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是否回国？哥哥披露北京谈判细节

　　近来，缅甸“民主女神”昂山素季成为习近平的座上宾，引发了外界对达赖喇嘛是否回国的遐想。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共与达赖喇嘛双方进行了9轮谈判，但最终因为分歧严重而分道扬镳。2014年多维新闻等曾披露达赖喇嘛与中共方面进行了秘密的“私下接触”，但双方和谈再度陷入僵局，在达赖喇嘛回国安排以及藏区自治等核心问题上再度陷入死胡同。

　　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今年4月份出书详细披露了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共的交往历程，他谈到自己四次访问北京会见邓小平、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情形。通过嘉乐顿珠的描述可以看出，西藏曾经有过与北京和解的机会，达赖甚至也曾收到访问北京的邀请，然而流亡西藏的幼稚和无能最终葬送了一切。

　　嘉乐顿珠在书中认为，藏人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理解中国的心态，不要只期待明天会更好，更好的明天将永远不会到来。如果不考虑对方（中方）只顾着用自己的方式做事，将始终会卷入不必要的麻烦。嘉乐顿珠这本书有一位联合作者，即《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英文版的助编石文安（Anne F. Thurston），所以外界对内容的矛盾性与可靠性评价不一。嘉乐顿珠被普遍认为获得了达赖喇嘛的高度信赖，这本书的出版相当程度上释放了达赖喇嘛希望同北京方面展开进一步对话的意愿。以下为书中部分内容摘编，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本平台不对内容持有立场。

达赖的哥哥表示，藏人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理解中国的心态

　　首访北京：除了独立一切可谈

　　在长达二十年的相互隔绝以后，北京与流亡藏人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嘉乐顿珠与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代表之间。为了了解内地情况，嘉乐顿珠在离开印度后选择定居香港。1979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长李菊生给嘉乐顿珠捎来口信，刚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邀请嘉乐顿珠到北京面谈。

　　嘉乐顿珠在征求过达赖的意见后应邀前往北京，李菊生陪同了他整个行程。其时正值中越自卫反击战期间，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广西亲自督战指挥，在北京负责接待他的是时任中国统战部长乌兰夫。“乌兰夫用一场宴席欢迎了我，并发表演说表示他对我能够回到中国感到十分高兴。谈话完全不涉及政治，只是礼节性的有关流亡印度的西藏人情况的讨论。”

　　身为蒙古族的乌兰夫给了嘉乐顿珠很强的亲切感。“乌兰夫是个理性的人，他从未试图否认或掩盖过去，他对中国在西藏犯下的错误直言不讳，并且对我们的困境感到同情……他自己是蒙古人，并且文革期间刚刚在监狱里度过了七年时间。”嘉乐顿珠特别指出，乌兰夫将过去的错误归为“历史造成的”，认为这是满清对外扩张导致的历史问题，这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将西藏问题归为西方帝国主义者和腐败的贵族阶层的阴谋极为不同。这种差异奠定了嘉乐顿珠对北京政府的最初信任。

　　在等待邓小平返京的几个月里，嘉乐顿珠获得允许，造访了中国多个省份，并且拜会了当时刚刚脱离监狱、自由仍然受限的十世班禅。这些见闻后来也成为嘉乐顿珠与邓小平会谈时打开局面的话题。谈及文革、西藏和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邓小平很高兴嘉乐顿珠对中国现况的了解，但“他劝我不要向后看，他说，陷在过往里毫无用处，发生了的事已经发生了，现在重要的事是思考如何向前”。邓小平向嘉乐顿珠说，他了解西藏人民在过去忍受了很多苦难，“但中国人同样如此”。邓小平甚至用自己以及陪同在侧的乌兰夫文革中的遭遇作为例子，来争取嘉乐顿珠的理解。

　　会上嘉乐顿珠以个人身份向邓小平提出了三个要求：开放西藏边境允许流亡藏人返回探亲；北京政府善待班禅；允许西藏流亡政府在北京开设办事处；以及允许西藏流亡政府向西藏派出一些藏语教师，为年轻藏人教授藏语。邓小平同意了所有要求，甚至提出嘉乐顿珠所设想的每年二三十人的规模太小，藏语教师规模应在每年千人左右。

