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严，作为中共外逃官员级别最高的官员，13年前他的神秘失踪在当时造成舆论巨大震动；13年后，中共反腐势如破竹，而高严又再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是巧合，还是别有深意？在国内贪官每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时，那些曾经逃亡国外的贪官真的可以如他们所想的高枕无忧吗？
高严是谁？
近日，高严，这个名字频频刷屏国内外媒体，而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外逃十三年”、“中共第一贪”在博取读者眼球的同时，也让大众不禁猜测：高严，到底何许人也？
高严，曾任吉林省省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2002年因贪污被党内调查，当年9月外逃澳大利亚，2003年11月26日，高严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作为中共外逃职位最高的官员，高严一直是中共追捕的重点对象。据西媒报道，今年三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中国将加大努力让他从澳洲回来，并将要求澳洲援助”
其实，中共一直对这位外逃级别最高的官员“十分关注”，曾经更是在杭州公安局官网上发布悬赏金为20万元的高严通缉令。但是由于中国和澳大利亚没有引渡条约，加上澳本身强大的法律体系的限制，中共多年无法对高严进行实地追捕。对此，中共在今年展开的“猎狐行动”中，特别将澳国作为焦点，并积极和澳当局在反腐这一事宜上谋求合作。而澳洲联邦警察局发言人也声称，“澳洲和中国已经开发了一种高效的执法关系，包括在刑事领域的警方互助。这合作是基于澳洲法律的”。中澳两国的积极互动，使得高严早日落网出现曙光。
中共追捕外逃贪官
北京时间2015年4月，中纪委官网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通缉对象为有关国家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中方通过国际刑警等渠道提请有关国家执法机构加强合作，协助将有关嫌疑人缉拿归案，并表示“这次公布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今后对于涉嫌犯罪的外逃人员，依然要发现一起、通缉一起”，显示出中共严惩在逃贪官的决心。
自中共十八大，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层上台以后，对党政官员贪污腐败的打击达到空前的力度，伴随着包括多个省部级乃至副国级的众多官员落马，显示当局严惩贪腐决心的同时，更是让那些“暂时还没出事儿”的贪官惶惶不可终日。所谓“狡兔三窟”，贪官自把手伸向金钱的那一刻起，他们不可能不清楚自己“会出事儿”，所以很多贪官不得不为自己想好退路，而其中“外逃出国”对于他们来说便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有陆媒指出，“根据2011年5月23日在京召开的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联席会议披露，2000年底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伴随着外逃贪官激增的另一现象便是资金的大量外流，中国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此外，“贪官外逃”对中共而言不仅是经济的损失，更是对其一直塑造的“大国地位”的冲击。分析这三方面因素，中共对“贪官外逃”现象的惩治应绝不会逊色于国内反腐。
当局面临难题
据中共官媒报道，“对于外逃贪官的去向，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靠前的几个藏匿地点，这些地区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腐败子女村’”而分析认为，之所以这三个国家成为中国贪官的“伊甸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与以上三国没有引渡条约，加之三国自身强大的法律体系，使得常以“政治避难”为幌子的中国贪官在当地获得很好的保护。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主任黄风表示：与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缺乏引渡条约通常被视为中国在这些国家追逃的一个主要障碍，然而中方仍然可以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特殊要求。
可以说，此次“高严案”的再次浮出水面，正式对中共处理“官员外逃”方面的一次考验。这不仅是对其本身国家机构的高要求，更是其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展开国际合作的考验。如果成功，那么中共以此为突破口，建立一个完善的“跨国追逃”体制；而如果“高严案”又如同十三年前不了了之了，是否会让中国的这些贪官“欢呼胜利”，因为他们的“伊甸园”终于保住了？这对中共是一次考验，而外逃时60岁的高严，现在已经72岁了，上天还会给他多少时间，或者说时间还会给中共当局多少机会呢？ (比邻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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