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文革秘史曝光 胡錦濤見證蒯大富沉浮

1967年，蒯大富、韓愛晶、謝富治（前排左起）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

　　2011年清華大學建校百年之時，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隆重推出《清華蒯大富》一書。此書作者署名“許愛晶”，其真實身份則是文革當年人盡皆知的北京高校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的韓愛晶，也是蒯大

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韓愛晶在書中序言部分闡明寫作目的“筆者嘗試還原絕版的歷史人物蒯大富和絕版的清華文革真相”。而在開篇部分更罕見披露，就在蒯大富在北京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之際，胡錦濤正在清華大學擔任基層政治輔導員，吳邦國在無線電電子學系學習，劉延東正在工程化學系學習。當時他們親身參與清華校園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也親眼目睹了蒯大富的“表演”。1975年文化大革命尾聲時進化工系學習的習近平，也應該看到在清華召開全校大會宣布逮捕蒯大富的場景。而溫家寶當時是北京地質學院研究生，他們學校離清華只有兩站路，他正在參加地質學院的文革運動。以下為《清華蒯大富》第一章、第二章全文。

　　第一章 文化革命前蒯大富想當科學家

　　第一節 從陳魯豫專找蒯大富說起

　　蒯大富是誰？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陳魯豫是誰？大家都知道——鳳凰衛視著名節目主持人。

　　陳魯豫為什麼要挖空心思尋找蒯大富呢？她在書中說：2001年11月，我着手籌備新節目《魯豫有約一一說出你的故事》，我和我的同事們開始挖空心思尋找那些經歷過風風雨雨又幾乎被時間淡忘的人們。不約而同地，我們都想到了蒯大富，那個叱咤風雲的清華學生，文革結束後，一直了無蹤影。

　　蒯大富是一個經歷非常特殊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他政治生涯之奇特在中國實屬罕見！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以及陳伯達、康生、江青和謝富治等對蒯大富和清華文革非常重視、非常關心，但另一方面，他們對此花費的時間和傷腦筋的程度都超出後人想象。

　　而蒯大富召開三十萬人大會批鬥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還拉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與高教部部長兼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和校長蔣南翔四個陪斗。他們是從對立面認知了這個蒯大富。

　　文革後，彭真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陸定一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薄一波任國務委員兼國家體改委副主任，蔣南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教育部長。他們文革後幾乎官復原職，這也註定了蒯大富等人的悲慘結局。江澤民退休後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蒯大富更熟悉、更了解。1966年7月28日至1968年7月27日的兩年裡，蒯大富在北京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為所欲為的時候，清華園陷入無休止爭鬥，蒯大富走向失敗。也就在這期間，胡錦濤正在清華大學擔任基層政治輔導員，吳邦國在無線電電子學系學習，劉延東正在工程化學系學習。當時他們親身參與清華校園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也親眼目睹了蒯大富的“表演”。1975年文化大革命尾聲時進化工系學習的習近平，也應該看到在清華召開全校大會宣布逮捕蒯大富的場景。而溫家寶當時是北京地質學院研究生，他們學校離清華只有兩站路，他正在參加地質學院的文革運動。

　　清華這兩年的政治鬥爭不僅影響了蒯大富的命運，對其他親歷者的思想及人生命運也產生了重大影響，甚至，對後來中國社會的政治走向也產生了影響。當然，與其說蒯大富這個人物特殊，還不如說清華大學這個陣地特殊，清華大學在中國實在是太重要了。

　　這兩年在蒯大富人生中雖然只占一小段，但卻是驚天動地、濃墨重彩的畫卷。有人甚至誇張地認為，開篇不說蒯大富，說盡文革也枉然！讓我們打開歷史的冊頁，好好研究蒯大富這個絕版的歷史人物以及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政治鬥爭的場景和時代變遷。

　　第二節 蒯大富從農村考進清華

　　蒯大富文革後若干年裡多次口述他大起大落、禍福相生的夢幻般經歷。筆者做了大量細緻的調查考證之後才摘引部分內容載入本書。

　　蒯大富常開玩笑說：913是個驚天動地的日子，1945年9月13日他誕生了，1971年9月13日另一個偉大的天才人物從人間消失了！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在江蘇濱海出生；林彪、葉群和林立果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

　　蒯大富自述：我是江蘇省鹽城市濱海縣振東鄉人。我的家庭有些像電影《活着》。曾祖父蒯正英，生活在江蘇鹽城。爺爺生於1895年，叫蒯應錦，他曲曲折折進新四軍幹過五年。他的復員證我小時看過，背面蓋有陳毅的章。我父親生於1923年，叫蒯家興，1944年加入共產黨。我母親是生我的那年一一1945年加入共產黨的。我1945年9月13日出生。排行老大，還有五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從小相信共產黨。

　　我們家人口比較多，我每次放假回來割草餵牛，也可以蹬着牛角騎上去，放牛掙工分。

　　我1951年上小學，天賦不差，在小學是前三名。1957年上初中。1960年上高中，1963年考取清華大學。

　　我能考上清華。首先歸功於毛主席共產黨讓工人農民翻了身。我是一個農村孩子，當時上大爭有助學金。吃飯讀書全由國家出錢。

　　我考清華和我有一次向清華提問題有關係。我這個人啦，好奇心比較重，比較喜歡搞新名堂。初中二年級十二三歲，當時因為一道關於槓桿的物理題和老師發生爭執，其實問題很簡單：兩個人抬筐是不是槓桿原理，我們認為是，老師說不是。老師說服不了我，我也不敢和老師硬爭。我就和一個同學偷偷給清華大學物理系寫信，把我和老師爭論的那個題寫上去。清華大學真的就把這個題轉給了工程物理系二年級學生蘇永華，1958年他上大二。他學習成績比較好，學校就讓他解這個題。哇，他解了好幾大張，給我寄過來。這個人特別熱心，後來一直和我通信，到我高三的時候，蘇永華鼓勵我一定要考清華，說考清華沒問題。我上清華，與他的幫助和引導有關係。

