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接到沉默电话 消防员儿子最后的力气

　　侯永芳在零点之前接到了一个电话，屏幕显示是儿子的号码。她对着电话喊了半天，那头始终没人说话，只有一片嘈杂。连呼吸声都听不到。

　　第二天她的世界就塌了。

　　甄宇航当了4年消防兵，每次出警返回，习惯给母亲报个平安。现在，哭成泪人的侯永芳知道，那个沉默的深夜来电，用尽了儿子最后的力气。

　　截至8月21日，这场“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已造成116人遇难、60人失联，其中多数是最早被派去灭火的消防员。国务院专门派出了事故调查组。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表示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侯永芳来说，世界已经炸成了废墟。

　　“航航，妈妈想死你了！”在阴沉的天空下，在殡仪馆的墙角，为儿子点亮生日蜡烛，这位在河北老家摆摊卖袜子、卖腰带为生的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说。

　　伤口

　　从空中俯瞰，爆炸在渤海湾畔的土地上留下了一个巨大水坑，像是流脓的伤口。

　　事发后最早来到伤口边缘的救援部队，见到的是末世般的景象。8月13日凌晨，天津消防保税支队参谋长张大鹏及其战友在爆炸一小时内到这里搜救。他们是第一支进入爆炸核心区的部队。先期派来的队员已下落不明。

　　后来者实际上已无法进入现场。那个堆满了集装箱和压力罐的物流公司消失了。到第8天，才初步统计出那个院落里存放了“约40种”危险化学品，包括约700吨剧毒的氰化钠。

　　公司门口宽阔的跃进路也不见了。在公司东南侧两三百米的位置，救援车辆不得不停下来。炸碎的集装箱铁皮扎坏了很多车胎，只能先清出一条路。

　　他们的身边是一处停车场，大片的新车正在燃烧。据事后清点，被波及烧毁的汽车有3000多辆，使这里成为一处汽车的火葬场。

　　烟雾弥漫、气味刺鼻的现场一直在爆炸。声音不是很大，但每一声都伴随着目测有十几米高的蘑菇云。直到天亮，爆炸声才变得稀疏。不过，随后的几天里，爆炸的声音和冲天的烟柱一直没有真正断绝过。

　　在冲天的火势下，地上被炸坏的消防栓汩汩往外流水——这是大坑积水的一条源流。

　　火势压住之前，真正的搜救很难开展。消防车千辛万苦开到了瑞海公司南侧的吉运一道和跃进路，支起高压水炮，向院内的一处仓库打去。肉眼可见，里面堆放的都是容量为25公斤的铁桶。

　　张大鹏说，头一罐水打进去，铁桶就炸开了，不知里面储存了什么。“我们的战术是引爆。”他说。

　　水炮的最大射程为五六十米。为了防范风险，负责操作泵档的消防员上车操纵一次，就赶紧往外跑。一罐水只能打35秒。“打一次水，炸一次”，如此反复了几十次。

　　刚到达时，这支消防部队就发现了4名消防员，一位已经遇难。等到能进入现场，对他们来说，亲眼目睹的牺牲才刚刚开始。

　　张大鹏介绍，8月13日傍晚6点多钟，他的战友分成灭火和搜救两组。搜救起初沿跃进路由南向北，先从外围搜起。

　　回家

　　这天晚上7点多钟，张大鹏在路边草坪上见到了他的多年战友、天津消防开发支队副支队长王吉良。

　　44岁的王吉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从后面被一个铁架压住。战友们根据衣服和头发认出了他。他是事发当晚的指挥长，也是牺牲者中职务最高的指挥员。他的战斗服与别人不同，且有一点谢顶，这使他不难辨认。

　　所有战士都哭了起来。他们的弟兄，一位老兵，牺牲了。

　　被送到医院时，王吉良的双手紧紧攥着泥土和碎草。同事们痛苦地猜测，爆炸发生时他没有立即牺牲，而是被砸成重伤，经过了痛苦的挣扎。

　　8月12日晚的灾难太过突然。王吉良战斗服的扣子还没系好就出了门。根据推测，他到现场后首先应该走下指挥车，进行现场观察，然后发出号令，遇上了爆炸。

　　出事前不久，当了25年消防兵的王吉良对同事王跃说，再过几个月自己服役期就满了，打算自主择业，感到有点累了。

　　爆炸将这些人或远或近的人生计划炸得粉碎。出事3天前，24岁的战士王琪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叮嘱她把自己的旧衣服和书籍找出来，抽空要捐给贫困地区的小学。

　　他的父亲王义元咬着牙说：“中年丧子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我没有办法。”

　　张大鹏形容自己的心情：“就是死，也得给他背出来，给家属们交代。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叫带弟兄们回家。”

　　很难说闷爆声不断的现场有真正安全的地方。瑞海公司的办公楼只剩下框架和裸露的钢筋，很多“没有车样儿”的消防车停在附近，这也是找到生还者可能性最大的地方。

　　在这座危楼前，张大鹏询问和他在一起的中队长侯超：“进不进？怕不怕？”

　　侯超回答：“怕，我就不来了！”

　　他们决定让战士们先撤出来，自己先进去。两人开玩笑说：“咱俩要是牺牲了，下辈子还做兄弟啊！”

