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止刘志军谷开来？死缓都会减无期

　　12月14日中午，几乎每家媒体都在忙于推送这条消息。一者原为正部级干部，一者是原副国级高官之妻，由于身份“特殊”，哪怕是有关他们在司法程序中的细微枝节，舆论似乎也总难以避免地陷入习惯性猜疑。

　　死缓适用于什么人？什么情况下可以减为无期？是否还有其他的减刑可能？先明确这些问题，我们才具备了探讨刘、薄减刑案的基础。

　　死缓：变通的死刑执行方式

　　刘志军和薄谷开来，二人虽罪名不同，但历经司法裁判后均获刑死缓。这一裁判结果，或许也是许多人质疑的源头：为何不是死刑？

　　死缓，即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定义为：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

　　这也是中国刑事立法中独创的一项制度。本质上来说，死缓是一种变通的死刑执行方式，不属单独的刑罚种类。

　　两者的区别在于，使用条件、审判程序和刑罚执行方式不同。如：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死缓则适用于罪该处死，但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

　　对于什么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现行法律没有明确的解释。但现实是，在“少杀、慎杀”的口号之下，死缓的出镜频次已是越来越高。

　　针对公众的诘问，刘、薄二人的判决书亦已做出了解答。

　　在刘志军案中，法院考虑到他造成的经济损失已大部分被挽回，且认罪悔罪，故“虽论罪应判死刑，但可不立即执行”。

　　而薄谷开来则向有关部门提供他人违纪违法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处起到了积极作用，加之她当庭认罪悔罪，法院最终判其死缓。

　　减为无期：死缓犯最常见的减刑之路

　　回归到死缓减刑的问题上来说，所谓的缓期“两年”，最朴素的理解是：对死缓犯最终是生是死的两年考验期。

　　对于死缓的减刑规则，刑法第五十条的表述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

　　也就是说，只要在两年“考验期”内没有故意犯罪的死缓服刑人员，即可减为无期徒刑。

　　这也正是刘志军和薄谷开来所对应的情况——他们二人的“提请减刑建议书”中都有“服刑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表述。

　　所以，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刘、薄二人的减刑，其实就是在“走程序”。

　　现实中，死缓减为无期也是绝大多数死缓犯经历的减刑过程。

　　如，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这两位“副部级”老虎，都是因“服刑期间无故意犯罪”从死缓减刑为无期徒刑。

　　死缓之“缓”，更多的在于其威慑之力。

　　有统计显示，在一些省份，自1997年刑法修订之后的十余年里，甚至没有一个死缓犯在换期内因故意犯罪，被最终执行死刑。

　　死缓的另两种结局

　　两年“考验期”内，如果表现出众，还有可能获得更大幅度的减刑。

　　刑法也明确了这一点：对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死缓”两年期满以后，可以直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这里的“重大立功”，依据的主要是刑法第七十八条罗列的几种情形：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刘志军和薄谷开来在监狱里的表现都不错。比如，刘志军曾因服刑改造表现较好，获得2014年度获监狱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奖励；薄谷开来在燕城监狱里获得了表扬3次。

　　但这些成绩，似乎还够不上“重大立功”。所以，他们还不能满足直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条件。

　　不过，硬币有正反，世事也总有两端。

　　如果死缓犯没有抓住“考验期”的表现机会，继续作奸犯科，即还有故意犯罪行为，在查证属实后，一旦最高法核准，就真得执行死刑了。

　　减不减刑，谁决定？

　　作为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却并不掌握减刑的“生杀大权”。

　　减刑的法定程序是：由执行机关，一般也就是指服刑人员被关押的监狱，向中级以上的法院提出减刑建议。法院组成合议庭后审理，对确有悔改的或有立功事实的，予以减刑。

　　根据2014年修订的《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死缓犯的减刑，由监狱提出建议，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审核同意后,提请罪犯服刑地的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这也就是为何薄谷开来虽然合肥接受审判，其减刑建议却提请至北京市高院。

　　以薄谷开来减刑案为例：燕城监狱拟为薄谷开来提请减为无期徒刑，向北京市高院提请减刑建议。北京高院审理后，如果认为符合减刑条件，即可裁定薄谷开来的刑期减为无期。

　　因此，有部分说法称把“北京高院建议薄谷开来减刑为无期”，就实属谬误了。