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文革秘史曝光 胡锦涛见证蒯大富沉浮

1967年，蒯大富、韩爱晶、谢富治（前排左起）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

　　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百年之时，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隆重推出《清华蒯大富》一书。此书作者署名“许爱晶”，其真实身份则是文革当年人尽皆知的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也是蒯大

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韩爱晶在书中序言部分阐明写作目的“笔者尝试还原绝版的历史人物蒯大富和绝版的清华文革真相”。而在开篇部分更罕见披露，就在蒯大富在北京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之际，胡锦涛正在清华大学担任基层政治辅导员，吴邦国在无线电电子学系学习，刘延东正在工程化学系学习。当时他们亲身参与清华校园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亲眼目睹了蒯大富的“表演”。1975年文化大革命尾声时进化工系学习的习近平，也应该看到在清华召开全校大会宣布逮捕蒯大富的场景。而温家宝当时是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他们学校离清华只有两站路，他正在参加地质学院的文革运动。以下为《清华蒯大富》第一章、第二章全文。

　　第一章 文化革命前蒯大富想当科学家

　　第一节 从陈鲁豫专找蒯大富说起

　　蒯大富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陈鲁豫是谁？大家都知道——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

　　陈鲁豫为什么要挖空心思寻找蒯大富呢？她在书中说：2001年11月，我着手筹备新节目《鲁豫有约一一说出你的故事》，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始挖空心思寻找那些经历过风风雨雨又几乎被时间淡忘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我们都想到了蒯大富，那个叱咤风云的清华学生，文革结束后，一直了无踪影。

　　蒯大富是一个经历非常特殊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他政治生涯之奇特在中国实属罕见！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陈伯达、康生、江青和谢富治等对蒯大富和清华文革非常重视、非常关心，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此花费的时间和伤脑筋的程度都超出后人想象。

　　而蒯大富召开三十万人大会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还拉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与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蒋南翔四个陪斗。他们是从对立面认知了这个蒯大富。

　　文革后，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陆定一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薄一波任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蒋南翔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部长。他们文革后几乎官复原职，这也注定了蒯大富等人的悲惨结局。江泽民退休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蒯大富更熟悉、更了解。1966年7月28日至1968年7月27日的两年里，蒯大富在北京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时候，清华园陷入无休止争斗，蒯大富走向失败。也就在这期间，胡锦涛正在清华大学担任基层政治辅导员，吴邦国在无线电电子学系学习，刘延东正在工程化学系学习。当时他们亲身参与清华校园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亲眼目睹了蒯大富的“表演”。1975年文化大革命尾声时进化工系学习的习近平，也应该看到在清华召开全校大会宣布逮捕蒯大富的场景。而温家宝当时是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他们学校离清华只有两站路，他正在参加地质学院的文革运动。

　　清华这两年的政治斗争不仅影响了蒯大富的命运，对其他亲历者的思想及人生命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对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走向也产生了影响。当然，与其说蒯大富这个人物特殊，还不如说清华大学这个阵地特殊，清华大学在中国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两年在蒯大富人生中虽然只占一小段，但却是惊天动地、浓墨重彩的画卷。有人甚至夸张地认为，开篇不说蒯大富，说尽文革也枉然！让我们打开历史的册页，好好研究蒯大富这个绝版的历史人物以及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政治斗争的场景和时代变迁。

　　第二节 蒯大富从农村考进清华

　　蒯大富文革后若干年里多次口述他大起大落、祸福相生的梦幻般经历。笔者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考证之后才摘引部分内容载入本书。

　　蒯大富常开玩笑说：913是个惊天动地的日子，1945年9月13日他诞生了，1971年9月13日另一个伟大的天才人物从人间消失了！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在江苏滨海出生；林彪、叶群和林立果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蒯大富自述：我是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振东乡人。我的家庭有些像电影《活着》。曾祖父蒯正英，生活在江苏盐城。爷爷生于1895年，叫蒯应锦，他曲曲折折进新四军干过五年。他的复员证我小时看过，背面盖有陈毅的章。我父亲生于1923年，叫蒯家兴，1944年加入共产党。我母亲是生我的那年一一1945年加入共产党的。我1945年9月13日出生。排行老大，还有五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从小相信共产党。

　　我们家人口比较多，我每次放假回来割草喂牛，也可以蹬着牛角骑上去，放牛挣工分。

　　我1951年上小学，天赋不差，在小学是前三名。1957年上初中。1960年上高中，1963年考取清华大学。

　　我能考上清华。首先归功于毛主席共产党让工人农民翻了身。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当时上大争有助学金。吃饭读书全由国家出钱。

