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议临近 3只“大老虎”虎视眈眈

　　“一曲笙箫满月，一道政商红圈，残花剪白浪，大雨落幽燕，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谁的人间？”中共每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即将揭开帷幕，虽然它只是一个务虚会，但是它所承载的议题却一点也不“虚”。

　　回顾去年，周永康被立案的消息使得外界对北戴河会议有了别样的期待，如今，随着周案的落定，仿佛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然而隐藏在“平静”的外衣下，俨然有着另一幅暗潮涌动的景象，这一方面源自于长期挥之不去的传闻流言不断地震动着中南海上空；另一方面，鉴于中共反腐的大背景之下，“刑不上常委”、“副国级”等曾一度被视为“硬性的规则”逐一被打破，从而不断引发外界的联想。

　　不过，正当外界现在还在预测中共会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讨论何样的议题时，摆在众人面前的，且长期受到舆论传闻拷打的三位与政治相关的人物，亦成为关注的焦点，那些充斥在坊间及报端的诸多消息，将这些复杂的政商关系、权力寻租腐败网，谱写成了一道玄之又悬的“案件”。假设，将这“悬案”推至北戴河，那么，一旦坐实，则意味着政坛将迎来中共建政以来反腐工作中的巨大震动。

　　“断头新闻”——戴相龙案

　　2015年4月8日，有关于中共前央行行长戴相龙接受调查的消息从天而降，引爆中国境外舆论场。消息也引发了一场中国大陆网络论坛上的舆情泛滥，多家陆媒引述报道，但是没过多久报道又随即遭屏蔽删除，而官方亦未对此进行响应。回看这一起“案件”之所以引发舆论的持续发酵，无非是其背后所“牵连”到的中共官员，他们在中共政坛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有些曾是中共前高层领导人，有些则是商业圈内的富贾，就凭借这两点足以吊起外界的胃口。

　　戴相龙——中共前央行行长、天津市市长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董事会理事长，冠在他头上一系列的光辉的头衔，使得戴相龙被调查的消息不得不引起外界强烈关注。稍早前，有港媒曾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中共中纪委在调查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时，发现戴相龙亲属牵涉案件的线索，报道还说，目前戴相龙还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然而，细梳新闻报道则发现，在今年3月份，因马建的落马从而牵扯出他与商人郭文贵勾结之事。大陆的财新网、财经网媒体或明或暗地披露了郭文贵形成的所谓“盘古会”组织，指他“以扳倒刘志华（2006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夺回盘古大观为开端，以马建为代表的国家强力部门少数腐败官员结成同盟，裹挟公权力为其所用，上演了多场公然的围猎”。在这其中，郭文贵在香港有上市公司——数字王国集团有限公司，到2013年底，郭文贵持有8.4亿股，公司股东还包括戴相龙的女婿车峰。

　　于是，一场风起云涌的舆论喧嚣也随着车峰的被查，戴相龙彻底成为媒体们口中的猎物。曾被外界戏称为“降息行长”的他，在2002年12月，也就是朱镕基“内阁”任期仅剩3个月时，空降天津。主政天津5年期间，戴相龙力推改革，推动天津滨海新区建设。直到2008年，戴相龙出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书记，在其运作之下，全国社保基金已成为中国国内最大的专业私募股权投资机构。2013年的“两会”后，前财长谢旭人接替理事长职务，而戴相龙留任党组书记。

　　2014年1月份，年届70高龄的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宣布正式退休。或许正是因为戴相龙卸任社保基金理事长前，2013年元旦，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报道《戴相龙亲属借平安获利》，该报道正是以车峰等戴相龙的亲属参与持股平安保险而引发关注。当然，报道也声称，“没有迹象表明戴相龙知晓自己亲属的行为，也有迹象表明交易当中存在任何违法行为”。当时对《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或许这从侧面影射出戴相龙亲属的投资行为及财富，已经从政治精英家族延申到了一些监管者的家族，这些监管者掌握着中国商业和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权力。

　　诚然，这篇报道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多少风浪，因为那时候外界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以及温家宝财产案中，到最后有关于戴相龙的传言也不了了之。而今，戴相龙再度被媒体提及，被民众所谈资，和早前的传闻不无关系。

　　可是，中共当局至今都未对此“案”作任何回应。时至北戴河会议临近，“戴相龙案”是否会成为会上议题，外界也无从知晓，但有评论认为，倘若金融发生腐败，想必其黑幕以及个中隐秘细节难以预知。在此形势之下，传闻“出事”多年的戴相龙再度陷入漩涡中心，他在车峰案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为何当局三番四次的删稿又意味着什么？至今无人能回答这些疑问，与此相比的“郭伯雄案”亦是如此。

　　“射天狼”——郭伯雄案

　　近期，外界颇为关注的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低调赴往陕西调研，一方面主要是北戴河会议临近；另一方面是祖籍陕西并在兰州军区起家，被称为“西北狼”的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不利消息频传。为此，有评论认为，此次王岐山神秘现身陕西或与“郭伯权案”有关。

