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迷信”上层路线 相当危险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北京再撒钱，成效如何不好妄下断言，但是某些细节可以提示人们今天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当局宣称，由俞正声率领的访问团向西藏赠送多项纪念品，包括便携式太阳能电视机、电动不锈钢酥油茶机等，主要面向西藏自治区基层组织、学校、卫生院、敬老院，行政村、农牧民、城镇家庭，寺庙、佛学院，在职干部职工、教师、城镇居民、驻藏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离退休干部职工等发放。

　　请注意，发放对象既包括宗教、党政机关上层，也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农牧民。这并非是中共第一次向普通农牧民普惠，至今人们也才难以窥见数件纪念品所能起到的作用。曾几何时，中共“迷信”走上层路线，倾向于笼络宗教和党政上层。

　　从羁縻到土司 上层路线的妥协

　　上层路线意味很大的冒险和偏颇。我们需要承认，一个群体的上层的确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掌握更多能量，抓住这些“关键少数”的确是必须的，尤其是对全民信仰的藏人群体而言。出于立竿见影的效果考虑，每个中央政权都会倾向于以这种方式实现有效的统治。

　　羁縻正是这种统治的一种形式。《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解释说：“羁，马络头也；縻，牛蚓也”，引申为笼络控制。实行羁縻政策的地区名义上从属朝廷，实际由当地原住民首领统治。汉代在与西域等国取得联系后，类似于设立都护府的统治形式并不占据主导，而是侧重封赠朝贡体系的同时保留其原有的官制和僚属。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请求内附，则是通过与上层的联姻，尽管王昭君并非事实上皇亲贵胄，但此“上层路线”显然令双方获益匪浅。

　　唐朝曾对东北、西北、西南少数民族采用羁縻政策，承认当地土著贵族，封以王侯，纳入朝廷管理。在唐朝军事力量笼罩之下的地区设立羁縻州、县，其长官由部族首领世袭，内部事务自治，并进行象征性的进贡，但是负有一定责任，如忠于中原政府、不吞并其他羁縻单位和内地州县，以及按照要求提供军队等等，实际上中原政权将其视为领土的一部分，文书用“敕”；对于“鞭长难及”的内属国，如疏勒、南诏、回纥、契丹等，一般封为都督或郡王，她们拥有自己的领土范围，但是其首领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中央册封。唐太宗时曾封赐渤海国君“忽汗州大都督”、疏勒国君为“疏勒都督”等。

　　元代逐渐形成的土司制度更具代表性，它仿效羁縻制度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土司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批准。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税金、劳役、并按照中央的敕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力。明末清初，郑氏家族统治台湾，开始对原住民推行土官制度。“土官”或为推选或为指派，但权威决不及部落酋长，因此此策略实际上并非上层路线。

　　无论是羁縻还是土司制度，事实上都反映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治薄弱，不得不与之达成一种妥协状态，牺牲一部分“主权”（主要是人事任免权、财权、军权等）以换取其表面上对统一国家的维系。一旦中央有能力进行直接统治，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必然不会允许类似的割据力量继续存在。在此情形下，明永乐十一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因争地叛乱。此后中央开始寻求“改土归流”。清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阐述改土归流的必要，中央开始大规模以武力力推。

　　从藏疆到香港 中央的“盲点”在底层

　　至于西藏，中央对西藏的控制也大致存在类似的薄弱不一统治关系。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覆灭四百年后，蒙古崛起。1247年，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嘎坚赞率西藏各部来归，蒙古由是建立与西藏上层的密切关系。忽必烈在位时期，册封其侄子八思巴为帝师，并通过其任命总管西藏事务的行政长官和13个万户府的万户长，实现统治。明朝建立继续羁縻西藏宗教上层，不断以“法王”、“灌顶国师”等封赠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清代稍作调整，建立噶伦制度，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管理西藏事务，从名义上看，中央也依然默许了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清朝覆灭后中央内忧外患不绝，总体来说尽管达赖喇嘛和班禅接受中央册封，但中央的影响力大不如前无法实现有效掌控，即便上层联系也是脆弱的。