　　我考清华和我有一次向清华提问题有关系。我这个人啦，好奇心比较重，比较喜欢搞新名堂。初中二年级十二三岁，当时因为一道关于杠杆的物理题和老师发生争执，其实问题很简单：两个人抬筐是不是杠杆原理，我们认为是，老师说不是。老师说服不了我，我也不敢和老师硬争。我就和一个同学偷偷给清华大学物理系写信，把我和老师争论的那个题写上去。清华大学真的就把这个题转给了工程物理系二年级学生苏永华，1958年他上大二。他学习成绩比较好，学校就让他解这个题。哇，他解了好几大张，给我寄过来。这个人特别热心，后来一直和我通信，到我高三的时候，苏永华鼓励我一定要考清华，说考清华没问题。我上清华，与他的帮助和引导有关系。

　　我能够考上清华也和社会上奇特政治现象有关。是右派教师培养出我这个造反学生蒯大富的。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倾，一批业务上颇有专长的教师被“反”到我们学校。当时对他们的惩罚就是把他们分到最穷的地方。我们八滩高中在海边是几个公社合办的。从北京来了一个教语文的老师王范宇，从苏州来了一个教化学的老师刘德明，从上海来了一个教外语的老师洪子燧，还从南京来了一个教政治的老师。校长姜亚才原来是盐城中学校长，也是右派。这些老师教学水平很高啊，加上我天资比较好，学习起来不怎么吃紧。那个化学老师水平太高了，他不搞题海战术，就是划个范围。1963年高考化学卷子上的题在考前我们都做过，化学我考一百分。要不然我怎么会考取清华大学化学系呢。我数理化和外语全都是硬拿的。结果一考就考上了。

　　上高中时，我就喜欢攻难题。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出了四道超难数学题。全年级九十多人，就我做出两道题，得了五十分，其他人全部零分啊！我那班主任老师说：“像蒯大富这样的人，绝对是天才！他坐那儿不学习，你赶两年能赶得上吗？”我在学校成绩遥遥领先，大概除了物理不是第一，其它都是第一。

　　第三节 父亲痛批风头主义

　　蒯大富自述：1958年宣传高产，亩产十几万斤！后来我就算呀算：一亩地的麦粒要堆到一尺高。我认为这不可能，就给老师提出来。为此和老师争得面红耳赤。

　　1959年初二下学期，公社大办食堂。我们班主任鼓励学生提意见，我说公社食堂办得不好，碰到下雨天，每家人都提着个小盆去打饭，有的在路上都摔破了，办食堂还不如分到各家吃。提意见之后有人想追究我。从政治上讲，这个问题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1959年初我不到十四岁，如果是高中生的话就可能戴帽子回家了，但初中生太小了，再说我当时学习成绩太好了，在班上绝对第一。我那班主任老师就护着我，说小孩子，要注意！在家庭报告书上给我批一条：有时有片面意见。给我的品德打了一个“乙”字。

　　再一件事，高中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农村黑暗面。反映农村干部多吃多占，干部不讲民主，欺压百姓，搞浮夸风，这封信绝对有事实根据。人大常委会还回信了，回的是“拆”。说你什么什么时候写的信我们已经收到了。1966年王光美让工作组整我的时候，把这个信也给翻出来了，现在应该存在清华的档案馆里。

　　这些事说明我这个人小时候比较关心政治。高中阶段我们国家和苏联论战，我看报纸也积极得不得了。有好多发到农村的文件，讲农村阶级斗争，反“五风”，甄别那些被整错了的干部。那些发给我爸爸这一层农村干部的文件，我都看。

　　初中我参加了少先队，高三参加了共青团。对人生的道路，在政治上并没有太明确的想法。我倾向将来当科学家，我特别有信心去攻克科学技术上的难关。

　　当年我爸爸经常批评我是风头主义，说我总得做出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来。一直到高中阶段他总批评我，老说我是风头主义。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听进去，但是也没有改多少。上大学之后他也批评不到了。

　　真是知子莫如父！“风头主义”，“总得做出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来。”如影随行！这是蒯大富灵魂基因里的特殊密码！可以说，其后几十年间，蒯大富的沉浮胜败及言行取向皆与此有关！当然还不能把此点作为决定他人生大局兴衰的第一要素。

　　第四节 接受毛主席检阅

　　蒯大富自述：1963年8月底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没坐过火车，出远门一切都很新鲜。恰逢华北发大水，德州那边全淹了。坐火车到了济南就不通了，改道烟台坐船走了9天才到北京。

　　到了清华大学，分在工程化学系63级902班攻读放射化工专业。培养我们掌握核材料使用技术。全班三十来个同学全是男的。

　　1963年9月入学教育第一堂政治课就是反右课。展览会上看到反映1957年反右斗争的各种图片，其中有钱伟长案和袁永熙案。钱伟长是清华副校长，袁永熙是党委书记，他是陈布雷的女婿，还有黄万里。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右派。1957年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党委书记袁永熙是支持钱伟长的，钱伟长非常猖狂，他叫阵说：“全校现在集合，在西大操场划一条线，同意我的站这边，同意蒋南翔的站那边去！”

