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没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 居然是中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接受了新浪财经的专访。林毅夫表示，我们过去在发展过程当中，政府有不少干预，我们能够取得这么长时间的快速发展，而且是唯一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应该讲说，我们政府大部分的干预还是正确的。

　　林毅夫进而指出，当然也有改善的空间，更何况我们经济还不断在发展，挑战在不断变化，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也必须要去研究，去研究政府应该在什么状况下做什么事情。不能因为说政府过去曾经有一些失误，就把婴儿跟婴儿的水一起倒掉。

　　以下是原文：

　　在卸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后，林毅夫回归北大担任北大国发院的名誉院长，重新做回了一名“教书匠”。因为一直以来对中国经济的唱好，他成为了许多人眼里的“官方经济学家”，政治情商让这位学者受到了不少质疑。

　　不过，他对此却坦然无比。“我并不追求外面人对我的评价，因为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经济和现代化，凡是能够推动这方面的事，我应该是义不容辞的。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从世行归来后，林毅夫更加强调对政府作用的认识，这也在学界引起了不少讨论和争议。他一方面温和回应，另一方面也仍然坚持从社会经济的现实来形成自己的观点。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博士，他深知西方教材上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理论都是刻舟求剑，我并不是简单地从书里来形成我的认识，我是从社会经济的现实来认识这些问题。每一次碰到问题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像初生的婴儿一样重新来看这个世界，这样形成的观点会更加准确。”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听说在您朗润园的办公室墙上挂着《曹全碑》的书法长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林毅夫：那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修朗润园的时候，在天花板上面发现了一些文物，修好了以后就把那些漂亮的文物放在办公室里，当然它的内容我也挺喜欢的。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喜欢哪一点？

　　林毅夫：主要讲说我们要治国理政，推动国家的发展，必须建立制度、必须按照规律来办事。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其实外界对您有一些质疑，您给政府提了很多意见，他们觉得您是政府的代言人，说您的政治情商很高，我不知道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些？

　　林毅夫：我倒是从来没有往这方面去想，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当然都是国家的现代化，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你看到社会有这些问题，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必须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在当前的条件之下能做的是什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了政策建议应该是，不仅能够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可以给我们未来的发展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对我个人来讲，我一直是抱着这种态度。当然我们的政府，我觉得非常的幸运，他们也是要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也是要解决当前的问题，也是要推动社会的进步。这当中，因为机率是相融的嘛，包括我们经济学家，思想文化，我想我提出这些政策建议有幸不少变成了国家的政策。

　　外面的这种评论，因为我并不是去追求外面人到底说我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关心的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现代化，凡是能够推动这方面的事，我应该是义不容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有人觉得您是在朝的经济学家，而另一些是在野的经济学家。有人说您比较孤独，会有这种感觉吗？

　　林毅夫：我想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别人的评价，不是我自己的评价，我从来也没有觉得我是在朝，我从来也没有觉得我是在野，因为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嘛，解决那些问题，贡献智慧，是中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不管你是在朝、在野，就像范仲淹讲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就是追求的，我想无所谓在朝、在野。

　　当然说我有很多舆论判断，提出的时候经常跟主流的判断不一样，在国内是这样子，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子。在国内的时候，比如说我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当中的怎样能够维持稳定的快速发展，我提出了建议，跟主流舆论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不太一样。我倒是建议他们以后，对当时的资产国际金融危机，它产生的原因，它会持续多长时间，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跟当时主流的看法也不一样。

　　我在《从西潮到东风》这本书里面，有很多详细的这种记载跟论述。但我比较高兴的是说，我的观点提出的时候是说，我的观点提出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都是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但是我比较高兴的是，我那些观点逐渐的变成社会上大家共识的认识，然后推动解决问题，好像也大部分都是沿着这个那个方向去走。

　　要像初生的婴儿一样重新看这个世界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20年前您在《中国的奇迹》里预言中国在2015年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时提出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是现在已经被证实了。我看到您在这本新书里面也说，经济学家搞研究就像瞎子摸象，您自己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您觉得自己的底气在哪里，您会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吗？

　　林毅夫：我想主要的底气就是说，我并不是简单的从书里面来形成我的认识，我是从我们社会经济的现实来认识这些问题，因为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它都是对过去的社会经济现象没有产生原因的那种认识，但社会经济学都是不断在变的。

　　所谓要真正解决我们社会的经济问题，要了解到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有什么差异，由于这个差异的存在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快速在发展的，条件也是不断在变化。

　　这种状况之下，你要了解中国的问题，甚至不能根据自己过去形成的理论，每次在认识一个社会经济现象的时候，在《本体与常无》那本书里面我强调一个观点，每一次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最好的方式都是像初生的婴儿一样重新来看这个世界，这样形成的可能是比较准确的。