　　我能夠考上清華也和社會上奇特政治現象有關。是右派教師培養出我這個造反學生蒯大富的。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傾，一批業務上頗有專長的教師被“反”到我們學校。當時對他們的懲罰就是把他們分到最窮的地方。我們八灘高中在海邊是幾個公社合辦的。從北京來了一個教語文的老師王范宇，從蘇州來了一個教化學的老師劉德明，從上海來了一個教外語的老師洪子燧，還從南京來了一個教政治的老師。校長姜亞才原來是鹽城中學校長，也是右派。這些老師教學水平很高啊，加上我天資比較好，學習起來不怎麼吃緊。那個化學老師水平太高了，他不搞題海戰術，就是劃個範圍。1963年高考化學卷子上的題在考前我們都做過，化學我考一百分。要不然我怎麼會考取清華大學化學系呢。我數理化和外語全都是硬拿的。結果一考就考上了。

　　上高中時，我就喜歡攻難題。高三的時候，有一次老師出了四道超難數學題。全年級九十多人，就我做出兩道題，得了五十分，其他人全部零分啊！我那班主任老師說：“像蒯大富這樣的人，絕對是天才！他坐那兒不學習，你趕兩年能趕得上嗎？”我在學校成績遙遙領先，大概除了物理不是第一，其它都是第一。

　　第三節 父親痛批風頭主義

　　蒯大富自述：1958年宣傳高產，畝產十幾萬斤！後來我就算呀算：一畝地的麥粒要堆到一尺高。我認為這不可能，就給老師提出來。為此和老師爭得面紅耳赤。

　　1959年初二下學期，公社大辦食堂。我們班主任鼓勵學生提意見，我說公社食堂辦得不好，碰到下雨天，每家人都提着個小盆去打飯，有的在路上都摔破了，辦食堂還不如分到各家吃。提意見之後有人想追究我。從政治上講，這個問題在當時是非常嚴重的。1959年初我不到十四歲，如果是高中生的話就可能戴帽子回家了，但初中生太小了，再說我當時學習成績太好了，在班上絕對第一。我那班主任老師就護着我，說小孩子，要注意！在家庭報告書上給我批一條：有時有片面意見。給我的品德打了一個“乙”字。

　　再一件事，高中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反映農村黑暗面。反映農村幹部多吃多占，幹部不講民主，欺壓百姓，搞浮誇風，這封信絕對有事實根據。人大常委會還回信了，回的是“拆”。說你什麼什麼時候寫的信我們已經收到了。1966年王光美讓工作組整我的時候，把這個信也給翻出來了，現在應該存在清華的檔案館裡。

　　這些事說明我這個人小時候比較關心政治。高中階段我們國家和蘇聯論戰，我看報紙也積極得不得了。有好多發到農村的文件，講農村階級鬥爭，反“五風”，甄別那些被整錯了的幹部。那些發給我爸爸這一層農村幹部的文件，我都看。

　　初中我參加了少先隊，高三參加了共青團。對人生的道路，在政治上並沒有太明確的想法。我傾向將來當科學家，我特別有信心去攻克科學技術上的難關。

　　當年我爸爸經常批評我是風頭主義，說我總得做出點和別人不一樣的事情來。一直到高中階段他總批評我，老說我是風頭主義。我也不是完全沒有聽進去，但是也沒有改多少。上大學之後他也批評不到了。

　　真是知子莫如父！“風頭主義”，“總得做出點和別人不一樣的事情來。”如影隨行！這是蒯大富靈魂基因里的特殊密碼！可以說，其後幾十年間，蒯大富的沉浮勝敗及言行取向皆與此有關！當然還不能把此點作為決定他人生大局興衰的第一要素。

　　第四節 接受毛主席檢閱

　　蒯大富自述：1963年8月底去北京，上大學之前沒坐過火車，出遠門一切都很新鮮。恰逢華北發大水，德州那邊全淹了。坐火車到了濟南就不通了，改道煙臺坐船走了9天才到北京。

　　到了清華大學，分在工程化學系63級902班攻讀放射化工專業。培養我們掌握核材料使用技術。全班三十來個同學全是男的。

　　1963年9月入學教育第一堂政治課就是反右課。展覽會上看到反映1957年反右鬥爭的各種圖片，其中有錢偉長案和袁永熙案。錢偉長是清華副校長，袁永熙是黨委書記，他是陳布雷的女婿，還有黃萬里。都是當時有名的大右派。1957年共產黨整風的時候，黨委書記袁永熙是支持錢偉長的，錢偉長非常猖狂，他叫陣說：“全校現在集合，在西大操場劃一條線，同意我的站這邊，同意蔣南翔的站那邊去！”

　　展覽還介紹1957年鄧小平來清華大學，他代表黨中央做報告說：“不能再等了，再等祖國就垮了，我們讓他們提意見，他們就猖狂地向黨發起進攻，共產黨員和左派同志們要驚醒過來！”

　　我看了這個展覽之後覺得右派真是十惡不赦。共產黨這麼好，讓勞動人民翻身解放了，他們企圖推翻共產黨，讓中國回到舊社會去，讓勞動人民再受罪。在我的心裡充滿了對右派的仇恨。