　　展览还介绍1957年邓小平来清华大学，他代表党中央做报告说：“不能再等了，再等祖国就垮了，我们让他们提意见，他们就猖狂地向党发起进攻，共产党员和左派同志们要惊醒过来！”

　　我看了这个展览之后觉得右派真是十恶不赦。共产党这么好，让劳动人民翻身解放了，他们企图推翻共产党，让中国回到旧社会去，让劳动人民再受罪。在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右派的仇恨。

　　进大学不到一个月就是国庆十四周年。清华分成四个方队，有学生队伍、民兵队伍等。我是民兵方队的，端着枪从天安门前整齐走过，接受人民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检阅。我从苏北农村来的，带着家乡农民对领袖的无限崇拜和尊敬的感情。我们那儿老百姓提起毛主席那都是不得了的。我才到北京就接受毛主席检阅，真自豪啊！

　　当天晚上，又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狂欢，看焰火。哎呀，那个焰火一放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心想天底下还有这么美的东西啊！1963年的国庆节给我的印象是极深的。能在天安门广场过国庆，那真是荣耀得不得了。

　　之后几年学校组织学习毛主席的着作，党史课又专门讲毛主席的功绩，使我对毛主席更热爱更信任。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部署都是正确的！他是不可能犯错误的！如果有人反对他是不行的！我当时就是到了这么一种状态。

　　毛主席讲阶级斗争是学生的一门主课。蒋南翔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卓有成效。学校让我们学习中央文件，还给讲解，让学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讲历史上毛泽东多么伟大，要求我们每一步都要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同时还讲，苏联出修正主义了，成为反面教员！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陨落了，我们坚决不能走苏联的路！

　　我还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在《新清华》头版刊登，在校内影响很大。

　　第五节 学习核工业技术争取入党

　　蒯大富自述：1963年11月份，当时《人民画报》记者到清华大学采访，要反映从农村来的大学生的情况，找到工化系。老师说：“蒯大富，你去吧！”

　　《人民画报》刊登的照片旁写着：蒯大富，父母都是人民公社社员，现在他考上清华大学，在校园里学习。

　　哎呀，我们中学，还有我们的亲戚轰动死了！那个右派校长把我的照片张贴在学校，旁边写着：蒯大富是我亲手培养的学生！

　　1963年到1966年这三年的大学生活，主要内容当然是上课。我们在老师带领下攻读放射化工专业。这个专业是中国放射化工权威汪家鼎导师一手创立的。我们学习铀235提成技术，学习为原子弹和核电站准备材料。

　　我那时读书有助学金，国家给的，不要家里掏钱。我认为要忠诚地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从大一开始写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没发展我入党可能也跟我不驯服有关系。我会经常提意见啦，发表不同看法啊。比方说，图书馆里有两幅宣传画，画的是向科学进军。当时我就想：为什么不提在党的领导下向科学进军？我就给图书馆提意见，图书馆还真挺重视，把这幅画给取了下来。但是领导还是觉得不舒服。再比如说，到食堂去吃饭，每次餐桌上都有好多的饭菜。我当时看不下去，我祖父教育我们吃白薯的时候不准剥皮，哪怕皮上有虫子咬的痕迹都不能剥，要吞下去！我一看到那么多的饭还有馒头，就在食堂门口贴大字报，响应的人非常多，食堂立刻就掀起一股勤俭节约之风，整个桌子上一粒米都没有了。但是一个月之后又恢复了。领导觉得我老有事，不驯服。虽然如此，文革前，我在班上还当过团支部组织委员，民兵连连长。因为我经常给广播台投稿，就把我调到广播台编辑组当组长。

　　文革前啊，我是一直积极要求进步，一直紧紧靠拢党组织的，生怕自己的思想没有接近组织的要求，根本没有想造反啦，后来我们党支部书记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再晚搞一个月，就发展我入党了。至于后来发生的那些根本就是非常非常奇特的。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才华出众、争强好胜的蒯大富有可能成为核工程化学领域的科学家。但偏偏在蒯大富大学三年级学业快结束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高校，清华成为了毛泽东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阵地。

　　置身于文化大革命，就像1949年以前置身于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样。谁能想到蒯大富在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高校短短两个月后成为文革舞台上牵动清华、影响北京、闻名中国、外电关注的红卫兵造反派领袖人物呢？其后的表演更是不堪想象。他的成与败为世人留下极为深刻、极为惨痛的教训。