　　比较幸运的就是说，我按照这种方式来认识中国的问题，过去这20多年来似乎比较好的把握中国经济社会的脉动，我的分析在当时算是被认为是少数派，但是后来这些是被证明的，社会发展基本按照我当时的分析在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到最后是跟我提出当中的这种想法是一致的。

　　政府大部分的干预是正确的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我看您一直强调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但是现在有很多老师他们觉得中国经济有一个比较大问题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想问一下您对政府作用的看法。

　　林毅夫：对经济发展本身的认识，因为经济发展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必须技术不断创新，也必须产业不断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那么它所在的产业一定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你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你要有市场竞争才能够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而且这个竞争的压力才会让企业家去不断的改进技术、改进管理、改进生产，那么市场当然很重要。

　　但是经济发展本身又是一个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也伴随着要面临更多的挑战，他失败的成本都是他自己付的，跟其他人讲的时候，这个方向不对。如果他成功了，后面的跟随者就会来了，然后竞争就出现了，他不会有垄断利润。

　　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给专利，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他成功会有比较高的回报。可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因为大部分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是在国际的技术跟产业链的内部来做的，所以很难给专利，但是这种对创新者的这种鼓励、这种激励是需要的，这方面当然需要政府来做。

　　不仅这这样的，如果你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他实际上产业升级的时候，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而法律环境必须相应的不断的改进，这些都不是一个企业家自己能做的，必须有的是一批企业家共同来做。

　　但是有时候企业家也不愿意去做，比如说法律改进不能靠企业家，整个金融的制度安排的改进，也不能简单的靠企业家，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就必须有政府去协调企业家，或者是有政府自己来提供这些硬件的这种改善，或者是软的制度的完善。所以经济发展本身，一方面需要有市场，第二方面，也需要有有为的政府。

　　我们过去在发展过程当中，政府有不少干预，我们能够取得这么长时间的快速发展，而且是唯一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应该讲说，我们政府大部分的干预还是正确的，但是在大部分的干预是正确的状况之下，当然也有改善的空间，更何况我们经济还不断在发展，挑战在不断变化，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也必须要去研究，去研究政府应该在什么状况下做什么事情。不能因为说政府过去曾经有一些失误，就把婴儿跟婴儿的水一起倒掉。

　　美国应加入亚投行中国应加入TPP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我看您之前提到过说，中国应该加入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您之前也在世行工作过，您觉得亚投行的成立，是不是会对以西方世界主导的世界银行，包括亚洲发展银行，造成竞争关系，或者说改变整个全球金融格局？

　　林毅夫：这个主要是互补，因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或者其他国际发展机构，他们的主要目的都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现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瓶颈现实就是基础设施不足，到处是瓶颈。这样的状况之下，能够有多点资源来贡献于瓶颈的解除，应该是大家都应该欢迎的。

　　尤其在亚洲地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地区的经济设施的欠账是8万亿美元，平均每年必须投入8千亿美元，但是世界银行跟亚洲开发银行能贡献的资金，连这个的5%都达不到，所以由亚投行可以动员更多的资金，对于现在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他们所追求的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标是共同的嘛，既然是共同的，我们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机构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认为美国如果真的关心亚洲国家的发展，他应该赞成这个倡议，应该加入亚投行。另外TPP，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中国是环太平洋这些国家，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第二大贸易伙伴，TPP如果没有中国参加，真的就不是说环太平洋的贸易协议了，所以我认为美国应该欢迎中国加入这个TPP。

　　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保持7%的增长率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您之前说觉得中国经济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可能现在的经济情况没有达到这个潜力，您觉得没有达到潜力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国际环境相对不好，因为短期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嘛，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因为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那场危机当中复苏，所以发达国家它的增长相对疲软，我们的出口就会相对少，这个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辆马车就跑慢了。

　　第二个是投资，大家知道在2008年的时候，当国际金融经济危机重新重起来的时候，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支持投资，现在那些项目经过5年、6年大部分建成了，如果没有新的项目投进去的话，那当然这个投资的增长率又会下滑，这只能靠消费。我们消费也还相对来讲是比较旺盛的，所以我们可以保持去年7.4的增长。

　　我相信即使在外部条件相对不利的状况，利用我们有好的投资机会，跟我们有好的投资资源的话，我相信保持7%左右，实际实现稍微高一点的增长率，完全是有可能的。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有一个最近大家比较好奇又关心的问题，就是最近股市很热，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似乎没有想象那么好，包括一季度的数字也是比较一般，大家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为什么中国股市跟中国经济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关系？

