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案遗祸 中办南辕国办北撤

　　自中共官方宣布前统战部长、前中办主人令计划接受调查以来，已近5个月时间，倘若较之周永康案而言，令案仍旧扑朔迷离且传言不断。其中不乏有传闻声称，一名西郊玉泉山管理局正师级负责人跳楼自杀身亡。虽然现在暂不知自杀者的具体身份和真正原因，但看到网络上有消息称，跳楼自杀的官员是中共

军中大校军衔，其职是负责中共高层政要在玉泉山的生活。不过，关于上述消息的真伪还有待证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令计划已经落马，而且他的政治生命也已落幕，可他带给中共政坛的影响还远未结束。当然，这其中就包括曾经令计划就职的中央办公厅。

　　仔细梳理以往的新闻发现，在令计划被调查之后，其曾经所在的中央办公厅则陆续地开始了人事调整。外界普遍的观点认为，是令计划的落马导致了中办这一场声势浩大的人事调整。按照北京一位观察人士的话语说，国办的历史罕见在于人事的更迭，而中办的历史罕见却在于官员的腐败与违纪现象，不外乎当今同为中南海重要部门，如今的“命运”却完全相反。有人说，令计划主掌中办十年，栽培了为数众多的亲信，如何将他们一一清理，同时又要保障中办能够高效保密运作，成为考验中办新主任栗战书的一大难题，而这亦是中南海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令案余震不断 传闻引发猜测

　　令计划从位高权重的“中南海大管家”职称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之后调任统战部部长，这期间他的仕途也从此逆转。两年多来，围绕他的各种新闻和传闻接踵而来，神秘的法拉利车祸、令氏兄弟被抓……如今，有关于他落马之后的传闻依旧充斥在中国政治舞台之上。据媒体报道称，因疑受令计划案件的影响，中办玉泉山管理局一名负责人因无法通过审查而跳楼自杀。对此消息，还有待证实。但从公开信息显示，令计划还在中办任职期间，曾领导过中办下设的秘书局、机要局、调研室、警卫局、人事局、督查室、国家密码管理局等13个部门。 诚然，令计划落马前后，中办已经历过一场人事动荡。

　　今年1月16日，中纪委官网发布了中办秘书局原局长霍克被调查的消息，而此前一个月，在北京当局正是宣布调查令计划的前5日，霍克刚被调离中办，转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外界有分析称其是“调虎离山”；还有在此前中共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召开之时，被称作令计划扶手，时为中纪委委员的王仲田缺席这次大会，从而引发了外界猜测。时间再度延后至1月19日，当官方公布了王仲田被调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消息时，有观察人士分析称，或许是因与令计划关系密切而被调离中办。与此同时，人事变动的还有中联部，2月4日官方公布原中办调研室局长丁孝文调任中联部部长助理。当然还不乏其他官员被调离中办。

　　其实综上而言，通过新闻梳理可看见，自令计划被暂放统战部后，中办至少已有三名副主任、四名局长被调离。其中，三名副主任分别是调往中直工委的张建平、调往中共社科院的赵胜轩和调往南水北调办的王仲田，四名局长分别是调往中共法制办的夏勇、调往中共旅游局的霍克、调往中共卫计委的陈瑞萍、调往中联部的丁孝文。观察发现，七人新就职的单位几乎悉为远离权力核心的地带，而且其中六人担任副职。

　　有海外学者分析认为，这7人均在令计划执掌中办时，且长期的共事合作更容易加深彼此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中办内部或许已经形成一定的势力。这是令计划能够长期压制住于己不利的消息而暗通曲款的必要条件。当然，从另一方面也有人解读认为，不能过于放大令计划在中办和中共最高权力外界的边界。十八大后，有令计划与霍克二人受查，固然也有可能还有其他人未被披露，但也有可能包括外调的一些人在内的中办高层大多涉事未深，因此才仅仅以外调的形式予以惩戒。观察者称，也许综合此前种种人事变局，或许中办是真的走出了令案漩涡，但不能忽略是如今摆在中南海面前的，还有肃清令案带给中共政坛的影响，因为它并非仅仅依靠人事调动就可实现。

　　同为一命 道路南辕北撤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个公众耳熟能详也深感神秘的部门，在十八大前后它在各种新闻中被提及的频率激增，但是因身处中南海，其如何运转却少为人知。同样，与中办相伴而走的是中国国务院办公厅，都是隶属中南海之下最为重要的国家机关，如今却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曾有人称，中办主任虽名义上是只掌管秘书后勤等非政治性工作，但实际上政治人物在出任要职之后，由于近距离接触最高领导人，并掌握一系列政党国家机要，而且往往之后被提升到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伴君如伴虎”，这一职位堪称“高处不胜寒”，非有超凡的政治权谋及平衡能力，就不足以应付此职位面临的种种挑战。或许正是因为以上的种种原因，中办的人事更迭才引人瞩目。在令计划被调往统战部之后，中办主人的职位则由栗战书担任。此次调任也使栗战书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办主任“入局”的先例。有分析认为，如果不能完全杜绝令计划式人物的再现，那么中共还有可能再度陷入“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境之忧。

　　与此同时，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局长孟扬日前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这是国办系统又一名晋升的官员。众所周知，国办共有三个秘书局，2014年秘书三局局长陆俊华升任海南省副省长；今年年初之时，秘书二局局长曹宇升任银监会副主席；外界舆论认为，如今孟扬获得提拨，这即意味着三个秘书局局长在这两年的时间内都获得晋升，而这国办历史上属罕见。按照北京一位观察人士的话语说，国办的历史罕见在于人事的更迭，而中办的历史罕见却在于官员的腐败与违纪现象，不外乎当今同为中南海重要部门，如今的“命运”却完全相反。

　　诚然，外界舆论也无需过度解读，特别有观点将如今中办、国办的人事调动局面归咎于政治权斗。有观察家分析称，其一，国务院设立办公厅，由秘书长领导，而根据2008年7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务院秘书长1名，国务院副秘书长含兼职在内一共安排9名。所以，就日常工作而言，国务院副秘书长们除了协调各级机构，理顺工作曾经关系之外，建言献策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其二,每位国务院副秘书长，都会专门“一对一”或者“一对二”协助国务院领导（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的工作，诸如陪同调研，协助分管工作等。这种判断，实际上说对了一半，协助国务院领导固然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部分职责，但由于每个人的分工、兼职不同，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当下国办所进行的人员调整也属于正常的人事调动，外界舆论不必过度解读。另一方面，看见了国办的现今的情况之后，中办却略显得寂寞。

　　这或许是受到令计划的影响，如今中办面临的困局则是如何清除令计划案的影响力，重新塑造一个中央办公厅。毕竟随着令计划的落马，有关于中办的各种内幕逐渐呈现在外界眼前，成为了舆情批评的对象。也正如前文所述，中办、国办本同根，而今却各自拥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生命。有学者建言，首先，对于人事的替换和递补是中办当前必要的措施，其次，中纪委向中班派驻了纪检机构，形成了一种制度层面的制约和保险机制，这也是为了能够肃清令案所带来的影响；最后，回归本质，纵观有制度和保障机制为其左右护航，但更多的是要靠官员自身的品德。正所谓，“彼安分守己，恬于进取者，方且以道义自居，其肯如此侥幸乎？”，倘若当初令计划在中办要位上时“安分守己”，那么今天的政坛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当然，时间是不可能倒回的，但是它却能够指引未来该如何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