　　让我们看看在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中，原来的学生蒯大富变成了另外一个蒯大富。

　　第二章 紧跟中央造蒋南翔的反

　　第一节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后来在谈话中把这个日子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

　　笔者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记载，整理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言论和重大步骤：

　　1965年12月8日到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逼，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966年3月17日到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说：“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

　　1966年3月28日到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毛泽东生气地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大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1966年4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还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政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1966年5月4日到2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6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报告，撤销原来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大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毛泽东在“通知”稿中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还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说：“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林彪寄来的军委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上写下批语（后称“五七”指示），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斗争”。批语认为，工、农、学、商以及党政机关等，也都需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关于教育问题，批语特别强调：“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讲了一篇“政变经”。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23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6日，会议结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毛泽东在林彪等人高调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中央高层已有重大改组，同时毛泽东直接通过周恩来等人加强了对北京周围和北京市内军事力量的部署。

　　中央高级干部在重大变化面前警惕地紧跟着，同时用不同方式影响自己及最亲近的人。当时贺龙元帅参与运动是比较积极的。

　　据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有一个获知消息的高干子弟写信说：“万万想不到彭真、罗瑞卿这些老党员原来是这样一批危险人物。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党中央（我指党内），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们的心软（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心理），会亡党亡国亡头。”他和另外几个学生的信，后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二印发。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1966年3月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此时距林彪被正式定为接班人还有五个月，而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已经产生，虽然这个分歧很久以后才公开，但这个分歧是实质性的，是世界观的分歧。当然，毛泽东此时还想不到这一分歧已经为后来的分道扬镳、生死博斗埋下了伏笔。

　　第二节 刘少奇女儿、贺龙儿子带头批评校党委

　　按毛泽东本人说法，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1965年11月10日开始的，但对于广大民众，特别是对于蒯大富这样正在读书的大学生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和杨克明等七人大字报开始的。

　　蒯大富在深圳常与各方面朋友聚会，很自然会回首文革往事。有一次，有年轻人问，北京大学聂元梓和杨克明等七人大字报是怎么回事？

　　对此，韩爱晶当场做了详细回答：现在重读这张大字报恐怕看不出什么？可是当年毛主席不止一次说过：“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一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据说刘少奇在天安门上拿着报纸说，看不出怎么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

　　我也多次思考，这张大字报怎么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宣言还伟大？

　　后来，我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前途来认识，慢慢理解了毛主席的这个说法。毛主席要发动亿万民众自下而上揭露共产党的阴暗面，防止共产党腐败变质，要巩固工人阶级的政权，永远为人民服务。聂元梓、杨克明等七人首先用大字报向校党委展开斗争，毛泽东决定向全国广播，让各单位群众学习他们，起来揭露共产党的阴暗面，巩固工人阶级的政权。这与巴黎公社工人夺取政权的宣言，不但可比，甚至更伟大、更重要。因为巴黎公社工人夺取政权只在法国首都，它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

　　聂元梓自己并没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她本人认识不到这样的高度。因为聂元梓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她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个人主义者。

　　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确实令人遗憾，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当年参加巴黎公社起义的骨干分子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至于聂元梓、杨克明等七人写这张大字报的情况就更具政治偶然性色彩，也反映出中国政治斗争，社会生活的错综复杂。

　　那要追溯到1963年5月，根据中央决定，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7月，北京学习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四清经验。7月中旬，在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直接领导下组成工作队进驻北京大学，搞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队依靠聂元梓等左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张学书等人，认为北京大学不是社会主义大学而是资产阶级大学。正如毛泽东后来说，姓陆的整了姓陆的。

　　高教部长、清华大学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等对北大社教极为不满，就向上告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批评了北京大学社教的做法。1965年3月，邓小平说“如果北京大学不是社会主义大学，那么全国还有哪个大学是社会主义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书记处先后在国际饭店和民族饭店举行多次会议纠正北大社教的问题。聂元梓等就处于挨整状态。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得知消息，和杨克明等人写出了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陆平和北京市委。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在杭州做出批示，要新华社立即全文播发聂元梓、杨克明等七人的这张大字报。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国燃起……

　　后来，回首文革，韩爱晶曾问过蒯大富：“1966年6月1号之前的清华大学，像不像北京大学那样，本来就有矛盾，存在爆发革命的因素呢？”

　　蒯大富回答说：“完全不存在，完全不存在。”

　　蒯大富进一步说：“我们清华党委领导人是这么排的：蒋、刘、何、艾。蒋南翔是中央候补委员、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每年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他出席见学生一次，毕业典礼再来见学生一次，讲几句话。平时学生就见不到他了。就到这程度。他是中央首长。刘冰是第二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高是高沂，是副书记，也是高教部副部长。胡是胡健，清华党委副书记。何是何东昌，副书记，教务处长。艾是艾知生，副书记、宣传部长。”

