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港媒披露了周永康与薄熙来建立政治同盟一事后，两人如何“大干一场”一直是外界想要窥探的红墙内幕。然而，周永康被审判处以无期徒刑后，外界注意到此前中共官方提到的“非组织政治活动”并未在判决书中提及。有传闻称，周永康在判决后接受了党媒记者的内部采访，从周永康本人陈述的内容看，似亲口承认自己参与政变谋乱的“非组织政治活动”。有分析认为，对于周永康参与“非组织政治活动”一事，中共或许会“从轻发落”，即低调处理此事。
外界消息：周永康接受党媒采访
周永康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共三罪加身，官方通报称，“周永康因犯下受贿、滥用职权和泄密三条罪名，已经在5月22日在天津秘密审判，6月11日正式宣布被判处无期徒刑，周永康当庭宣布不再上诉，央视播放了周永康的这段认罪表态。”通报全篇并未涉猎早前提及的策划参与“非组织政治活动”等相关信息。日前，有传闻称，天津市中级法院对周永康案宣判结束后，中共党媒经特许采访了周永康约一小时二十分钟。
上述真实性有待考证的消息指出，周永康基本上有问必答，除了承认自己腐败、堕落、滥权、越权外，还自陈：“在行将退休期间，更是为所欲为、无视党纪国法。” 有外界评论称，周永康在供述自己腐败滥权的基础上，特别承认在“行将退休期间”为所欲为，疑似亲口承认自己参与政变谋乱的“非组织政治活动”。
另据此前法广报道，官方通报虽未提及“政变”，但中共在通报翌日就通过党务系统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周永康违法犯罪案及教训的通报》对相关内容予以了通报，目前这份文件已经传达到了县处级。报道称，根据各地官方的表态，至少湖北省、云南省、甘肃省、中国气象局等部门均召开了类似的学习会。有列席学习的内部人士透露，除了公开报道披露的周永康的三条罪名的细节外，还官方通报还指周永康策划参与“非组织”政治活动；个人野心膨胀，谋求改变党组织决议；并且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等等。
“政变”或遭低调处理
事实上，从大的角度来分，对落马官员的处理需要走两个阶段：党内处理和司法程序。根据十八大之后，中纪委多次强调的政治纪律和党内法规的说法，而周永康涉及的这些问题，均属于党纪问题，在司法审判中未提及“非组织政治活动”实属正常。
所谓“非组织活动”，是针对共产党员和干部违背党的组织纪律而从事的有组织性质的活动，通常表现为通过拉帮结伙、立小山头等，违反党组织的正式程序，干扰、破坏或影响党的决定、决议和人事任免。如周永康落马前，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有过工作交集的“身边人”，如李春城、郭永祥以及蒋洁敏等人也都纷纷“倒下”。但以进行“非组织活动”而受到党纪明确处分的实际上只有“反党集团”，而历史上判为“反党集团”的，大多数并不靠谱，最为严重地一次当属“四人帮”，而目前来看，重现历史大案的可能性极低。
此前有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海外媒体均指，周永康传言与薄熙来、令计划等组成朋党，互为奥援，更有说其策划所谓“政变”，试图推翻目前的接班格局的说法。此番党内通报指其策划参与“非组织”政治活动，个人野心膨胀，则几乎是向全党中高层正式证实了这一传言。报道称，当然，处于维护党的声誉和团结的考虑，这一结论至少在目前并未向基层党员和党组织披露。也即是说，因长期上下级工作关系而形成的“非组织活动”，一般表现为“山头主义”，这类活动具有相当的隐蔽性，界限也不十分清晰。
同时，在中共公布对周永康开除党籍的决定中指出，其涉嫌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罪。当时，凤凰周刊透露了周永康卖国的相关内幕的文章称，“罪状”所指“泄密”细节，可能包括周永康未经组织批准将十八大人事机密告知朋党，并据此另行布局自己的人事安排。此外，还可能包括向身边人泄露经济机密以谋取巨额利益。
更耸动的消息还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称，西方外交界人士透露，“周永康经常与外国情报机关首脑见面，不过这样的会晤从来不公开宣布。这些会谈的话题包括中国在反恐战争中的合作、交换在阿富汗的流亡维吾尔激进人士情报、朝鲜核计划和伊朗原子能研究等”。报道还认为，周永康泄露的党和国家机密都是西方外交界人士很热衷知道的内容。当时便有分析猜测，党内高级干部从事“非组织政治活动”，再结合“涉密罪”，对于这个帮派的政治定性，恐怕不是“反党集团”所能概括。一旦进入审判，周永康或许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然而，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周永康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具体描述为“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但未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 由此来看，“颠覆国家政权罪”难以成立，对于周永康参与“非组织政治活动”一事，中共或许会“从轻发落”，即冷处理。 (孟川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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