　　一个红帽子和一个黄帽子，走到了这座危楼里。

　　在楼边，他们发现了一位战士的遗体，烧焦了。只能用衣服、用床单裹起来，“不能让他碎”。

　　从一辆烧毁的水罐车里，搜救者找到了两名战士的残骸，保留着爆炸时的姿势。

　　所有的死者或伤者，会被小心翼翼地用担架抬出，交给等候已久的急救车或殡葬车。要么是医院，要么是殡仪馆。生和死只有两辆车的距离。

　　19岁的消防员周倜是一个奇迹。他在事发后30多小时后的清晨被发现，喉咙在动。为免二次伤害，搜救者报告了指挥部，等到急救车到来后才敢行动。

　　周倜当时光着腿，穿着背心、短裤。张大鹏问他是哪个支队的，他以微弱的声音回答“开发的”。生命的回应引起了战友们七嘴八舌的惊叹：“有意识，有意识！”“坚持住兄弟！”“别害怕，别害怕啊！”

　　“别跟他说话了！”有人提醒。

　　从周倜所在的位置到救护车，要走六七百米。这段路格外漫长，抬担架的战士换了两拨。在场的所有10个人都在护送他。他是所有失联者中第一个获救的。直到次日，北京卫戍区防化团又救出了一名50多岁的中年人。这是仅有的令人精神一振的消息了。

　　目送

　　“遗体辨认对我来说是打击最大的。”开发支队防火处监督科副科长张建辉说。

　　他的职责之一，就是随时出发，把战友接回来，或者认出来。他害怕接到殡仪馆的电话。

　　电话使他的心情格外沉重。拉开冷柜那一刻，他不太敢看，害怕真的是战友。“战友这份感情有时候比亲兄弟还要亲。见到之前，总是抱有幻想和希望”。

　　而一旦认出战友，感觉“幻想的肥皂泡”破灭了。

　　辨认消防员遗体的任务是由其战友完成的。一些服役时间较长的战士被抽调做这件事。有些家属会提供儿子的身体特征，比如身上的某颗痣。但是为免刺激家属，并不会直接请他们去辨认。

　　火场中的遇难者往往被烧至毁容，而这一次，有的遗体被现场的水和其他物质所腐蚀，有的出现了浮肿。其中一位被找到时腹部已经胀起。

　　一位战士，遗体的两个部分分别被找到后，送往了两个不同的殡仪馆，最终依靠DNA比对才对上。

　　张建辉说，如果面部无法识别，会根据体型、牙齿等来判断。消防战斗服耐火性好，遗体上残留的纤维或标记，也是辨认的依据。当然，最终还要靠DNA鉴定。

　　先找到的遗体都被送到了距离现场较近的泰达医院，后来有的直接被送到了7个安置点，包括天津市区及周边的殡仪馆。

　　在泰达医院一楼的创伤急救间里，遗体会先得到一些清整。负责这项工作的基本都是从各个殡仪馆赶来的志愿者。怀着对烈士的尊敬，这些志愿者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清洗，比如用湿毛巾擦脸等。“让他们安心干净地走。”张建辉说。

　　除了心理上的安慰，这种清理有其必要性。一些遗体需要“规整”，才能装入太平间的冷柜中。

　　37岁的开发支队特勤五队指导员江泽国的遗体被运回时，殡仪馆工作人员想要立即拉走。两位情绪激动的战士万分舍不得，拦住了殡葬车。协商的结果是，这两位战士一路护送指导员的遗体到了殡仪馆，亲眼看到他到了一个“好的安置地方”才放心。

　　烈士火化时，消防队会举行最隆重的仪式，脱帽敬礼。政府工作人员及各界群众也会赶来送行。

　　告别仪式上，烈士的遗体已经经过“最好的美容师”的化妆。化妆方案由消防支队和家属共同研究决定。

　　很多家属的要求特别简单。21岁的烈士宁子墨的父母只提了一个愿望：孩子生前喜欢手枪，希望能用纸扎两把逼真的手枪和一些子弹给儿子带走。

　　开发支队八大街中队指导员李洪喜的母亲说，如果搜救儿子的过程中会有危险，宁可不要搜救。她对部队领导说，儿子说过，如果在家人和弟兄们之间选择，会选择弟兄。

　　“我们每个战士清醒来之后都会问，第一，火灭了没有？第二，战友都出来了吗？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张建辉说。

　　因此，事故中负伤的消防员出院后，会千方百计请求要去前线，去寻找自己的战友。伤亡惨重的开发支队，陆续迎来了十几位退役的老兵——他们自发在人手较紧的中队站岗执勤，或是到医院陪床。

　　张建辉对记者说，从前有人劝他转业，他或许会考虑。但是现在绝不考虑。“战友们牺牲了，我们要上去，我们不能打退堂鼓”。

　　眼下，睡觉对张建辉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闭上眼，他就会见到那些牺牲的战友，不是死去的模样，而是生前的点滴。他睡觉也不会关灯，“希望有一点光”。

　　江泽国遇难当天，两人还在支队见过面。他们十几年前在武警学院上学时就认识。8月12日下午，见面时张建辉还拿对方的头发开玩笑，说“脑门儿又亮了”。同期的几位老兵几年前就约好要一起吃饭，江泽国要请客，现在，要请客的人永远失约了。

　　就像甄宇航的22岁，永不再来。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消防官兵伤亡最为惨重的事件。”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杜兰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