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在刚刚召开的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围绕“怎么看十四世达赖集团”的问题，指出达赖所谓“中间道路”，实质上就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中央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
今年也恰好是达赖喇嘛80岁生日，达赖集团自然不会放过这难得的机遇大做文章，美国总统高级顾问贾瑞特就曾参加达赖“庆生”活动，引发外交部严正抗议。确实，顶着宗教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两大光环的达赖喇嘛，在特定的国际形势下正好迎合了西方人的需求。他本人也被西方推崇为二十世纪以来少有的伟大人物。
虽然达赖喇嘛还未走入历史，但对几年前已经宣布退休的他来讲，究竟是一位伟大人物，还是一位错误人物甚至是罪恶人物，也可以来盖棺定论了。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面对新的中央政府，达赖喇嘛一共有三次谋取藏人最大利益的历史机遇。第一次是1951年双方签署的《十七条协议》，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应该说，在一个单一制国家，这是以达赖为核心的西藏地方政府所能取得的最优条件。就是今天流亡海外的藏人，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协议最接近达赖喇嘛所主张的“中间道路”。
但1959年，达赖喇嘛却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误判形势，出逃印度。以达赖在西藏社会的历史性影响和作用，中央政府是需要达赖的。就是今天，中央政府之所以仍然要和达赖喇嘛委派的代表谈判，而不是置之不理，也是源于同样的原因。即使达赖喇嘛宣布要废除转世，中央政府仍坚持转世传统，一定要产生新的达赖喇嘛，也同样是因为达赖喇嘛这一宗教角色的不可替代。回到当时的历史，西藏越是动荡，中央政府越是需要达赖喇嘛的支持合作，更需要保证他的安全。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重视和需要可从如下一个细节得到验证：即使达赖喇嘛1959年3月出逃到印度，在4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上，达赖仍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释放的信号是相当明确的：中央政府仍然对他寄予希望，为他的回国提供条件。
达赖喇嘛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在逃亡印度之后单方面宣布废除了《十七条协议》。应该说，达赖出逃，《十七条协议》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中央政府也会废除。但由于达赖率先宣布，废除协议的责任就落到他的身上。更重要的一个后果是，等到多年他逐渐清醒，和中央政府开始重新谈判，也无法重提《十七条协议》。假如是中央政府单方面废除，至少在道义上他还可以作为谈判的筹码。
历史自然不能假设。如果达赖喇嘛1959年不误判形势，而是选择和中央政府一起平息骚乱，不仅不会有当时的人员伤亡以及现在的藏人分裂，以他协助平定骚乱所立下的新功，其地位和作用会更加重要。在《十七条协议》保留的情况下，更有可能避免文革时的破坏。而且既然达赖喇嘛在出逃印度后，可以进行政治改革，放弃农奴制，那么如果他留在国内，也同样可以在中央政府的协助下渐进式地推进西藏社会改革。
达赖喇嘛面对的第二个历史机遇是1978年邓小平的复出。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之所以仍然高度重视达赖，除了伟大政治人物的历史使命感，也有现实的需要。中国对外开放主要是对发达的西方开放，有效解决达赖问题，不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也是对西方开放的需要。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到一周，邓小平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就向达赖喇嘛发出和解信号，欢迎他回来。几个月之后，邓小平更亲自接见达赖喇嘛的代表。那一时期中央政府的立场可以用邓小平的一句话为代表：“除了独立以外，其他什么内容都可以谈”。
然而，可惜的是，达赖喇嘛又一次错过极其宝贵的历史机遇。直到1988年，他才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宣言，提出放弃独立诉求，但同时又开出极高的中央政府难以接受的条件。比如只能少量驻军，而且西藏最终要成为非军事化区，以此解除中央政府驻军的权力。就是外交，也仅限于政治层面，其他如经济、宗教、文化、体育等领域则由西藏地方决定。其要价竟然远远高于当年的《十七条协议》。应该说，世间不管什么问题，如果需要双方谈判解决，归根结底取决于各自的筹码。达赖如此漫天要价，要么是缺乏诚意，要么是缺乏政治常识。
如果说1959年年轻而又缺乏政治经验的达赖喇嘛做出误判还可以理解，但在海外经历二十年跌宕起伏生涯的他仍然再一次重蹈覆辙，就难以原谅了。
不过历史仍然为他保留了机会，1989年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随之而来的冷战结束和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又为他大大增加了和中央政府谈判的筹码。毕竟这个时候，假如他能放弃独立的立场，在中国内部改革遇挫、外部面临封锁的大背景下，还是有可能为他本人以及藏人谋取到最大利益的。
然而，这一次，达赖喇嘛再度误判，或者他相信了西方和那些流亡在外的民运人士的预言，或者他自己就是这样认为的，中国将很快崩溃。为此1991年9月，居然宣布撤销斯特拉斯堡宣言。但是令谁也想不到的是，经历考验的中国却以更迅猛的势头崛起。直到1997年9月，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所谓的“西藏人民议会”才通过达赖喇嘛提出的放弃独立的“中间路线”。回头看这个“中间路线”方案，充斥着过分和虚妄的诉求。比如“大藏区”，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地区，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区，甘肃的三分之二地区，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区，云南的一半，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约占现代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还是那句话，要么缺乏诚意，要么缺乏智慧。
然而，自此以后历史对达赖喇嘛的偏爱也随之结束了。中国的崛起、西方的衰落，加上他本人的褪色，历史就此定格。
以上观之，达赖喇嘛不管在西方多么受欢迎，但他其实称不上是个人物。一个真正的政治人物，要能超越历史，做出前瞻性的决策，并随势而为。反观达赖，却一再错过历史机遇，不仅对他本人，对几百万藏族人民，也带来了不小的损害。顺便说一句，达赖在政治理念上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他对西方多党制民主的批评。1963年，他在流亡藏人当中主导了以西方民主为榜样的政治改革，民意代表和行政领导人都是直选，并强调言论自由。但保留了一个底线：绝不搞多党制。
流亡藏人领导人、拥有哈佛大学法律博士学位的洛桑森格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坦率以对：“多党制下，政党的唯一目标就是让另一个政党垮台，从而导致权力斗争，进而间接的导致对国家的损害和政治的不稳定。对我们而言，没有政党的民主能够运作的更好。因为所有的候选人都把精力用于事业而不是权力斗争”。
凭这一点也可判断，达赖心里很明白，他所面对的中央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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