　　聂元梓和杨克明等七人大字报在中央新闻节目头条发布后，对于全国各大专院校领导如同炸雷惊天。而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同为中国最高学府，又是举目可见的邻居，以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党委自然就更为紧张了。清华群众对党委的态度又如何呢？

　　根据丘心伟女士和原蜀育先生汇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以下简称：《清华文革大事日志》）及清华朋友证实，当时校园内外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当晚，院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和副书记组织部长胡健，在市委开会回来后，急忙赶到蒋南翔家密商，当夜12点召开总支书记会议。艾知生草草传达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的报告，说郭影秋指出领导必须引火烧身，胡健却详细传达了蒋南翔的意见：（1）北大与清华不同，北大是反动思想的集中堡垒，清华是工科大学，北大四清遗留问题多，自己要心中有数；（2）贴大字报针对黑线，对学校工作，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不正确的允许自由讨论。各人按照中央方针和自己理解来写（这是57年反右时蒋南翔常说的一句话）；（3）借东风进行教育革命。

　　会上有人问：“是否按影秋同志指示引火烧身？”刘冰、胡健竭力为清华辩护，表示反对，说北大是贯彻市委大学部部长宋硕指示的，而清华是和大学部作斗争的。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并转载了聂元梓和杨克明等七人大字报，真是火上浇油、烈焰不远。

　　此时最先动作的恰恰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一一自控系刘涛等四个同学，他们带着问题前往《解放军报》社请教。国家主席女儿尚如此，何况其他大学生！

　　中午，大字报大量出现，除声援北大的大字报外，矛头迅速指向党委，对党委提出尖锐批评。如：为什么我校以前只许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不让开声讨大会；为什么蒋南翔5月11日报告调子很低，旗帜不很鲜明；为什么蒋南翔总是打击和嘲笑群众学习毛主席着作……

　　突出的有热002班20人贴出的《蒋南翔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大字报。压001班汲鹏、郑聪来等4人质问：“蒋南翔你跟着谁的指挥棒转？”说蒋南翔是反毛泽东思想“权威”的。

　　校党委慌了，艾知生布置反扑，指示“不要通过组织系统去做，要找一些思想观点一致的人去做”。散布是又一次反“右”斗争的气氛。

　　到了6月3日，景松贴出了《反右斗争社论摘录》，想制造反右气氛。学校内贴出相当多“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党委姓马”的歌颂大字报。一些师生被迫写检讨，承认自己“第一炮没放准”。保卫党委的多数人围攻造反的少数人，形成了一万对七百压倒优势。

　　上午，蒋南翔来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下午，党委副书记宣传部长艾知生召开了“左派”（即拥护党委）的干部会，称：“57年反右用了两个月，这次反击只用了一个下午，说明了八年成绩。”

　　形势可谓一天一变、一天多变。

　　6月4日，冶金部部长郑天翔之子自9班郑易生等9人贴出三份大字报，指出党委在毛选学习、文化大革命、教育路线上都有问题。呼吁同学们发扬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铸OO班胡庄君大字报指出“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的口号是错误的。

　　自93班学生刘涛和几位同学共同贴出了《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大字报，揭露蒋南翔反毛泽东思想，这篇大字报在同学中引起了相当震动。广大师生都感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号。

　　6月5日，就更让全校上下不得不考虑自己言行方向了。一帮高干子女一大清早就贴出《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震惊全校。大字报指出：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觉得清华党委这种做法是为自己辩护的，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文件，改变我们学校领导不力的情况，不要再做这种蠢事往我们学校抹黑。

　　上午，蒋南翔打电话告诉艾知生，说荣高棠曾打电话给自己，说贺龙副总理对清华运动不满。刘冰表态说贺鹏飞等大字报是帮助党委的。11点，蒋南翔赶到学校召开全校大会，并在大会上做检讨，还用贺鹏飞等大字报为自己定调。群众给予经久不息、热烈的掌声。蒋南翔不傻，他马上顺着这张大字报调子往上爬，向高层靠拢。正如蒋南翔对艾知生所言：“要变被动为主动，现在高干子弟的压力未解除，弄不好要通天。”

　　正如蒯大富回忆说：在6月5日这张大字报上共同签名的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外文部副部长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中联部部长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运有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

　　这张大字报所起作用就非同一般了，来头太大了。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看得出，这大字报明白无误地反映党和国家高层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的态度。

　　干坤扭转。保卫党委的大字报马上就开始退下去了。没有人敢保卫了。就不是一万对七百了，而是七百对一万了。保还是有人保，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候还是有人保的。他们还是觉得蒋南翔好啊，越是在艰苦的时期，他们越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第三节 蒯大富努力辨方向