　　進大學不到一個月就是國慶十四周年。清華分成四個方隊，有學生隊伍、民兵隊伍等。我是民兵方隊的，端着槍從天安門前整齊走過，接受人民領袖毛主席和中央領導檢閱。我從蘇北農村來的，帶着家鄉農民對領袖的無限崇拜和尊敬的感情。我們那兒老百姓提起毛主席那都是不得了的。我才到北京就接受毛主席檢閱，真自豪啊！

　　當天晚上，又在天安門廣場參加狂歡，看焰火。哎呀，那個焰火一放啊，那簡直是不可想象的，我心想天底下還有這麼美的東西啊！1963年的國慶節給我的印象是極深的。能在天安門廣場過國慶，那真是榮耀得不得了。

　　之後幾年學校組織學習毛主席的着作，黨史課又專門講毛主席的功績，使我對毛主席更熱愛更信任。毛主席的每一句話，每一個部署都是正確的！他是不可能犯錯誤的！如果有人反對他是不行的！我當時就是到了這麼一種狀態。

　　毛主席講階級鬥爭是學生的一門主課。蔣南翔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卓有成效。學校讓我們學習中央文件，還給講解，讓學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然後講歷史上毛澤東多麼偉大，要求我們每一步都要跟着共產黨、毛主席走。同時還講，蘇聯出修正主義了，成為反面教員！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國家，克里姆林宮上的紅旗隕落了，我們堅決不能走蘇聯的路！

　　我還寫了學習《九評》的文章，題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覺改造》。文章在《新清華》頭版刊登，在校內影響很大。

　　第五節 學習核工業技術爭取入黨

　　蒯大富自述：1963年11月份，當時《人民畫報》記者到清華大學採訪，要反映從農村來的大學生的情況，找到工化系。老師說：“蒯大富，你去吧！”

　　《人民畫報》刊登的照片旁寫着：蒯大富，父母都是人民公社社員，現在他考上清華大學，在校園裡學習。

　　哎呀，我們中學，還有我們的親戚轟動死了！那個右派校長把我的照片張貼在學校，旁邊寫着：蒯大富是我親手培養的學生！

　　1963年到1966年這三年的大學生活，主要內容當然是上課。我們在老師帶領下攻讀放射化工專業。這個專業是中國放射化工權威汪家鼎導師一手創立的。我們學習鈾235提成技術，學習為原子彈和核電站準備材料。

　　我那時讀書有助學金，國家給的，不要家裡掏錢。我認為要忠誠地服從共產黨的領導。從大一開始寫入黨申請書和思想匯報。沒發展我入黨可能也跟我不馴服有關係。我會經常提意見啦，發表不同看法啊。比方說，圖書館裡有兩幅宣傳畫，畫的是向科學進軍。當時我就想：為什麼不提在黨的領導下向科學進軍？我就給圖書館提意見，圖書館還真挺重視，把這幅畫給取了下來。但是領導還是覺得不舒服。再比如說，到食堂去吃飯，每次餐桌上都有好多的飯菜。我當時看不下去，我祖父教育我們吃白薯的時候不准剝皮，哪怕皮上有蟲子咬的痕跡都不能剝，要吞下去！我一看到那麼多的飯還有饅頭，就在食堂門口貼大字報，響應的人非常多，食堂立刻就掀起一股勤儉節約之風，整個桌子上一粒米都沒有了。但是一個月之後又恢復了。領導覺得我老有事，不馴服。雖然如此，文革前，我在班上還當過團支部組織委員，民兵連連長。因為我經常給廣播台投稿，就把我調到廣播台編輯組當組長。

　　文革前啊，我是一直積極要求進步，一直緊緊靠攏黨組織的，生怕自己的思想沒有接近組織的要求，根本沒有想造反啦，後來我們黨支部書記告訴我文化大革命再晚搞一個月，就發展我入黨了。至於後來發生的那些根本就是非常非常奇特的。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才華出眾、爭強好勝的蒯大富有可能成為核工程化學領域的科學家。但偏偏在蒯大富大學三年級學業快結束的時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風暴席捲高校，清華成為了毛澤東實現政治理想的重要陣地。

　　置身於文化大革命，就像1949年以前置身於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解放戰爭一樣。誰能想到蒯大富在文化大革命風暴席捲高校短短兩個月後成為文革舞台上牽動清華、影響北京、聞名中國、外電關注的紅衛兵造反派領袖人物呢？其後的表演更是不堪想象。他的成與敗為世人留下極為深刻、極為慘痛的教訓。

　　讓我們看看在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的驚濤駭浪中，原來的學生蒯大富變成了另外一個蒯大富。

　　第二章 緊跟中央造蔣南翔的反

　　第一節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毛澤東後來在談話中把這個日子作為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間。也就是在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免去楊尚昆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由汪東興接替。

　　筆者根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記載，整理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言論和重大步驟：

　　1965年12月8日到16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判羅瑞卿。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逼，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1966年3月17日到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蘇共二十三大，毛澤東主張不去參加。他說：“我們不去，旗幟鮮明，不拖泥帶水。”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毛澤東說：“最高最活，不要那樣提。也不要講頂峰。”

　　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現在大中小學大部分都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壟斷了。解放後，我們把他們都包下來，當時包下來是對的。現在要搞革命。”

　　1966年3月28日到30日，毛澤東在上海先後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進行了多次談話。毛澤東生氣地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並且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還說：“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大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

　　1966年4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遲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還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政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

　　1966年5月4日到26日，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集中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16日，會議通過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後被稱為“五·一六通知”），決定撤銷中央批轉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報告，撤銷原來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大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毛澤東在“通知”稿中指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還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1966年5月5日，毛澤東會見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說：“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手創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後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事物不斷地走向反面。不僅是量變，而且要起質變；只有量變，不起質變，那就是形而上學。我們也準備着。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這是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是部分分化。

