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下台前后：李瑞环李先念态度关键

　　201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助理研究员、中央文献出版时社长、共识网创始人周志兴在共识网撰文纪念胡耀邦。“我没有接触过耀邦，但是，他的两个秘书都当过我的领导，我和他们有非常密切的接触，他的长子胡德平，三子胡德华都到过杉园，我和他们也有近距离的交流，可以说，我是间接地接触了耀邦。”文中披露了胡耀邦免职前后的心态，李瑞环、李先念在其下台前后的态度。

　　莫名其妙地被免了 耀邦自己的心态呢？

　　第一次直接感受耀邦的党性，是在1987年初。

　　那时，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组做一个助理研究员，我的组长刘崇文，曾经做过耀邦在团中央时期的秘书，后来做了团中央办公厅主任。耀邦在团中央时期的另一个秘书高勇，后来做过团中央组织部长，此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担任秘书长。

　　我们一小伙年轻人都知道，他们俩和耀邦关系非常密切，经常到会计司胡同耀邦家里去，也在一起打桥牌。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两个人都是要提拔的，当上副部级是指日可待的。

　　但是，年轻人中的消息灵通人士突然得到了消息，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耀邦莫名其妙地被免了！

　　因为没有正式的文件，我们只是工间操时间在毛家湾的院子里窃窃私语。冬日的北京很冷，但是，我们的心里更冷。

　　我当时想，老刘肯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是耀邦家的常客。于是，我大着胆子问他，是有这事情吗？老刘当时就不高兴了，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如果这样免掉一个总书记，岂不是笑话！

　　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刘并不知情。那么，耀邦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是讲组织原则，党中央没有正式发文件，他就不说，哪怕是亲近的人。

　　本来就敬重耀邦，这样一件事，他的形象更高大了。

　　耀邦在世时，老刘很少讲他和耀邦的关系，也不说他的故事，到耀邦去世很久，老刘也退休了，才零零星星说一些。从这些小故事里，我知道了，这个党性原则，耀邦是坚持始终的。

　　老刘说过这样一段往事：

　　1988年，老刘还在刘少奇研究组，因为写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文章，向耀邦同志请教一段马克思语录。不久，他就将这段语录亲自写好，让机要秘书给老刘寄来。这段语录是：“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克斯基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

　　这段语录，虽然是用在纪念刘少奇的文章里，何尝不是耀邦自己的心态呢！

　　从胡家继承的党性原则 看耀邦的品德和作风

　　就在几天前，我忽然接到耀邦的长子胡德平的电话，说了些别的事情后，我对他说，马上就是耀邦100岁诞辰了，我们共识网和我本人都愿意为这个日子做些事情。

　　德平表示很感谢，但是，他说，中央已经有了统一的布置，我们家属全力配合，除此之外，和耀邦工作有关的地方和单位也会做些安排，我们也是尽力配合，就不再多做些别的事情了。

　　我看，这也是胡家继承的党性原则。

　　这个电话，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德平，一次，有人请我参加一个座谈会，说是德平编了两本书，一本是讲可持续发展的，叫《绿色火车头》，这我没有意见。另一本是“两门政治”，意思说，耀邦家一个门通向中南海，一个门是对着胡同的。讨论中有人提出，这是耀邦的特点，历代皇帝和其他领导人都做不到。我提了不同意见，我说，其实，深入百姓中，是很多封建帝王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没有必要大书特书。

　　那天，德平没有在场，但是，很快他就知道了会上有不同意见，这本书最后也没有出版。但是，在这之后，德平就和我有了比较多的接触。

　　从善如流，也是德平老爹的品德。

　　在耀邦身边工作的人员中，我也看到了为别人着想，不添麻烦的品格。

　　崇文曾经和我说，退休后，每年冬天他都到三亚或者北海过冬，这样他的身体才不至于在寒冷的北京受罪。我原来以为，老刘当了这么多年的胡耀邦秘书，又当过团中央办公厅主任，一定有很多故旧在各地照应着他。没想到，直到他去世后，他太太才告诉我，他们从来不找地方的朋友，更不会去找当地的官员。他们都是自己租一个当地的两居室，自己做饭，自己解决交通问题。只有一次，在广西北海，实在买不到火车票了，他们才给当地桥牌协会的朋友打了电话。这下惊动了当地领导，便出来请吃饭，邀请他们住宾馆，这位领导还说，只要是我在这个位置上，你们来了，一切由我安排。