　　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6月1日晚广播北大的大字报以后，我非常激动。当时写了一份大字报支持北大，而且，和化904和化901部分同学到北大声援他们，我自己特别激动，我感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喊出了革命左派的声音，我带头呼口号。

　　6月2日中午回来以后，我看到有些人给校党委贴大字报，评蒋南翔5月11日的报告，当时我对校党委产生了一些怀疑。

　　6月3日，清华党组织反扑，出了一大批大字报肯定校党委。不但出成绩出物质成果，而且出思想成果。而且很多工人说话了。当时我感到校党委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就提出一个口号：“扞卫校党委，就是扞卫党的领导！”、“扞卫清华方向，就是扞卫社会主义！”

　　6月5日，蒋南翔作了报告，《人民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宣传学习材料，我看了，有几段话，使我很感动：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进行到底，把黑帮分子放过去，就要人头落地！中国就要变颜色！

　　我自己就想，根本不能让中国出现这种情况，要坚决战斗。当时，学校大字报给校党委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未澄清以前，我就应该提出怀疑，我就自己写了一份大字报《也向校长质疑！》

　　6月6日已经揭出大量蒋南翔的问题。我又出了一份《再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

　　6月8日，这个时候校园里已经有大字报栏了，我们出了一篇大字报《真的是针锋相对吗？》。

　　新斋前贴出自005班以班长于火为首的29人联名的一张《评蒋校长6月5日报告》的大字报，直接抨击校党委，引起轰动。同学纷纷抄录，《解放军报》记者也来拍照、索要原稿。我和任传仲在大字报右下角签了“我同意一一蒯大富、任传仲”。

　　我因此被赶出了校广播台。广播台长说：“蒯大富你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吧，这里的工作你就别管了。”

　　6月9日，我们又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化九903花纯荣的大字报：《我们的决心》。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对校党委的怀疑越来越大，尤其是当我们知道蒋南翔把毛泽东思想从“顶峰”降到“高峰”，“最高最活”降到“活”，我们十分气愤，简直就要下结论了。

　　晚上，我班原左派小组与化903左派小组在三院313开会，商讨下一步怎样战斗。

　　开会已完，化903班马元同学从外面飞跑而来，进屋就大叫：“工作组来了！工作组来了！”全室同学，莫不欢欣鼓舞，长时间起立鼓掌，有的真高兴得跳起来，大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通过多路调查，当晚大致确定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我们更加高兴。

　　韩爱晶回忆说：1965年、1966年我们初次听到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毛选。

　　我当时听了头皮发麻，心里不顺。我和身边同争议论，一句顶一万句，有道理。可以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一百万句还多，但说句句真理，怎么可能？毛主席就不出错？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毛选也不对，马克思列宁那么多经典着作只占百分之一时间怎么够？

　　只敢小范围议论，不敢声张，怕被揪辫子，我心里对林彪是有警觉的。但我没反对过林彪。

　　广大学生、工人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因为相信毛主席而拥护林彪，并以林彪指示作为行为准则，在思想上、政治上被引偏方向，混淆是非，甚至把真理当反动来批判。

　　1966年3月毛主席就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毛主席多次批评林彪的错误提法却没有人认真向下传达。

　　追随毛主席积极造反的广大学生、工人走向被动，付出代价，这个责任主要应由那些在毛泽东主席左右参与重大决策，落实主席指示身居高位的中央领导人负责！！

　　第四节 “我们受骗了！”

　　蒯大富等绝大多数学生并不知晓，6月8日下午4点，新市委电话通知校党委，将派工作组来校。下午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到校。

　　工作组组长叶林，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文革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是当年辽沈战役时，在黑山阻击廖耀湘兵团的人民解放军十纵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工作组副组长杨天放时任国家林业部部长。工作组领导成员都是为创建人民共和国出生人死的革命功臣。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晚8点，周赤萍找艾知生谈话，周问艾：“清华大学贯彻的是红线，还是黑线？”艾说他们一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周问：“你说话算数吗？”艾说：“算数。”

　　6月9日，工作组组长叶林率部分组员到校，称为联络组。

　　早晨，刘冰打电话向蒋南翔报告与周赤萍、杨天放谈话情况。蒋说：“高教部出了问题。”

　　上午，艾仍布置长期“抗战”。陈圣信、罗征启、朱育和等人密谈给中央写信赶走工作组。

　　消息比长翅膀飞得还快，高教部把蒋南翔揪了出来，高教部副部长兼清华党委副书记高沂贴大字报要与蒋划清界限。该大字报传到清华，很多同学赶去高教部看大字报。

　　下午艾知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匆忙找周赤萍说：“我们过去贯彻的是黑线，我犯了立场错误。”周顶回去，说：“你说晚了，回去写检查吧！”

