追究责任。

　　该论点一经提出，立即引发激烈争议。部分政府官员对何家弘抱怨，“您压根不懂政治，您可以公然谈论，但我们不能真正付诸实施，因为此决定的政治风险极大。”特赦腐败分子可能带来很大的政治风险，这是毋庸置疑的。何家弘真正的担忧在于，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到最后也只是治标不治本。但是因为何的特赦论从根本上说还是未能跳出官员财产公示的老调重弹，所以即便有着首开先河的意义，应者还是寥寥。

　　何家弘之后，时任《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的吴思还提出了他的另一套特赦论设想。具体来说，就是在一个行政区域内，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设定一套政改的指标，如政治人物公开竞争，差额选举，人大代表专职化，乡镇、县市等级别的直选，司法独立，媒体开放等等，由独立的第三方考察验收。一旦这些指标验收合格，该地区就实行特赦。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案未结案，皆免除之。如此一来，政改的阻力就会很大程度上变为动力。

　　且不说吴思勾勒出的政改远景能否实现，单从将贪腐官员看做政改最大阻碍力量而言，就是言过其实、站不住脚的。因为以特赦换取改革的言外之意，便是“如果你们不特赦我，我就不支持改革了”。有此底气的大前提是，需要被特赦的群体确实有足够的左右改革能否进行的力量。显然地，如果前提是成立的，那么对不断推进深化改革的执政者而言，将是怎样的讽刺？因为一国之改革，寄希望于一群已经被民众所不齿和唾弃的群体，或是因这部分支持的缺失而中止改革，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十八大后，中国反腐风声鹤唳，震动世界，特赦论的第三次“流产”也在此背景下开始酝酿。面对中纪委不断连刷纪录的成绩单，有人欢喜有人忧，如何建立长效的反腐机制，成为理论界讨论的重点。中国反腐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在此背景下提出了建立“廉政特区”的构想，并呼吁应该“有条件部分特赦”问题官员。与任建明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在后者看来，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如果用“绝不赦免”的方法，抵抗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

　　而在反对特赦的一方看来，提出特赦论的构想，根本就是没有搞清楚其法律意义，纯属一种空洞的臆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即表示，特赦论从本质上带来了混乱，而且不符合改革的规范要求，也是根本不现实的。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则从稳妥出发，提出了“新人新办法”，也就是在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前，凡是新提拔任用的领导干部，必须公示期家庭财产状况，作为缓冲期以减少震动。后续地，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时，也要从一开始就留有余地，给问题官员一个“出路”。如若不然，引起官员资产外逃等情况，对国家来说也是“大失血”。最终，正反双方争吵一番后自动退却，特赦论虽然还不时被提及，但也只是作为理论界茶余饭后的谈资，很难上升到行动层面。

　　因为有了至少三次的“流产”，所以待到这一次王岐山亮明“还不到时候”的态度，理论界已经显得疲软和中气不足。反倒是媒体层面限定时间内的密集关注，才让这一话题的热度得以延续下去。比如《新京报》所发的评论文章，基本上可以代表媒体层面的立场和态度，即反腐正在推进，“特赦”言之尚早。何况，抛开反腐正在推进的基本事实，仅仅从民意反应来看，现在收手都是不合时宜之举。毕竟，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习王联手推进的反腐在赢得民心的同时，也让民众的期待值急速飙升。值此关头，如若突然来个急刹车，从高压反腐转为特赦，不免引发舆情震荡。甚至可能因为两个极端之间的大跨度跳跃，导致不得不承受颠覆性错误带来的后果，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