　　“鑑於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着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

　　“總之，要把兩個可能放在心裡：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把這個放在頭一個可能，我們就有點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無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樣。光明的一面現在看出來了，還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時候我也很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但是睡覺起來，找幾個同志開個會，議論議論，又想出辦法來了。”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林彪寄來的軍委總後勤部的一個報告上寫下批語（後稱“五七”指示），提出：“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鬥爭”。批語認為，工、農、學、商以及黨政機關等，也都需要進行“批判資產階級”的鬥爭。關於教育問題，批語特別強調：“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講了一篇“政變經”。他說：“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他還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23日會議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中央書記處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陸定一的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調陶鑄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軍委秘書長，他們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26日，會議結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後，毛澤東在林彪等人高調支持下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中央高層已有重大改組，同時毛澤東直接通過周恩來等人加強了對北京周圍和北京市內軍事力量的部署。

　　中央高級幹部在重大變化面前警惕地緊跟着，同時用不同方式影響自己及最親近的人。當時賀龍元帥參與運動是比較積極的。

　　據說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有一個獲知消息的高乾子弟寫信說：“萬萬想不到彭真、羅瑞卿這些老黨員原來是這樣一批危險人物。現在我覺得我們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黨中央（我指黨內），一切人都應懷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麼人都要攻。如果我們的心軟（我現在還有這樣的心理），會亡黨亡國亡頭。”他和另外幾個學生的信，後來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文件之二印發。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1966年3月間，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毛澤東說：“最高最活，不要那樣提。也不要講頂峰。”此時距林彪被正式定為接班人還有五個月，而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已經產生，雖然這個分歧很久以後才公開，但這個分歧是實質性的，是世界觀的分歧。當然，毛澤東此時還想不到這一分歧已經為後來的分道揚鑣、生死博斗埋下了伏筆。

　　第二節 劉少奇女兒、賀龍兒子帶頭批評校黨委

　　按毛澤東本人說法，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從1965年11月10日開始的，但對於廣大民眾，特別是對於蒯大富這樣正在讀書的大學生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從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和楊克明等七人大字報開始的。

　　蒯大富在深圳常與各方面朋友聚會，很自然會回首文革往事。有一次，有年輕人問，北京大學聶元梓和楊克明等七人大字報是怎麼回事？

　　對此，韓愛晶當場做了詳細回答：現在重讀這張大字報恐怕看不出什麼？可是當年毛主席不止一次說過：“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一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據說劉少奇在天安門上拿着報紙說，看不出怎麼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

　　我也多次思考，這張大字報怎麼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宣言還偉大？

　　後來，我從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理論和中國前途來認識，慢慢理解了毛主席的這個說法。毛主席要發動億萬民眾自下而上揭露共產黨的陰暗面，防止共產黨腐敗變質，要鞏固工人階級的政權，永遠為人民服務。聶元梓、楊克明等七人首先用大字報向校黨委展開鬥爭，毛澤東決定向全國廣播，讓各單位群眾學習他們，起來揭露共產黨的陰暗面，鞏固工人階級的政權。這與巴黎公社工人奪取政權的宣言，不但可比，甚至更偉大、更重要。因為巴黎公社工人奪取政權只在法國首都，它的影響遠遠比不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

　　聶元梓自己並沒有這麼高的思想境界，她本人認識不到這樣的高度。因為聶元梓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她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個人主義者。

　　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確實令人遺憾，這也沒什麼奇怪的，當年參加巴黎公社起義的骨幹分子主要是蒲魯東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也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至於聶元梓、楊克明等七人寫這張大字報的情況就更具政治偶然性色彩，也反映出中國政治鬥爭，社會生活的錯綜複雜。

　　那要追溯到1963年5月，根據中央決定，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4年7月，北京學習王光美在河北撫寧縣桃園大隊四清經驗。7月中旬，在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直接領導下組成工作隊進駐北京大學，搞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工作隊依靠聶元梓等左派把鬥爭矛頭指向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張學書等人，認為北京大學不是社會主義大學而是資產階級大學。正如毛澤東後來說，姓陸的整了姓陸的。

　　高教部長、清華大學書記兼校長蔣南翔等對北大社教極為不滿，就向上告狀。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彭真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批評了北京大學社教的做法。1965年3月，鄧小平說“如果北京大學不是社會主義大學，那麼全國還有哪個大學是社會主義的？”北京市委和中央書記處先後在國際飯店和民族飯店舉行多次會議糾正北大社教的問題。聶元梓等就處於挨整狀態。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得知消息，和楊克明等人寫出了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陸平和北京市委。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在杭州做出批示，要新華社立即全文播發聶元梓、楊克明等七人的這張大字報。從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國燃起……

　　後來，回首文革，韓愛晶曾問過蒯大富：“1966年6月1號之前的清華大學，像不像北京大學那樣，本來就有矛盾，存在爆發革命的因素呢？”

　　蒯大富回答說：“完全不存在，完全不存在。”

　　蒯大富進一步說：“我們清華黨委領導人是這麼排的：蔣、劉、何、艾。蔣南翔是中央候補委員、高教部長兼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和校長。每年在新生開學典禮上他出席見學生一次，畢業典禮再來見學生一次，講幾句話。平時學生就見不到他了。就到這程度。他是中央首長。劉冰是第二書記，主持日常工作。高是高沂，是副書記，也是高教部副部長。胡是胡健，清華黨委副書記。何是何東昌，副書記，教務處長。艾是艾知生，副書記、宣傳部長。”