　　蒯大富回忆说：6月10日，一夜之间，形势大变，令我非常吃惊，那些从前顽固的保皇分子，纷纷倒戈起义。大批揭发校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的大字报出现。“校党委是黑帮”的口号越来越多，革命之风越刮越盛，到中午已占绝对优势，蒋、艾一群已经无能为力了。

　　4点50分大批工作队员来了，众多同学高呼：“毛主席万岁！”、“热烈欢迎毛主席派人来！”

　　6月10号晚，绝大多数干部就造反了。干部们贴大字报说我们受骗了，我们受骗了。说我们不知道情况，蒋南翔蒙蔽了我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我们的政治觉悟不高，毛泽东思想没有争好，我们坚决和蒋南翔划清界限，站到新市委一边来，站到革命同学们这一边来。游行斗争已经开始了。戴高帽子啊，就是当时保蒋南翔保得最厉害的，就被揪出来，包括辅导员、学生会主席和副主席，以及系学生会主席都被抓起来斗，用个字纸篓煳个高帽子，往头上一套，他们也不反抗，就乖乖的，知道自己错了。就拿个凳子，让他们站在那上面，说：检讨，当时你是怎么保蒋南翔的，你是什么动机，你是不是和他穿一条裤子？你是不是站在黑党委的那一边？他们就说：是，是，我当时阶级斗争政治觉悟不高，上了黑党委的当。但是呢，还是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还比较文明。我们一个造反派同学就画了一个大漫画，叫大合唱：我们受骗了。那漫画绝对是超高水平。

　　中央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那是把陆平定为反党黑帮，但是当时在北京各大高校里普遍认为清华大学蒋南翔是红的，没有人说蒋南翔是黑的，后来我们是在清华的大字报上看到，不知道是王光美的讲话还是谁的讲话，说蒋南翔是黑帮黑线，这黑线很黑很黑，很粗很粗，那整个学校就傻了，怎么回事？你们这些党支部，搞了半天你们是有很的，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黑帮，那我问你，你们这系总支是什么，这支部是什么呢，这里就存在一个政治逻辑问题，底下那些指导员运有其他的不是说我们被骗了吗？

　　此时，我对工作组是信任的，只是看到有些群众自发斗争被工作组解散，心中有些不快。

　　6月12日孟家驹等硬要我回班，我就回班了，当上了文革组长。

　　第五节 陶铸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蒋南翔停职

　　有人说清华党委不是被群众揪出来的，而是被中央抛出来的！

　　1966年6月11日，胡克实传达刘少奇、邓小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说：“在北京以两个月左右时间来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派斗争……”毛泽东要整共产党当权派里的走资派，而刘少奇、邓小平要在群众中抓右派，方向相反。但基层师生知道此事的并不多，影响也有限。

　　胡克实文革前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73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等职。

　　根据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他6月4日到北京，两个月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地位升至中共第四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1966年6月15日晚，陶铸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讲话一个多小时话，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蒋南翔停职。

　　陶铸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讲话中说：

　　“蒋南翔是阻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能让他继续担任高教部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了，所以把他停职反省。中央是在十日决定的，十一日宣布的……

　　现在看来高教部的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不仅高教部有问题，清华大学问题也很大。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统治学校……现在清华大学的问题揭开了，清华大学真正工农子弟、干部子弟才占百分之四十，在全国高等学校里比例是最低的，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子弟占的比例在全国所有大学中比例是最高的。因为这个学校就是分数放得高，不管政治怎么样。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突出分数。

　　过去高等学校招考，不管你家庭出身怎么样，不管你政治上是反党的还是拥护党的，是坚决搞社会主义的，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都不管，只要你试题答得对，分数高就可以考取，就可以升大学。分数高不是很好吗？好是好，就是将来我们国家要变颜色，对资产阶级好，对无产阶级那是不利的。

　　为什么高等学校学生毕业后动员下乡、下厂那么困难？为什么每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要做很多的动员工作，才能服从分配呢？因为他们进大学不是为了使自己培养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光荣接班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他们是为了成名成家，将来站在群众之上，还是搞过去国民党的那一套。大学毕业后，就是高人一等，他们就是当劳心者、脑力劳动者，他不能搞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受他的支配。我们花这么多钱，工人，农民节食省用，给国家储备资金，国家花这么多钱，一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是几十万。如果不能保证他们毕业出来忠心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忠心地搞共产主义，而是搞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套，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有些人根本上就是坚决反共的，那么，我们的教育就不可能不失败。