　　而邓小平邀请嘉乐顿珠的目的是明确的，他希望能让达赖喇嘛返回中国，也欢迎所有跟随达赖喇嘛一起逃亡的西藏官员和普通人返回中国。“他说，西藏从中国完全独立出去这件事是不可谈判的，未来也不会有领导人敢于接受有关一个完全独立的西藏的谈判。”但是，“除了独立，一切都可以商量。”

　　再访北京：胡耀邦的承诺

　　嘉乐顿珠与邓小平的会见开启了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和西藏之间关系的新篇章，而后，先后三个流亡藏人代表团在北京支持下返回了西藏。但是，在嘉乐顿珠看来，西藏人对这三个代表团的出乎意料的热烈反应吓坏了北京。“西藏人对代表团的反应是一种情绪的集中喷发，混合了因代表达赖喇嘛的人前来看望他们而生的喜悦，和思及过去二十年里所遭遇的悲剧而起的伤痛。代表团所到之处，遇到的是成群结队而来的痛哭的藏人。”不仅如此，还有大量西藏人借握手和身体接触的机会偷偷传纸条给代表团。这一切令北京震惊，也给双方关系增加了一重变数。“每一次代表团成功进藏，中国和西藏的关系都会再度紧张。”北京临时中断了第二个代表团的访问，并且不再允许第三个代表团自由接触普通西藏人。计划中应在1980年8月启程的第四个代表团行程被推迟到1982年4月，而最终他们甚至没能离开北京。

　　1981年，嘉乐顿珠对北京的第二次访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这一次接见他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一年前访问过西藏的胡耀邦激烈指责驻藏官员浪费了数百万人民币的中央政府拨款，这笔钱原本应当用于改善西藏人生活，然而最终却“等于扔进河里”。胡耀邦支持西藏的真正自治——自己为自己作决定的权利。

　　胡耀邦在与嘉乐顿珠的会见中比邓小平表现得更为包容。对于嘉乐顿珠“重新将安多（青海的一部分）和康巴（四川一部分）整合进单一的西藏行政机构管辖”的提议，他未加反驳，而只是表示可以容后再议，而他所提出的，达赖回归西藏的五个条件则在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引发了激烈讨论。这五个条件提出：首先，中国政府希望达赖回归中国；其次，如果达赖回归，中国政府希望了解他的回归路线以派出代表团接待；第三，一旦回归，达赖将恢复其原有的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的职务；第四，如果达赖接受副主席职务，中国政府建议他长居北京，但可定期访问西藏；第五，中国政府同样欢迎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和普通藏人回归中国。

　　西藏流亡政府就其中第四条深感疑虑，而嘉乐顿珠建议为免藏人再次怀疑北京想要将达赖扣为人质，不应将第四点公诸于世，这可能给双方关系造成不必要的紧张。然而，随后北京政治局势的改变让胡耀邦提出的五点落了空，而随后北京开始限制流亡藏人进入西藏的人数，邓小平曾经许下的承诺也从未实现。回忆往事，嘉乐顿珠在反思自己或许应当要求第二次面见邓小平而不是胡耀邦的同时，也已经感到，“在我与邓小平的会面之后曾经开启给西藏的大门，开始逐渐关闭了。”

　　三访北京：阴影中的希望

　　1983年，嘉乐顿珠厌倦了周旋于几方之间的信使角色，决定辞去所有职务。他走后，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在1983-1986年之间与北京开展了多次谈判。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986年，北京终于宣布失去耐心，认为与他们的谈判毫无用处，而此时的藏人代表甚至还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嘉乐顿珠因此而被认为是与北京重启谈判的最好人选。在嘉乐顿珠向北京提出带两个西藏流亡政府成员一起重返北京的请求的时候，北京只允许了嘉乐顿珠和他的家人的访问。因此，1987年9月嘉乐顿珠最终一个人造访了北京，接待他的是新任统战部长阎明复。