　　聶元梓和楊克明等七人大字報在中央新聞節目頭條發布後，對於全國各大專院校領導如同炸雷驚天。而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同為中國最高學府，又是舉目可見的鄰居，以蔣南翔為首的清華黨委自然就更為緊張了。清華群眾對黨委的態度又如何呢？

　　根據丘心偉女士和原蜀育先生匯編的《清華文革親歷史料實錄大事日誌》（以下簡稱：《清華文革大事日誌》）及清華朋友證實，當時校園內外政治風雲變幻莫測：

　　當晚，院黨委第一副書記劉冰和副書記組織部長胡健，在市委開會回來後，急忙趕到蔣南翔家密商，當夜12點召開總支書記會議。艾知生草草傳達新市委書記處書記郭影秋的報告，說郭影秋指出領導必須引火燒身，胡健卻詳細傳達了蔣南翔的意見：（1）北大與清華不同，北大是反動思想的集中堡壘，清華是工科大學，北大四清遺留問題多，自己要心中有數；（2）貼大字報針對黑線，對學校工作，各種意見都可以發表，不正確的允許自由討論。各人按照中央方針和自己理解來寫（這是57年反右時蔣南翔常說的一句話）；（3）借東風進行教育革命。

　　會上有人問：“是否按影秋同志指示引火燒身？”劉冰、胡健竭力為清華辯護，表示反對，說北大是貫徹市委大學部部長宋碩指示的，而清華是和大學部作鬥爭的。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和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並轉載了聶元梓和楊克明等七人大字報，真是火上澆油、烈焰不遠。

　　此時最先動作的恰恰是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女兒一一自控系劉濤等四個同學，他們帶着問題前往《解放軍報》社請教。國家主席女兒尚如此，何況其他大學生！

　　中午，大字報大量出現，除聲援北大的大字報外，矛頭迅速指向黨委，對黨委提出尖銳批評。如：為什麼我校以前只許開小組會，寫小字報，不讓開聲討大會；為什麼蔣南翔5月11日報告調子很低，旗幟不很鮮明；為什麼蔣南翔總是打擊和嘲笑群眾學習毛主席着作……

　　突出的有熱002班20人貼出的《蔣南翔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大字報。壓001班汲鵬、鄭聰來等4人質問：“蔣南翔你跟着誰的指揮棒轉？”說蔣南翔是反毛澤東思想“權威”的。

　　校黨委慌了，艾知生布置反撲，指示“不要通過組織系統去做，要找一些思想觀點一致的人去做”。散布是又一次反“右”鬥爭的氣氛。

　　到了6月3日，景松貼出了《反右鬥爭社論摘錄》，想製造反右氣氛。學校內貼出相當多“保衛校黨委”、“保衛蔣南翔”、“黨委姓馬”的歌頌大字報。一些師生被迫寫檢討，承認自己“第一炮沒放准”。保衛黨委的多數人圍攻造反的少數人，形成了一萬對七百壓倒優勢。

　　上午，蔣南翔來校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下午，黨委副書記宣傳部長艾知生召開了“左派”（即擁護黨委）的幹部會，稱：“57年反右用了兩個月，這次反擊只用了一個下午，說明了八年成績。”

　　形勢可謂一天一變、一天多變。

　　6月4日，冶金部部長鄭天翔之子自9班鄭易生等9人貼出三份大字報，指出黨委在毛選學習、文化大革命、教育路線上都有問題。呼籲同學們發揚敢想、敢幹、敢闖、敢革命的大無畏精神。

　　鑄OO班胡莊君大字報指出“保衛校黨委”、“保衛蔣南翔”的口號是錯誤的。

　　自93班學生劉濤和幾位同學共同貼出了《這些問題說明了什麼？》大字報，揭露蔣南翔反毛澤東思想，這篇大字報在同學中引起了相當震動。廣大師生都感到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信號。

　　6月5日，就更讓全校上下不得不考慮自己言行方向了。一幫高乾子女一大清早就貼出《清華黨委應採取積極態度領導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震驚全校。大字報指出：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教導，覺得清華黨委這種做法是為自己辯護的，是完全錯誤的。希望你們認真學習文件，改變我們學校領導不力的情況，不要再做這種蠢事往我們學校抹黑。

　　上午，蔣南翔打電話告訴艾知生，說榮高棠曾打電話給自己，說賀龍副總理對清華運動不滿。劉冰表態說賀鵬飛等大字報是幫助黨委的。11點，蔣南翔趕到學校召開全校大會，並在大會上做檢討，還用賀鵬飛等大字報為自己定調。群眾給予經久不息、熱烈的掌聲。蔣南翔不傻，他馬上順着這張大字報調子往上爬，向高層靠攏。正如蔣南翔對艾知生所言：“要變被動為主動，現在高乾子弟的壓力未解除，弄不好要通天。”

　　正如蒯大富回憶說：在6月5日這張大字報上共同簽名的有：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女兒劉濤、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賀龍元帥之子賀鵬飛、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的女兒王小平、外文部副部長喬冠華的兒子喬宗淮、中聯部部長劉寧一的女兒劉菊芬，運有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的兒子李黎風。

　　這張大字報所起作用就非同一般了，來頭太大了。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看得出，這大字報明白無誤地反映黨和國家高層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對清華黨委和蔣南翔的態度。

　　干坤扭轉。保衛黨委的大字報馬上就開始退下去了。沒有人敢保衛了。就不是一萬對七百了，而是七百對一萬了。保還是有人保，不管怎麼說，這個時候還是有人保的。他們還是覺得蔣南翔好啊，越是在艱苦的時期，他們越要堅持自己的立場。