　　几十年以后，老的已经死掉了，大学生成了各个岗位的重要干部，领导干部，再加上少数野心家，搞阴谋，篡夺领导权，全国就要变颜色。苏联就是这样变的。现在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都是十月革命后培养的什么工程师，像勃列日涅夫就是工程师嘛，是铁道工程师。赫鲁晓夫是阴谋家嘛！他在斯大林死后搞政变，上台就有人拥护他。马上把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一个列宁的故乡变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变了颜色。这个经验教训不能不接受。

　　如果中国革命失败了，整个世界就倒退几百年，要回到一个黑暗的时期，就是这么个问题。

　　……毛主席曾经讲，不管你犯天大的错误，只要你改正错误，是允许革命的……我们还是欢迎，允许革命的。只要交代清楚，坚决和蒋南翔划清界限，就是蒋南翔本人如能彻底交待，悔改，脱胎换骨，也是允许他革命的，不是不允许他革命的。”

　　陶铸进京不到两个星期就对高教部蒋南翔做这样的定性和处理，而6月8日清华工作组周赤萍找清华党委艾知生谈话的态度与陶铸是一致的。周赤萍认为清华党委贯彻的是黑线，到6月9日艾知生慌忙承认清华党委贯彻的是黑线。除了陶铸自有理解之外，恐怕工作组周赤萍和清华党委艾知生都只是紧跟罢了！

　　笔者认为陶铸讲话表明当时陶铸对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虽然他在讲话半年后自己也被打倒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请看1966年4月14号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写的文字：

　　一切学校和学科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用毛泽东的批语来对照清华大学等学校的状况和陶铸的讲话，陶铸把蒋南翔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不奇怪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谈话说：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用毛泽东这些观点来评价蒋南翔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可是，毛泽东的上述观点，高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清华党委刘冰等高级干部，以及清华基层干部和党员，他们怎么能理解呢？

　　蒋南翔、刘冰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评价。

　　刘冰在他的《风雨岁月》一书中写得非常真切：“主席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对社会不了解，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呢？’”

　　刘冰在书中还写道：“我很忧虑，如果毛主席真的认为学校现行的一套教育制度，不能保证完成他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任务，那不是就要改掉吗？”

　　有人说：看到革命前辈刘冰真切之言，令人百感交集。又同情，又无奈，又伤心。老前辈刘冰在抗日烽火中奔赴延安，跟着毛泽东、共产党出生入死创建新中国，难能可贵；但看到他所忧虑的和毛泽东忧虑的恰恰相反，真叫人无奈；难道这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前辈忘记自己入党誓词了吗？忘记实现共产主义根本目标了吗？作为清华大学主持工作的第一副书记，是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清华的，在这样重要的阵地不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难道还要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吗？清华培养的是中国最重要的人才，关系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革命老干部刘冰的思想不令人伤心吗？

　　刘冰在十年文革里曾向毛主席、党中央三次写过四封信，最后一封信是在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对信做了批示，认为信的矛头是对着自己的。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震动全国，成为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令。

　　刘冰在十年文革前的思想认识，以及他在十年文革中的这种态度，几乎注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然失败。试想，连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都不能理解毛泽东高瞻速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战略，文化大革命能不失败吗？

　　至于按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行动的基层党支部干部们，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他们怎么样呢？

　　就以胡锦涛为例。1964年入学的土建系学生万润南回忆说：当年清华文艺社团有四位政治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为《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胡锦涛不是本书研究对象，但他们当时写的这篇大字报意义却非同一般，实际涉及到整个文革的方针政策，涉及到广大基层群众在政治运动中的言行依据。

　　笔者虽然还没找到这张大字报，但其基本内容可想而知。

　　作为在基层勤恳工作的辅导员、支部书记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不算当权派。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本身就说明他们平常学毛选、用毛选的习惯。延安和西安的说法来源于毛泽东着作，意思是区分性质，正确对待。无论是针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还是针对其它各单位领导，首要问题是区分性质，其后才能决定怎样对待。包括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以及抓“五·一六分子”，政治逻辑都是一样的。矛盾性质决定处理矛盾的方法。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之后发生的许多严重问题，症结都在于根本没搞清要解决矛盾的性质就下手狠搞，所以越搞越乱！遗留的历史问题越来越多！

　　清华大学文革也如同参天大树生于一粒种子。清华文革的展开，矛盾尽管错综复杂，它的根源实际上就包含在文革之初6月1日到8月18日两个半月的斗争中。甚至可以说矛盾的根源就表现在6月1日到6月15日这半个月的斗争里。理清本章的头绪，几乎可以找到清华文化大革命甚至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质所在。

　　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尖锐看法和明确主张是解开他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钥匙，也是理解整个文化大革命斗争过程的钥匙，当然也是理解清华文革的钥匙。要弄清蒯大富卷入的这场斗争的实质，包括弄清后来迟群与刘冰之间的斗争实质都离不开这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