　　这次访问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深刻阴影。在嘉乐顿珠前往北京之际，西藏刚刚爆发了1959年以后最大的动乱，在他前往北京的同一时间，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提出了他的“五点和平建议”，几天后，拉萨哲蚌寺僧人打出西藏旗帜并试图占领西藏政府办公室，多人因此被捕。嘉乐顿珠恰于当天抵达北京。10月1日，西藏爆发大规模抗议，北京因此激烈指责西藏流亡政府在西藏煽动动乱。

　　嘉乐顿珠坚持西藏流亡政府对此毫不知情，并且怀疑有外国势力介入其中，目的正是破坏中国与西藏的谈判。经过沟通，这场危机终究慢慢平息下来，阎明复也代表北京中央政府同意了继续谈判。1988年6月15日，达赖在斯特拉斯堡再次发表演讲，表示希望与中国尽早谈判。嘉乐顿珠多次往返于北京和达兰萨拉之间，至1988年底，中国政府正式同意重启谈判。

　　在嘉乐顿珠看来，这次艰难争取来的谈判机会本应是双方增进关系、尽快解决问题的一次绝好契机，然而印度情报部门的蓄意破坏加上西藏流亡政府的无能葬送了一切。印度情报部门唆使西藏流亡政府在没有与北京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发表了有关会见时间地点的双边声明，这一愚蠢行为直接导致了谈判的流产。

　　双边关系的彻底破裂

　　邓小平并未就此断绝问题解决的可能性，“班禅逝世以后，邓小平希望由达赖喇嘛本人来主持班禅的葬礼。这意味着达赖将来到北京，并且获得与中国关键宗教和政府官员面谈的机会……阎明复安排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发出了这一邀请……而我同样认为这次葬礼将会是达赖喇嘛面见中国领导人的一次好机会——不是为谈判而来，也不是任何正式讨论，而仅仅是为了主持葬礼，并与中国领导人重建私人联系。这些会面将会是建立信任的一次机会。”

　　然而，这一次机会也被浪费掉了，所有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西藏流亡政府担心达赖会被北京扣押。西藏噶厦劝说达赖不要前往北京，而达赖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中国人对此很不高兴，事实上，他们相当愤怒。邓小平的意愿是真诚的，他希望达赖到北京来，建立一点信任，为未来更加严肃和实际的讨论铺一铺路。而我，也同样相当失望。”

　　1989年，当“六四”学潮爆发，而达赖不顾嘉乐顿珠的反对，执意发表了支持学潮的公开演讲——甚至还在美国发表了两年内中国政府必将崩溃的言论以后，双方谈判的可能彻底消泯。“中国人再也没有提出谈判的问题，我们也一样。”

　　1990年，嘉乐顿珠曾会见过当时接任统战部部长的习仲勋，希望能够回到西藏。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但他的行程以及行动同时也受到了严密的管控。

　　而1994年的班禅转世事件成了双方关系彻底破裂的转折点。当时，西藏宗教代表在北京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寻找班禅的转世十一世班禅，负责相关事务的恰扎仁波切致信达赖，希望他为此提供帮助。起初一切都很顺利，然而在恰扎仁波切将最终的班禅人选告知达赖，希望获得他的认可之际，西藏流亡政府却选择了抢先——抢在北京之前——宣布班禅人选。嘉乐顿珠未能阻止达赖，只来得及赶在达赖公布声明前私下通知了北京。然而一切都晚了，达赖强行干预此事的结果是被他认定为转世班禅的六岁男孩从此不知所踪，北京宣布另一位候选人为转世班禅，而曾与达赖通信、更将人选告知达赖的恰扎仁波切则以分裂国家罪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入狱六年。北京与达赖的关系从此恶化到了极致，“北京对达赖喇嘛的攻击持续了一个月，直到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说从而转移了北京的注意力为止”。

　　在回忆这一切时，嘉乐顿珠说：“谁应该对这种局面负责呢？我认为是我们犯下了错误……我们制造了不必要的冲突和敌意。我认为我们西藏人需要更努力地去理解中国人的心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总是有麻烦……无论何时我们在谈论我们的看法的时候，都需要想一想中国可能的反应。不考虑另一方，我们就总是把自己陷入没有必要的麻烦。最终，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可能会毁掉他们，可是我们也同样会毁掉我们自己。”　　(霍娜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