　　第三節 蒯大富努力辨方向

　　蒯大富回憶說：1966年6月1日晚廣播北大的大字報以後，我非常激動。當時寫了一份大字報支持北大，而且，和化904和化901部分同學到北大聲援他們，我自己特別激動，我感到黨中央和毛主席喊出了革命左派的聲音，我帶頭呼口號。

　　6月2日中午回來以後，我看到有些人給校黨委貼大字報，評蔣南翔5月11日的報告，當時我對校黨委產生了一些懷疑。

　　6月3日，清華黨組織反撲，出了一大批大字報肯定校黨委。不但出成績出物質成果，而且出思想成果。而且很多工人說話了。當時我感到校黨委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我就提出一個口號：“扞衛校黨委，就是扞衛黨的領導！”、“扞衛清華方向，就是扞衛社會主義！”

　　6月5日，蔣南翔作了報告，《人民日報》轉載了《解放軍報》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將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宣傳學習材料，我看了，有幾段話，使我很感動：我們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進行到底，把黑幫分子放過去，就要人頭落地！中國就要變顏色！

　　我自己就想，根本不能讓中國出現這種情況，要堅決戰鬥。當時，學校大字報給校黨委提出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未澄清以前，我就應該提出懷疑，我就自己寫了一份大字報《也向校長質疑！》

　　6月6日已經揭出大量蔣南翔的問題。我又出了一份《再向校長質疑！》的大字報。

　　6月8日，這個時候校園裡已經有大字報欄了，我們出了一篇大字報《真的是針鋒相對嗎？》。

　　新齋前貼出自005班以班長於火為首的29人聯名的一張《評蔣校長6月5日報告》的大字報，直接抨擊校黨委，引起轟動。同學紛紛抄錄，《解放軍報》記者也來拍照、索要原稿。我和任傳仲在大字報右下角簽了“我同意一一蒯大富、任傳仲”。

　　我因此被趕出了校廣播台。廣播台長說：“蒯大富你去參加文化大革命吧，這裡的工作你就別管了。”

　　6月9日，我們又出了一篇堅決支持化九903花純榮的大字報：《我們的決心》。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對校黨委的懷疑越來越大，尤其是當我們知道蔣南翔把毛澤東思想從“頂峰”降到“高峰”，“最高最活”降到“活”，我們十分氣憤，簡直就要下結論了。

　　晚上，我班原左派小組與化903左派小組在三院313開會，商討下一步怎樣戰鬥。

　　開會已完，化903班馬元同學從外面飛跑而來，進屋就大叫：“工作組來了！工作組來了！”全室同學，莫不歡欣鼓舞，長時間起立鼓掌，有的真高興得跳起來，大家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等口號。

　　通過多路調查，當晚大致確定工作組是新市委派來的。我們更加高興。

　　韓愛晶回憶說：1965年、1966年我們初次聽到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讀毛選。

　　我當時聽了頭皮發麻，心裡不順。我和身邊同爭議論，一句頂一萬句，有道理。可以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我們一百萬句還多，但說句句真理，怎麼可能？毛主席就不出錯？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讀毛選也不對，馬克思列寧那麼多經典着作只占百分之一時間怎麼夠？

　　只敢小範圍議論，不敢聲張，怕被揪辮子，我心裡對林彪是有警覺的。但我沒反對過林彪。

　　廣大學生、工人有樸素的階級感情，因為相信毛主席而擁護林彪，並以林彪指示作為行為準則，在思想上、政治上被引偏方向，混淆是非，甚至把真理當反動來批判。

　　1966年3月毛主席就說：“最高最活，不要那樣提。也不要講頂峰。”毛主席多次批評林彪的錯誤提法卻沒有人認真向下傳達。

　　追隨毛主席積極造反的廣大學生、工人走向被動，付出代價，這個責任主要應由那些在毛澤東主席左右參與重大決策，落實主席指示身居高位的中央領導人負責！！

　　第四節 “我們受騙了！”

　　蒯大富等絕大多數學生並不知曉，6月8日下午4點，新市委電話通知校黨委，將派工作組來校。下午工作組副組長周赤萍到校。

　　工作組組長葉林，當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文革後歷任北京市副市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等職。工作組副組長周赤萍是當年遼瀋戰役時，在黑山阻擊廖耀湘兵團的人民解放軍十縱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冶金工業部副部長，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工作組副組長楊天放時任國家林業部部長。工作組領導成員都是為創建人民共和國出生人死的革命功臣。

　　根據《清華文革大事日誌》：

　　晚8點，周赤萍找艾知生談話，周問艾：“清華大學貫徹的是紅線，還是黑線？”艾說他們一直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周問：“你說話算數嗎？”艾說：“算數。”

　　6月9日，工作組組長葉林率部分組員到校，稱為聯絡組。

　　早晨，劉冰打電話向蔣南翔報告與周赤萍、楊天放談話情況。蔣說：“高教部出了問題。”

　　上午，艾仍布置長期“抗戰”。陳聖信、羅徵啟、朱育和等人密談給中央寫信趕走工作組。

　　消息比長翅膀飛得還快，高教部把蔣南翔揪了出來，高教部副部長兼清華黨委副書記高沂貼大字報要與蔣劃清界限。該大字報傳到清華，很多同學趕去高教部看大字報。

　　下午艾知生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匆忙找周赤萍說：“我們過去貫徹的是黑線，我犯了立場錯誤。”周頂回去，說：“你說晚了，回去寫檢查吧！”

　　蒯大富回憶說：6月10日，一夜之間，形勢大變，令我非常吃驚，那些從前頑固的保皇分子，紛紛倒戈起義。大批揭發校黨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的大字報出現。“校黨委是黑幫”的口號越來越多，革命之風越刮越盛，到中午已占絕對優勢，蔣、艾一群已經無能為力了。