　　其实，在舆论场上有关郭伯雄落马的传闻不绝于耳，特别是在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落马之后，其落马的传闻更是疯传一时。曾有港媒报道称，在徐才厚病逝前的受审过程中，将郭伯雄和盘托出，使中共中央高层决定对郭伯雄进行处理。被外界解读的中共打虎惯用的“剪裙边”式的围剿中看到，中共军方公布兰州军区联勤部原政委邓瑞华被查，还有兰州军区联勤部原部长占国桥也因“违纪”被查，使郭伯雄深陷传闻中。

　　此外，今年年初，郭伯雄之子郭振刚的落马似乎也从侧面拉响郭伯雄被调查的警报，有观察者指出，郭正钢被查，显示郭伯雄出了问题，所谓的“子不教，父之过”，分析称，不排除郭和徐一样，也牵涉到受贿和卖官等问题。

　　时间往后，直到郭的胞弟郭伯权主政的陕西民政厅“出事”，外界认为郭伯雄的落马已然成为“事实”。而且，有港媒报道，解放军七大军区的高层在今年4月9日受命赴京参加思想教育课，课上的一份内部档称，中央军委和解放军纪检部门已经决定调查郭伯雄及其家族。

　　并且，在当天兰州军区政委刘雷中将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不能严格规管将领，就会给解放军带来无尽的灾难。该访问刊出的翌日，《解放军报》就发表评论，反对家族式腐败。

　　再加上近期，王岐山的陕西之行除了榆林当地的官方微博发布相关消息之外，官方的主流媒体并未披露。而这更是加深了外界对于郭案的揣测。因此，关于现在涌现出“郭案已定案”的结论，使外界更是抱着热切的心情，希望当局能将案件能公之于众。

　　诚然，这些似乎被舆论定调的案件，是否会推至北戴河会议上，成为大众期盼的结果。抑或是始终成为一则挥散不去的传闻，诸如现今仍被外界谈论的“庆亲王”一样，其文究竟是暗藏深意？还只是单纯的一片谈论官员腐败现象的文章？

　　“庆亲王”？——曾庆红案

　　今年春节前后，中纪委官网接连刊发了两篇文章，标题如下：《腐败没有“铁帽子王”反腐败绝不封顶设限》、《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两篇文章一经发出，随即引发外界频繁解读，有分析人士认为，文章中包含了相当明确的信息，指向曾庆红，因为二人的名号中都有“庆”字。一时间，分析类的文章喷涌而出，更有甚者甚至列举了四大相似之处证明“庆亲王”就是曾庆红。比如，与“一把手”关系密切，像是在文章中提到了庆亲王跟慈禧有着非比寻常的密切关系，从而暗指曾庆红与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关系非同寻常。

　　再者，关于曾庆红家族的腐败传闻也早已成为新闻报端的“常客”。数年前，有媒体报道称，价值700多亿的山东鲁能集团被曾庆红儿子曾伟以30多亿的超低价格囊入袋中；其侄女曾宝宝名下公司涉周永康一闻被媒体起底；还有曾夫人的侄女、广州市委书记王晓玲被实名举报涉股市内幕交易等等，这些传闻都是对曾庆红不利的信号。

　　也正如前文戴相龙案所叙述的那般，在今年3月底，当大陆多家媒体曝光了郭文贵与马建勾结的内幕同时，亦有分析指出，郭文贵的背后涉及到曾庆红；再随着戴相龙的女婿车峰被调查，而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与之关系密切也被媒体披露，至此有观察者认为，不排除其中还会再出现其他内幕的可能。

　　与此同时，有海外媒体也相继披露了，曾伟的妻子蒋梅与大陆某房地产老板在深圳、珠海、大连等地搞非法集资活动，并且转移赃款超过千亿之多。

　　纵观以上的信息不难看到，外界之所以如此关注“曾庆红案”，不外乎是因为在中共强势反腐下，“政治常委”、“副国级”的官员都已不止一次被击落，那些“上不封顶”、“大老虎”已经是吊起了舆论的胃口，以至于像“曾庆红的命运会如何”的疑问成为外界时刻关注的焦点。

　　此前，6月16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到访在中共历史上有所谓的特定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遵义，有分析认为，习近平选择在此时间点去往遵义，用意或许是在于即将举行的北戴河会议。自2001年以来，中共高层包括退休元老，每年夏季（一般在7月到8月之间）都会在离北京不远的秦皇岛北戴河进行所谓的“避暑休假”，其实是中共高层将就当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内部的重大问题作“非正式磋商”。

　　最后，时至今日，当省部级以上的“老虎”久未落马，以上被关注的三位人物自然而然成为舆论的焦点，来自北京的政经观察人士认为，现在，中共反腐工作依然循序渐进，但新的大案是否已经全面铺展而来外界尚不得知，能确定的是当局的反腐“打虎”已到了新的高度，这被称为“三大悬案”是否会成为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中的议题，我们还需要时间的证明.　(潘安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