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当局称为“国妖”的徐才厚出身于大连长兴岛上一个世居于此的平常农家，家族最盛时不过十余户，既无显贵也无巨贾……
此番“八一”祭旗的郭伯雄亦是所谓“泥腿子出身”，“小时候非常穷，靠为村里轧棉花籽油维持生计，一家9口人挤在狭窄的平房内，衣服轮流穿”……
面对如徐才厚、郭伯雄那样“只身一人”摸爬滚打跻身高位，最终殊途同归献身于中共当下反腐风暴的贫寒子弟，人们可以开列出一个无限长的名单。也正由此，对于两人的接踵落马，有声音便将其归结为宿命的必然。在8月3日大陆媒体《从郭伯雄看“穷二代”落马官员的心路历程》看来，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万庆良、刘志军、郭伯雄等窃国蛀虫之所以前仆后继，便是一个个贫家子弟“心理不健康”的必然。且勿论此言论究竟会激起多少所谓“穷二代”的反驳，单以郭、徐二人之历程试解释其中究竟，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必然逻辑？
徐才厚（左）与郭伯雄
以徐才厚为例，在大陆媒体披露的陈年往事中，“无论徐才厚幼时的玩伴，昔日的师长，抑或是同窗好友，无不惊讶于这个看起来温润讷言、谦恭有加，又谨慎低调、好学上进的人，竟会悄然蜕变成国之大蠹、军中危卵。”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农村出来、从未见过所谓“大世面”的徐才厚，在红二代曾聚集的哈军工是如何焦躁不安，彼时的同学称其“徐看上去很腼腆，话不多”，“不是太张扬，他性格上也比较柔和，很内敛，很少看他跟谁瞪眼睛；他从来都老远跟人家打招呼，老远就笑呵呵走过来”，让人很难与其之后的贪腐、淫乱等形象关联起来。
甚至，在哈军工时，徐才厚被赞“吃苦在前，开荒、种田、救火什么活都干”；在入京调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时也“很谨慎小心”，甚至明确拒绝了昔日好友刘苏民赠送的空调，直言“我哪敢啊，主任家都没装空调”；也不让同学到单位去见他，调任济南军区时同样是“比较谨慎的，害怕出事，他胆子还比较小”。
而至于郭伯雄，虽然至今公开的细节还很有限，而且即便是涉及其本人的内容也争议颇多，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郭伯雄也绝非泛泛之辈，否则也难以被傅全有等军队高层选中，执掌军权长达10年之久。在大陆媒体的报道中，郭伯雄学习用功，但是成绩一般，在工厂的一段经历——关于“改粮票”的传言可能是其至今公开的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污点。不过即便如此，1961年19岁的郭伯雄应征入伍，被分配到陆军第19军55师164团8连，从此开启了一段长达52年戎马生涯。
练兵强人一路高升，1980年第19军举行了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综合性军事演习，原19军副政委王兰江在《红色年轮》一书中回忆，起初“凭借着多年参加演习的经验和教训，我感觉到这么大的演习，这么多的建制在一起，哪一个环节弄不好都会出问题，我多少有些担心”，但“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让我们放心不少。他军事业务和责任心都很强，那些天没日没夜，做了大量且高效的工作。这人就是我们的作训处长、后来当了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所以直到入京之前，至少没有公开的资料（当然也可能没有“机会”）收受贿赂。至少在彼时，人们尚无意识将其与之后被认为卖官鬻爵、“一人得道仙及鸡犬”的郭伯雄相联系。
大陆网络媒体刊文说，几名军内相当级别的人士一致评价郭伯雄“平庸”，“郭伯雄是草根出身，他的每一步都走得胆战心惊，当上军队副主席后也谨小慎微、显得平庸。”军队内部改革也极少郭伯雄个人的印记，但唯独在师级以上的人事任命问题上，郭与徐均收了不少钱。
此番要言不烦地梳理两人的仕途历程，是要提醒没有人从一开始便是拥有十恶不赦、贪婪腐化的基因，从踏上仕途那天便注定要“鲜克有终”的。相反，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心理转变的过程，那就是大权在握之后，权力是个人贪欲的放大器。
当然，这并非为二人开脱罪责。本文承认现实，贫寒子弟落马并不在少数，而且这个名单甚至还可以列出更长更长；同时也承认，某些贫困出身者因为困窘的过去一旦得势确乎容易存在补偿心理误入歧途。但这一切毕竟是可能，而非必然。
作恶多端理当领罪，这毫无疑问，也无需辩解。郭徐二人服役五十多年，执掌军队决策权多年，借用中共党史学者辛子陵的话，卖官鬻爵明码标价“将军队糟蹋得不成样子”，罚当其罪，“死有余辜”。但这二人毕竟仅仅个例，反之人们亦可无限开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印证官二代、红二代中的不肖子孙，所以说，因郭徐落马便要推导其贫困出身的“原罪”，以一种质疑的眼光对待与之同样出身者，便需要小心警惕了。
(李宇婷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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