　　4點50分大批工作隊員來了，眾多同學高呼：“毛主席萬歲！”、“熱烈歡迎毛主席派人來！”

　　6月10號晚，絕大多數幹部就造反了。幹部們貼大字報說我們受騙了，我們受騙了。說我們不知道情況，蔣南翔蒙蔽了我們，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我們的政治覺悟不高，毛澤東思想沒有爭好，我們堅決和蔣南翔劃清界限，站到新市委一邊來，站到革命同學們這一邊來。遊行鬥爭已經開始了。戴高帽子啊，就是當時保蔣南翔保得最厲害的，就被揪出來，包括輔導員、學生會主席和副主席，以及系學生會主席都被抓起來斗，用個字紙簍煳個高帽子，往頭上一套，他們也不反抗，就乖乖的，知道自己錯了。就拿個凳子，讓他們站在那上面，說：檢討，當時你是怎麼保蔣南翔的，你是什麼動機，你是不是和他穿一條褲子？你是不是站在黑黨委的那一邊？他們就說：是，是，我當時階級鬥爭政治覺悟不高，上了黑黨委的當。但是呢，還是沒有發生太大的問題，還比較文明。我們一個造反派同學就畫了一個大漫畫，叫大合唱：我們受騙了。那漫畫絕對是超高水平。

　　中央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那是把陸平定為反黨黑幫，但是當時在北京各大高校里普遍認為清華大學蔣南翔是紅的，沒有人說蔣南翔是黑的，後來我們是在清華的大字報上看到，不知道是王光美的講話還是誰的講話，說蔣南翔是黑幫黑線，這黑線很黑很黑，很粗很粗，那整個學校就傻了，怎麼回事？你們這些黨支部，搞了半天你們是有很的，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黑幫，那我問你，你們這系總支是什麼，這支部是什麼呢，這裡就存在一個政治邏輯問題，底下那些指導員運有其他的不是說我們被騙了嗎？

　　此時，我對工作組是信任的，只是看到有些群眾自發鬥爭被工作組解散，心中有些不快。

　　6月12日孟家駒等硬要我回班，我就回班了，當上了文革組長。

　　第五節 陶鑄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蔣南翔停職

　　有人說清華黨委不是被群眾揪出來的，而是被中央拋出來的！

　　1966年6月11日，胡克實傳達劉少奇、鄧小平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說：“在北京以兩個月左右時間來搞奪權，這是新的反右派鬥爭……”毛澤東要整共產黨當權派里的走資派，而劉少奇、鄧小平要在群眾中抓右派，方向相反。但基層師生知道此事的並不多，影響也有限。

　　胡克實文革前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1973年後任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等職。

　　根據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調陶鑄同志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併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他6月4日到北京，兩個月後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地位升至中共第四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

　　1966年6月15日晚，陶鑄在高教部教育部全體幹部大會上講話一個多小時話，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蔣南翔停職。

　　陶鑄在高教部教育部全體幹部大會上講話中說：

　　“蔣南翔是阻礙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不能讓他繼續擔任高教部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人了，所以把他停職反省。中央是在十日決定的，十一日宣布的……

　　現在看來高教部的問題不是不大，而是很大。不僅高教部有問題，清華大學問題也很大。這個問題是什麼性質呢？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統治學校……現在清華大學的問題揭開了，清華大學真正工農子弟、幹部子弟才占百分之四十，在全國高等學校里比例是最低的，而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子弟占的比例在全國所有大學中比例是最高的。因為這個學校就是分數放得高，不管政治怎麼樣。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突出分數。

　　過去高等學校招考，不管你家庭出身怎麼樣，不管你政治上是反黨的還是擁護黨的，是堅決搞社會主義的，還是反對社會主義的，都不管，只要你試題答得對，分數高就可以考取，就可以升大學。分數高不是很好嗎？好是好，就是將來我們國家要變顏色，對資產階級好，對無產階級那是不利的。

　　為什麼高等學校學生畢業後動員下鄉、下廠那麼困難？為什麼每年高等學校畢業生要做很多的動員工作，才能服從分配呢？因為他們進大學不是為了使自己培養成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光榮接班人，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他們是為了成名成家，將來站在群眾之上，還是搞過去國民黨的那一套。大學畢業後，就是高人一等，他們就是當勞心者、腦力勞動者，他不能搞體力勞動，體力勞動者受他的支配。我們花這麼多錢，工人，農民節食省用，給國家儲備資金，國家花這麼多錢，一年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就是幾十萬。如果不能保證他們畢業出來忠心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忠心地搞共產主義，而是搞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一套，嚮往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有些人根本上就是堅決反共的，那麼，我們的教育就不可能不失敗。

　　幾十年以後，老的已經死掉了，大學生成了各個崗位的重要幹部，領導幹部，再加上少數野心家，搞陰謀，篡奪領導權，全國就要變顏色。蘇聯就是這樣變的。現在蘇聯修正主義領導人都是十月革命後培養的什麼工程師，像勃列日涅夫就是工程師嘛，是鐵道工程師。赫魯曉夫是陰謀家嘛！他在斯大林死後搞政變，上台就有人擁護他。馬上把一個無產階級的祖國，一個列寧的故鄉變成一個修正主義國家，變了顏色。這個經驗教訓不能不接受。

