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风前往北京参加阅兵式的韩国总统朴槿惠近日在北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希望于今年10月底或11月初在韩国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谈。
中日韩上次首脑会谈是2012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由于中日、日韩关系围绕历史认识及领土问题而恶化，中日韩此后尚未举行过三国首脑会谈。今年3月的中日韩外长会上日本提议希望4月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谈，但由于4月是日本靖国神社春季参拜，8月安倍要发表战后70年谈话，中韩当时持观望态度。而如今中韩就三方首脑会谈达成共识。这被认为是中日韩历史纷争降温，中韩对安倍谈话基本满意的信号。
然而，当12万日本民众冒雨聚集到东京国会大厦和首相官邸周边反对新安保法案，当村山谈话的发表者村山本人亦对安倍谈话猛烈抨击，中国没有理由原谅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虚无主义，也没有道理对安倍的军国主义主张充耳不闻。
就事实而言，从安倍谈话规避反省道歉到不断抛出侵略未定论；从日本驻华大使馆官员集体抵制阅兵中国的抗战阅兵到积极阻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韩国总统朴槿惠等出席阅兵；从不断让二战时期服役的日本“出云”“加贺”号军舰下水到强推新安保法。安倍既没有心里气量面对历史，也不打算反省历史，更以过往的历史为荣。他在历史问题和战后秩序问题上已经越走越远。对待这样的政客，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中日韩三方首脑会谈等任何能让外界误解中国立场的和解事件都不应该发生。
安倍的右翼思想更系统完备
安倍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出身于长州藩山口县。从历史上看长州藩出了八个首相，都是对中日关系造成极大损害或制造障碍的领导人。其中自1894年甲午战争至1945年的日本有五名首相都与战争有关：甲午战争时期的伊藤博文、山县友朋，日俄战争时期的桂太郎，入侵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的田中义一，一战时期的寺内正一 。战后出身于长州藩的有三个首相都与安倍有亲属关系：岸信介、佐藤荣作、安倍晋太郎。长州藩系首相不是战前发动战争侵略亚洲的头目，就是战后亲美反华的右翼政客。
在安倍的思想体系中认为出身家乡的首相都是“伟人”。在安倍谈话前，安倍回到山口县老家曾到吉田松阴墓前祭拜。在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战争的鼻祖丰臣秀吉，其主要思想继任人之一便是吉田松阴，而吉田松阴又是伊藤博文的老师，后者成为明治维新后亚洲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
此间返乡安倍还表示，争取执政到明治维新150周年即2018年，因为明治维新50周年执政者也是出身山口县的寺内正一，100周年是其外叔佐藤荣作，150年应轮到其执政，可见这种历史情节何等之深。这无疑是一种超越朴素家乡情怀的政治DNA的传承，其历史观、战争观以及精神动力的来源都在长州藩山口县。
应该看到，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各部分也是可分的，尤其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战略的传承。比如田中角荣就是新潟县人，大平正芳是香川县人，相比之下并没有祖上传下的历史野心和欲望以及对邻国态度的偏激。地域文化基因对安倍的影响是无法祛除的。这也是安倍并不可信的根本原因。
该对日本彻底算历史账了
在战后70年的关键节点，除了日本应该重新反思历史，中国作为二战东方战场的当事方，或许亦应当反思自己在战后的一些做法。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表现出的犹豫与退缩倾向，同样也是造成今天日本拒不反省历史的来由。
1951年旧金山和会上中国大陆被排除在外，国共甚至为了获得战败国日本的肯定从而确立自己“正统”身份而陷入新一轮竞争。作为整体，中国既没有在对日本的问题上站稳战胜国立场，也没有能够以战胜国姿态拿出自己的对日裁决方案。
1952年，退居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为了“正统”名分抢先与日本签订日台《台北和约》，放弃战争赔偿并接受旧金山和约下的亚洲秩序，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与日本左派进行接触，早早表明了不要求日本道歉的基本态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开始飞速发展，而社会主义中国与苏联关系彻底恶化，同时为日本改善与大陆和台湾双方的关系打开了突破口。如果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围绕《旧金山和约》发生的种种，是限于国力凋敝无法免于屈辱被动境地，那么，中国20世纪60年代此后以经济关系、政治利益覆盖历史问题纯属“鸵鸟式”的做法。
从蒋介石“以德报怨”到毛泽东“感谢日本”，中国对日本战时所作所为的宽容态度，无论是出于纯粹现实主义的自身眼前利益考虑，还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使然，都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助长日本战后危险倾向膨胀的其中一个影响因素。
现如今中国对日本修改宪法国内通过法案的议程无权干涉，是不争的事实。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日本在战后秩序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中国的精力不该消耗在安倍谈话上，而是该对于日本社会当中存在的军国主义倾向保持高度警惕。
历史问题作为已经确定无疑的事实，理应拿出确定不变的态度来处理。中国原谅日本战争罪行与否并不是关键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对日本历史态度的立场，决不能取决于中日关系一时的冷热，中国究竟如何看待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上的日本，又对日本在战争反省和道歉方面究竟有怎样的要求，这些细节需要的不仅是学理、法理上的具体澄清，也需要上升到执政者政治底线的高度加以确认。否则，中国在抗战历史上的正当诉求，将不可避免地长期陷于被动境地。 (陆莲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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