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相龙已招了 王岐山握高管“生死簿”

　　继被媒体在中共十八大前后揭开妻子和女婿车峰“闷声发大财”后，曾经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近三年时间里持续受到舆论围攻。在车峰被正式调查之际，戴相龙本人也已然形势危殆。不出意外，戴相龙的落马将引发早已因反腐而暗潮汹涌的中国金融圈巨震。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戴相龙在2015年3月到中纪委自首，同时举报50多位境内外金融界高层人士。这无异于使纪检机关掌握了金融高管的“生死簿”。然而，此消息尚未获得更多证实。鉴于目前金融界渐次揭开的腐败形势，戴相龙的嫌疑和与其他高管的幕后关系已经隐然建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有曾任民生银行行长的董文标和现任中国平安保险董事长的马明哲等人，甚至温家宝家属或许也可能会被牵涉其中。

　　戴相龙供出50多名高管？

　　有关戴相龙的负面新闻最初见于《纽约时报》对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家族财富的系列报道之中。据其文章所述，戴相龙主要有三个疑点：一是他所监管的平安保险在2000年前后意外度过“拆分”危机，二是他的妻子柯用珍和和女婿车峰与平安集团的“非正常”利益关系，三是平安保险与戴相龙亲属利益在此后呈现异乎寻常的发展形势。与对温家宝的报道情况类似，这些外在迹象并无直接证据说明戴相龙是否有过滥用职权、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但与温家宝情况不同的是，戴相龙当前所处形势更加危急，这主要源于其女婿车峰的被调查。

　　2015年4月初有消息称，中纪委在调查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及郭文贵时，发现了车峰的线索。马建案件复杂，有可能涉及间谍和泄密行为，因此车峰的具体案情也可能涉及多项犯罪甚至是泄密。大陆财新网在2015年3月末起底马建和郭文贵时，已经将车峰推到前台，这意味着案件调查已经延伸到车峰和戴相龙。在此情况下，媒体所传戴相龙在此前后前往中纪委自首认罪就更具可信度。

　　媒体透露称，中纪委、中组部在3月初已约见戴相龙，要他“反思、交代”，而戴相龙则当场痛哭。8月下旬，戴相龙带着交代书向中纪委自首，同时揭发50多名金融界高层人士的腐败行为。报道进一步指称，遭举报的金融高层已列入首批调查名单，其中14人为前国有银行行长、副行长、境外国企董事长等要员，目前已陆续被中纪委、银监委及中组部召见。虽然这些消息仍停留在坊间传言阶段，但种种迹象显示，戴相龙已经成笼中困兽。首先，有关戴相龙的负面消息十分翔实，而且已经持续两年有余，避无可避；其次，当车峰事发后，以其与戴相龙之间的亲属关系，剑锋指向戴相龙的可能性非常高；另外，中纪委自2015年起在金融反腐领域的反腐已经势如破竹，如若涉及戴相龙，也不过是再下一城。对于戴相龙自首认罪甚至当场痛苦的表现，虽然难获证实，其实也是中共体制内的一种常见现象。

　　据新华社报道，十八大以来至2014年9月，已有40余名金融机构负责人被查或被批捕，涉及银行、券商、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2014年3月，中央纪委启动新一轮机构调整，纪检监察室数量增至12个，其中第四监察室负责联系金融口单位，此举显然将加速金融反腐工作的推进。普遍认为，2015年将成为国企金融反腐年，其标志性事件是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被调查，近期落马的则是北京能源集团原董事长陆海军。不过，这些国企金融高管大多只游刃于经济领域，而与党务和政治无关。或许这也是金融反腐不太受舆论关注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则在于金融领域十分敏感，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运行。为免不必要的麻烦，要更为慎重和低调。这两点也是在处理戴相龙时需要考虑到重要方面。

　　戴相龙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中国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天津市市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还是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十六届和十七届中央委员。如果戴相龙落马的话，势将成为中国金融界一只当之无愧的“大老虎”。其对金融界的造成的冲击或将不亚于周永康的落马对四川、中石油等领域造成影响。

　　董文标马明哲处境不妙

　　戴相龙的妻子柯用珍曾在2007年至2010年间担任海通证券监事会主席。而戴相龙女婿车峰则创办了两家公司，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同车峰的亲戚和业务伙伴相关的公司。这些公司之间相互兑换、联结，并在与平安的交易过程中取得丰厚利润。

　　据悉，车峰曾成立一家名为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曾设法通过民生银行宁波支行贷款6个亿（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当时民生银行行长是董文标。董文标1991年至1993年在交通银行任职，和此间担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的戴相龙有工作交集，并在戴相龙1993年7月离开交通银行前半年调入交通银行总行。随后又出任海通证券的第一任董事长。2014年8月，董文标向民生银行董事会提交辞职函。车峰与戴相龙被查后，目前未知早已传言不断的董文标是否也将步其后尘。

　　此外，处于风口浪尖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马明哲也处境不妙。马明哲还是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纽约时报》在报道戴相龙的文章中说，在监管机构决定豁免平安之前，平安的高管及投行股东曾对包括戴相龙在内的监管者大力游说，其中就包括马明哲。后来，他曾给戴相龙写信请求戴批准平安于1998年在海外上市，并强调“如此庞大的资金，在国内筹集将相当困难”。曾担任平安驻北京代表处主任的李春彦表示，他曾安排马明哲与戴相龙的亲属包括他的女婿车峰见面。

　　调查戴相龙就会牵扯到平安保险。虽然没有证据显示戴相龙本人与平安存在直接关系，也无证据显示戴相龙家属与温家宝家属、与温家宝本人存在任何直接关系，但《纽约时报》将戴与温家属的类似而一致的动作放在一起来讲，似乎在二者之间搭建了一种“非正常”关系。也就是说，由对周永康下属马建案的调查所引发的对戴相龙的调查，又将可能牵扯到温家宝的家属。

　　当然，同样需要重视的还有戴相龙被调查后有可能供出的一大批“红顶商人”。如果戴相龙自1999年担任中国央行之初就已经开始涉及一些违法违纪行为，那么以他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所接触的范围和深度，所牵连的人物之多、关系之复杂、对中国金融影响之深远，都将令外界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