　　如果中國革命失敗了，整個世界就倒退幾百年，要回到一個黑暗的時期，就是這麼個問題。

　　……毛主席曾經講，不管你犯天大的錯誤，只要你改正錯誤，是允許革命的……我們還是歡迎，允許革命的。只要交代清楚，堅決和蔣南翔劃清界限，就是蔣南翔本人如能徹底交待，悔改，脫胎換骨，也是允許他革命的，不是不允許他革命的。”

　　陶鑄進京不到兩個星期就對高教部蔣南翔做這樣的定性和處理，而6月8日清華工作組周赤萍找清華黨委艾知生談話的態度與陶鑄是一致的。周赤萍認為清華黨委貫徹的是黑線，到6月9日艾知生慌忙承認清華黨委貫徹的是黑線。除了陶鑄自有理解之外，恐怕工作組周赤萍和清華黨委艾知生都只是緊跟罷了！

　　筆者認為陶鑄講話表明當時陶鑄對毛澤東的思想已經有了相當深刻的理解。雖然他在講話半年後自己也被打倒了。為什麼這麼說呢？請看1966年4月14號毛澤東在一個文件的批語中寫的文字：

　　一切學校和學科都應當這樣辦。分步驟地有準備地一律下樓出院，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學工學農，讀書。……而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他們也有“術”。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資產階級復辟，培養修正主義分子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因此學校一律要搬到工廠和農村去，一律實行半工半讀，當然要分步驟，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這類學校，以免貽患無窮。

　　用毛澤東的批語來對照清華大學等學校的狀況和陶鑄的講話，陶鑄把蔣南翔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就不奇怪了。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談話說：我的這一套在中國是不靈的，所有大中學校都不能進去。因為控制在劉少奇、鄧小平、陸定一的宣傳部、周揚的文化部這些人手裡，還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這些人的手裡，毫無辦法。

　　用毛澤東這些觀點來評價蔣南翔不是明明白白的嗎？

　　可是，毛澤東的上述觀點，高等教育部部長蔣南翔、清華黨委劉冰等高級幹部，以及清華基層幹部和黨員，他們怎麼能理解呢？

　　蔣南翔、劉冰當然不會接受這樣的評價。

　　劉冰在他的《風雨歲月》一書中寫得非常真切：“主席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對社會不了解，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麼能算大學畢業呢？’”

　　劉冰在書中還寫道：“我很憂慮，如果毛主席真的認為學校現行的一套教育制度，不能保證完成他提出的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任務，那不是就要改掉嗎？”

　　有人說：看到革命前輩劉冰真切之言，令人百感交集。又同情，又無奈，又傷心。老前輩劉冰在抗日烽火中奔赴延安，跟着毛澤東、共產黨出生入死創建新中國，難能可貴；但看到他所憂慮的和毛澤東憂慮的恰恰相反，真叫人無奈；難道這位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前輩忘記自己入黨誓詞了嗎？忘記實現共產主義根本目標了嗎？作為清華大學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書記，是代表無產階級來領導清華的，在這樣重要的陣地不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難道還要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嗎？清華培養的是中國最重要的人才，關係中國社會前進的方向。革命老幹部劉冰的思想不令人傷心嗎？

　　劉冰在十年文革里曾向毛主席、黨中央三次寫過四封信，最後一封信是在1975年下半年。毛澤東對信做了批示，認為信的矛頭是對着自己的。毛澤東的這個批示震動全國，成為發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動員令。

　　劉冰在十年文革前的思想認識，以及他在十年文革中的這種態度，幾乎註定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然失敗。試想，連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黨員都不能理解毛澤東高瞻速矚、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偉大戰略，文化大革命能不失敗嗎？

　　至於按黨章規定的組織原則行動的基層黨支部幹部們，面對文化大革命的疾風暴雨，他們怎麼樣呢？

　　就以胡錦濤為例。1964年入學的土建系學生萬潤南回憶說：當年清華文藝社團有四位政治輔導員：印甫盛、胡錦濤、李桂秋、任麗翰。他們四位輔導員聯名寫了一張保衛校黨委的大字報，題為《清華黨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來主導，胡只是在上面簽名。後來清華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卻非常低調，不再參與。胡錦濤不是本書研究對象，但他們當時寫的這篇大字報意義卻非同一般，實際涉及到整個文革的方針政策，涉及到廣大基層群眾在政治運動中的言行依據。

　　筆者雖然還沒找到這張大字報，但其基本內容可想而知。

　　作為在基層勤懇工作的輔導員、支部書記一級幹部，文化大革命時他們不算當權派。這張大字報的標題本身就說明他們平常學毛選、用毛選的習慣。延安和西安的說法來源於毛澤東着作，意思是區分性質，正確對待。無論是針對清華黨委和蔣南翔，還是針對其它各單位領導，首要問題是區分性質，其後才能決定怎樣對待。包括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以及抓“五·一六分子”，政治邏輯都是一樣的。矛盾性質決定處理矛盾的方法。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之後發生的許多嚴重問題，癥結都在於根本沒搞清要解決矛盾的性質就下手狠搞，所以越搞越亂！遺留的歷史問題越來越多！

　　清華大學文革也如同參天大樹生於一粒種子。清華文革的展開，矛盾儘管錯綜複雜，它的根源實際上就包含在文革之初6月1日到8月18日兩個半月的鬥爭中。甚至可以說矛盾的根源就表現在6月1日到6月15日這半個月的鬥爭里。理清本章的頭緒，幾乎可以找到清華文化大革命甚至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實質所在。

　　毛澤東關於教育問題的尖銳看法和明確主張是解開他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鑰匙，也是理解整個文化大革命鬥爭過程的鑰匙，當然也是理解清華文革的鑰匙。要弄清蒯大富捲入的這場鬥爭的實質，包括弄清後來遲群與劉冰之間的鬥爭實質都離不開這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