　　中共建政，首先接触的也是处于上层的西藏地方政府，与彼时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签订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十七条协议”。当时中央作出的“羁縻”承诺正是“对西藏现行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不过，到1953年农奴制改革，周恩来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事，中央与西藏上层的矛盾才不断激化，直至达赖喇嘛出逃。如果说农奴制改革所激发的骚乱乃是西藏政教上层利益受触动挑起的底层暴动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当中共民族宗教政策松动时发生的街头骚乱便没有那么简单了。

　　俞正声赴藏出席自治区成立纪念，与当地宗教界人士接触

　　事实上，即便是废除农奴制残余，但中共仍然无法忽视西藏传统的印记，包括宗教上层、贵族在内依然是影响西藏稳定的重要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央通过这一改造实际上改变了西藏社会结构，既有的上层统治被分解，由中央委派和西藏本地亲中央势力结成新的上层。这成为中共维系西藏统治的新的依靠力量。2008年曾有一篇台湾《中国时报》的文章《西藏问题，关键还是在底层民众》提到，清朝治理西藏，极少插手西藏内部事务，使得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二百年来相安无事。1951年中共进入西藏初期，也采取相同政策。毛泽东极尽拉拢藏族上层，除驻军西藏较为敏感，其余给予藏人高度自治……该文引述当时《人民日报》驻藏记者刘伟的话，记录一些拉萨人对这次动乱的看法，指出“政府应该反省对藏政策，笑脸总对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的心。现在闹事的人并不孤立，孤立的是干部。”因此，西藏问题，不全然是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和外国势力等外部因素所造成，关键在于西藏内部，尤其是底层群众，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既深刻又真实……

　　坊间传闻邓力群的一段话其实也值得深思。据称，1980年末，时任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等闻听中央每年补贴西藏的5、6亿元人民币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因此大为光火，认为这部分钱应该完全用语当地藏人，汉人应该撤出西藏。赵紫阳派伍精华赴西藏，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其实，无论是单纯依靠赴藏汉人，还是拉拢西藏政教上层，均有可能“培育”底层社会的不满。

　　9月初，中央发布年内第二个西藏白皮书《民族地域自治轨制在西藏的告成实践》，狠批20世纪50年代，“西藏社会依然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这种存在了几百年的黑暗制度，扼杀人权，摧残人性，是人类社会最为落后的制度”，大贵族、大活佛和高级官员被认为是天生高贵的人，处于最上等地位，对广大农奴实行残忍压迫。而西藏自治区成立至今，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自治区人民当局主席均为藏族庶民。2006年以来十年间，直接、间接落实强农惠农补贴资金累计达到706.36亿元人民币，“提升了农牧民的生活品质”。

　　但在解释内地问题时，习近平又反问：“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并且说：“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巩固住我们的政权。”

　　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藏区民间近年不断出现的自焚、抗议事件不排除有本民族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流亡的达赖喇嘛可以很现实地宗教影响转化为政治号召力，但“病在骨髓”，最根本的是西藏本地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割裂。从某种意义上说，达赖喇嘛对底层的号召力仅仅是具有符号意义的想象。

　　其实，不独西藏问题上，中共在类似一贯问题片面的上层路线已经多次提醒中共。在新疆问题上，中共的影响力所及也仅仅是在与官方拥有利益衔接关系的官方宗教上层和党政系统中，而实际上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南疆区域缺乏凝聚力。这也正是频繁恐怖袭击事件和“迁徙圣战”参与者多来自普通底层民众的原因。

　　相类似，今天香港局势恶化，也有北京没有认真思考香港社会分层所致。正是北京倾向与吸纳建制派议员，和香港工商界上层搞好关系，片面地忽略香港今天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底层民生，导致内地与香港在整个民间层面上互相对立越发趋于激烈。北京所谓支持港府改善社会民生，减小贫富差距等笼络人心、派发利是的动作，其实也不过收效甚微的“小恩小惠”。

　　总之，在当下普遍具有民主化素养和草根意识觉醒的社会，上层路线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危险的选择，它只能通过隔阂来制造不满和对立。　　(穆尧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