　　以后，老刘再也不给当地朋友电话了，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

　　这也是耀邦的作风。

　　就连邓力群也承认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折射而来的光芒照亮我脚下的道路

　　1988年，刘崇文接受了耀邦的邀请和中央安排，准备重回耀邦身边当政治秘书，为耀邦整理资料，并且也准备写他的回忆录。但是，那年正好是刘少奇诞辰90周年，刘组的活儿一时放不下，老刘就两面跑着。他也陆陆续续和我们说一些那边的情况，后来，写在那篇《耀邦去世前半年的心态》里。老刘记录了一段耀邦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1987年初下来后，先用3个月清理了我的讲话稿，有几百万字。德平（注：耀邦同志的长子）也帮助看了看，他说没有错误。后来又用5个月翻了马恩全集，以前看了40多卷，做了些记号，这次写了笔记。那8个月是过于劳累，影响了身体。十三大以后就生病了。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同时也不做坏事，不做丑事，从来也不做坏事，基本不做丑事。去年到天津，李瑞环说，你政治上的作用已消失，应找点精神寄托。我就写诗，在山东写了十几首，家里人看了觉得不错，可送给一些专家看了，认为不行，意思可以，但不合韵律。后找了王力的诗词格律看了，再看别人的诗，现在不敢写了。

　　就在耀邦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心脏病的前两天，他对老刘说：我不想呆在北京，开完会我们还是到下面去。同时，他又犯愁地说：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家欢不欢迎我？因为有这个顾虑，他还是想到天津去，觉得和李瑞环比较熟悉，去他那儿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担心李瑞环是不是欢迎他。老刘当时对他说，你这是多虑了，不仅李瑞环会欢迎你，你到哪里去，人家都会非常欢迎的。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待罪”之身，深怕连累、影响了别人，给人家带来困难和麻烦。

　　时时为他人着想，这是耀邦的风格。

　　老刘还和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情：

　　十二大选举总书记，耀邦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赵紫阳，他那时就作了十三大退下来的准备。他说，到那时，想找一个靠近农村的中小城市，住到那里去，不再干预中央的工作。

　　耀邦逝世后，夫人李昭就是根据他曾经表示过的这一意向，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的。

　　刘崇文和高勇是我在工作中接触较多的人，从他们身上，我也看到了他们的善良。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最后两年里，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打击，很多人对我唯恐避之不及，而他们两位不同，尽管那时他们因为那场风波双双被免职，也在走背字，但是他们却依然关心我，帮助我。而且，他们和我非常交心，很多私密的话都对我直言不讳。

　　从他们身上，我也看到了耀邦的影子。

　　高勇在做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时，都是我的直接领导，他是这样评价耀邦的：

　　胡耀邦的性格很直，藏不住话，对别人没有防备之心。在团中央时，我觉得他威信很高。威信高的关键是，那时他和谁都是讲真心话。交谈中老打官腔是挺讨厌的，你能听得下去？耀邦是不设防、讲真话，这一点非常突出。

　　但是耀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说的：我批评起来喊打喊杀，但真的要做组织处理，我下不了手。他不怕批评过头，但是落到文字、组织处理上，他怕过头。包括做结论，他字斟句酌，非常谨慎，生怕过头。

　　老刘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耀邦是一个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不会搞权术耍手腕。他胸无城府，表里如一，似乎不是政治家的样子。但是，他是赢得了尊重的，不管是在百姓中还是同事中。在与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不仅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意。长期以来，不少人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却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有”。他对干部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但他爱惜干部，从不整人。

　　大家知道，邓力群对胡耀邦积怨很深，但他也承认：“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事了。”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头一年生活会上，他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耀邦，但耀邦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就在耀邦即将被免职之前，中央很多参与此事的老人都心知肚明的时候，耀邦仍然蒙在鼓里。一次在上海，他听说李先念也在上海，就安排要去看完他。不想李先念却紧张了，以为耀邦知道了信息要找他打探消息，就马上到耀邦的住处来看他。

　　当时先念的腿不好，是坐面包车来的，到客厅坐下后就对耀邦说，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

　　耀邦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便告诉他：没什么事，今天中饭后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

　　李先念好像放心了。然后他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当时耀邦并不知道要解决他的问题，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还同警卫参谋说：现在谁还斗争先念同志？

　　耀邦诞辰100周年，他辞世也有二十多年了，这几天会有很多的纪念文章，我无缘在耀邦身边工作，没有直接的感受。但是，通过他的家人，他的秘书，我还是感受到了耀邦人格的光芒。

　　这个光芒，是折射而来的，也是照亮我脚下的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