　　林毅夫：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是有前提的，它是从长期来看，股市它的价格高低，应该取决于你企业的竞争能力这个经济发展的情形，但短期来讲会有其他很多在基本经济面因素的影响，所以短期这种股市的涨跌，跟长期的经济应该讲起来它并不是高度相关的。对中国的经济我想长期我们是看好的，但短期它的一个上下波动也是正常的。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IMF发布报告称，中国现在已经成为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您之前在《中国的奇迹》这本书里面也有讨论过收入分配的问题，您觉得中国收入不均的情况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林毅夫：我想这个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这里面首先必须了解我们快速发展过程当中怎么收入分配差距变得越大。总的来讲，每个人的收入、生活水平都改善，但是改善的程度差距很大，这是事实。

　　它背后的原因我想就是，我们在转型过程当中有很多扭曲造成的这种租金，然后谁能够得到这些廉价的金融或者控制资源的要素，或者是能够进入垄断行业，它马上就能够获得很高的收入，这是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很关键的，因为即使在快速发展当中，每个人它是改善的，但是要其他的人改善的太多，中国有一句，不患寡患不均，确实是影响的我们社会跟政治的稳定，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有所谓的扬汤止沸跟釜底抽薪，扬汤止沸当然就是应该政府进行二次分配，可以从收入增长比较快的人那边来收点税，然后来分配。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我看您在书里似乎不是特别同意这个观点。

　　林毅夫：这个是扬汤止沸，当然要做，但是更重要的办法还是釜底抽薪，把各种扭曲消除掉，扭曲消除掉了就不会有资金，就不会由于能获得资金收入增长的比较快，然后这个资金来源大部分是不能获得资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的人的一种贡献。

　　我觉得重要的还是说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价格由供给跟需求来决定，这样把资金消除掉了，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可以提高效率，又能够有比较好的收入分配。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看到之前包括反腐败，包括数字挤水分这一块，紧缩的效应有一些过头，现在政府想要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有一些放松，可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宽松的情况似乎并不宽松，您怎么看待现在的政策环境，之后会不会进一步放松？

　　林毅夫：首先来讲，我们政府谈到，我们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我们在促进经济发展贡献很大，而且我们可用的政策手段还相当多，这个回旋的余地很大就是，即使现在的产业有很多产能过剩，我们还可以产业升级，我们还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我们还可以环保、还有城市化，这些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的手段很多，就是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对好，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用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启动经济，并且不仅是这样的财政政策，我们现在货币政策里面利率还是相对其他国家高了很多，另外，我们准备金的比例也是比其他国家高了很多，所以我们还有降低利率、降低准备金率的这种可能性。

　　如果能这样的话，我们信贷的供给就会比现在更好，来支持经济发展的条件也就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您之前说，中国有两个很重要的改革，一个是金融方面的，还有是资源价格，但是现在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做的不够，您觉得改革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林毅夫：对这个问题，我们既然认识到它是现在制约我们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限制条件，那么在我们条件足够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些限制条件消除嘛，这些价格扭曲，不管是资金的价格，或者是资源税费这个价格的扭曲，是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也以渐进的方式改革。

　　当时很多大型的国有企业所在的产业资本非常密集，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当中的这些大型的企业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所以我们就用人为的把资金的价格压低，把资源税费的价格压低的方式来给予保护补贴。

　　现在我们是一个人均收入超过75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我们的比较优势变化，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大部分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在这种状况之下，过去对它的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是锦上添花。造成的结果是，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也造就了很多寻租、很多腐败的情形，所以我们就应该坚决的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这种政策思路，把剩余的这种扭曲消除掉。

　　在金融上面，一方面，就是利率应该放开，但同时很重要的，也要去补我们的金融结构与大银行跟股票市场为主的这种金融机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生产活动还是在农户以及微型、小型、中型企业，他们是资金需求规模相对少的，比较能够给他们提供金融服务的应该是小型的金融机构，包括地方性的这种中小银行。所以我想，对金融改革，一方面是价格改革，二方面是结构改革，另外，资源税费，应该把资源税费调到合理的跟国际来讲比较相当的水平。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最后一个问题，您是经济学家，也是教育家，从世行回来之后您马上承诺回到北大教书，其实这两个身份之间您更加喜欢哪个？

　　林毅夫：首先来讲，是北大的教授吧，应该教书育人是我的本分，但我们教书育人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一群了解中国，能够推动中国进步的这样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年轻的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

　　然后你如果真的要帮助他们认识这个社会经济现象，自己就必须深入了解社会经济现象，我所在的行业是经济，所以我当然对经济学、对现象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自己要深入了解，并且形成一个新的理论，将来我自己可以比较好的认识世界，也可以帮助学生认识世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